疏而不堵：古代中国人从黄河所获得的独特治水理念
2013-04-02 20:50阅读：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年）曾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文明越是古老，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就越深。在世界五大古代文明中，有四大文明都直接发源于大河，大洪水则是这些古老民族的共同记忆，但他们对待洪水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这一切都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华夏文明的舞台是以黄河为中心展开的。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的感情都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它为两岸居民提供了充沛水源和繁盛的动植物，孕育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它频繁的泛滥又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被称为“中国之患”（China’s
Sorrow）。如何减轻黄河水患也就成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人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约公元前23世纪的颛顼时代，就有了共工因治水失败而被诛杀的传说。他采用筑堤防水，虽然短时期内可以起到作用，却经不住长期的考验，以致河堤崩溃后适得其反，出现更大水患。到了尧舜时代，水灾依然。禹的父亲鲧受尧之命治水，他仍然沿袭共工氏筑堤堵塞的老办法，治理九年，不见成效。舜继位后巡视治水情况，看到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便把鲧处死在羽山，同时授命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大禹总结了前人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堵塞为疏导的办法，通山川，疏沟渠，历时13载，终于制服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治水时，大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废寝忘食，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至今仍被人们所称颂。
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说之一。2002年，考古学家在一件西周中期制作的青铜礼器上发现有98字长篇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为这个古老传说的真实性提供了最早的证据。对于现代人而言，远古先民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治理洪水有些不可思议，那时的人们似乎也没有治理洪水的必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4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人烟稀少，人与洪水之间的矛盾冲突绝没有今天这样严重，人们完全可以选择更高更安全的地方繁衍生息。然而不管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至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早在远古时代，华夏民族就经常受到洪水的威胁，人们在选择更高更安全的地方生活居住的同时，还试图尝试各种方法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
图：记载有大禹治水铭文的西周中期青铜器
除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外，中国古代先民积极治水与中国独特的地理地貌有很大关系。距今3000多万年前，由于南北两个古大陆板块相向漂移，喜马拉雅山开始崛起。200～3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猛烈碰撞并插入到欧亚板块下面，在西藏地区发生了由南向北的迅速抬升，形成了世界上最高也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世界第三极”。俗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地势高亢、幅员广袤的青藏高原就是一座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天然水塔，承纳来自海洋蒸发的水汽所凝结而成的雨雪，日积月累，堆积成雪岭冰川。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冰雪又不断融化，滴滴雪水汇成涓涓溪流，小溪汇入大河，顺着地势奔流入海。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上著名的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由于青藏高原与海平面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河水的流速较快。特别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含泥沙量之大位居世界各大河之首，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河道不断抬高，某些河段河床甚至高出河岸两侧，形成“悬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决堤改道。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如此剧烈的河道迁徙变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图：黄河中下游河道变迁图
黄河四季都可能发生洪水，在冬春季节有凌汛，夏秋季节则暴雨频繁。春天一场大水会使刚刚播种下的希望化为泡影，一场秋雨又可能使眼看到手的谷物颗粒不收，而一次大的决口改道则会给沿途带来灭顶之灾。难怪《管子·度地》中说：“五害之属(水、旱、风雾雹霜、厉、虫)，水最为大。”面对不时出现的滔滔洪水，古人曾经恐惧和无奈，可能也曾祈求神灵保佑。女娲补天的传说，可能就反映了大雨连绵，河水泛滥，人们想象能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使降雨停止，平息洪水。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治理水患。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相传黄河上游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向下跳跃，即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鲤鱼跳龙门”。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舜死后，推举大禹继承王位，史称禹王，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主要统治区域为今天河南、河北及山东的一部分地区。今天山东省禹城市境内的具（贝）丘山遗址，根据考古研究属于龙山文化遗址，其时代与大禹治水及其前后相当，人工垒筑的土堆较高，突出于当时周围地表之上，根据禹城县志记载，大禹治水时曾到具丘山来察看水势，治理水患。
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大禹真的治水成功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彻底根治黄河水患。也许大禹只是成功地治理了部分河段的水患，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治理成功，所谓成功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我们的先人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尝试治理黄河水患，并且在此过程中深刻感悟到了洪水的威力及其自然特性，总结出了如何应对河水泛滥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从而减轻水患。因此，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就出现了许多专门记载河道分布的书，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共记载了1200多条河流的分布走向及点缀在河流两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有关水道分布的描述是中国地理学方面很特别的，在其他民族文献中未曾看到类似的记载。宋代的石刻“禹跡图”则是以图的形式描述河流分布的。这幅以古代治水英雄大禹命名的地图，实际上就是一张古代中国水系分布图，标注名称的河流近80条、山脉70多座、湖泊5个，河道走向和海岸线的轮廓与现今地图的形状十分接近，它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治水实践的结晶。
图：禹迹图墨线图。于刘豫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即南宋绍兴四年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图形近正方形，注明比例“每方折地百里”，每方格的边长相当于宋代的一百里，约1：4,500,000。图中的东京指开封，南京指商丘，西京指洛阳。此图最突出之处绘有方格，纵七十三，横七十，共计五千一百一十方。海岸线和水系轮廓都较精确，线条简洁流畅，比例适中，很难想象古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如何绘制完成的。李约瑟称赞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图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曹婉如主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位于川西北的都江堰则是疏导治水理念的成功范例。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海拔4000多米，自源头到灌县为上游，340公里的水程，竟下降3000多米，水流十分湍急。川西一带又是著名的多雨区，人称“西蜀漏天”，因此岷江的水量非常丰富，年均径流居长江各大支流之首。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6、7、8这三个月，在此期间经常出现洪峰。因为岷江的洪峰流量很大，又因为当它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成都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缓，所以洪水极易在此处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成为泽国。秦昭王时(256
BC)，蜀郡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访察水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设计和修建了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兼具泄洪与灌溉两大功能。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引水口结构奇巧，布局合理，使枯水不缺，洪水不淹，泥沙少淤，水旱从人，2000多年来持续浇灌滋养着成都平原，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正如《水经·江水注》所云：“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除工程本身设计的独特之处外，都江堰之所以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运行不辍，效益卓著，还与岁修有关。每年洪水季节都会有五六百万立方米沙石被洪水冲击而下，滞积在坡度放缓的渠首河道内。因此，都江堰自创建以来，就由李冰确立了一年一度、从不间断地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的制度，即在冬春枯水季节组织人力淘挖掉飞沙堰坝前淤积的沙石，以保证宝瓶口正常进水；同时每年又不能把飞沙堰筑得太高，以免影响泄洪排沙。这就是被后人尊为李冰治水六字真诀的“深淘滩，低作堰”。这套岁修制度与渠首三大工程相辅相成，很好地解决了引水灌溉和泄洪排沙的世界水利难题。
图：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
面对河水泛滥，其他民族都将之归咎于神的惩罚或恩赐，唯有中国人很早就尝试治理洪水，并且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治水理念，他们还把这种治水理念扩展应用到其它领域，比如解决社会问题和治疗人体疾病。
本博客内容节选自主编的《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卷》上卷第十章“对针刺疗法唯独起源于中国的思考”。该图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