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与19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
2021-02-05 16:22阅读：
【《芒种》2020年第11期】
在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中，作家苏童长期以来被视作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即使有研究者指出苏童除先锋作家之外的多重身份，他们也大多将其归因于新世纪以来的“现实转向”。事实上，苏童对于“现实”的关注并非自新世纪才开始。早在1990年代初，苏童就以一系列带有“新写实”意味的小说跨越文坛。而研究者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究其原因，这些带有“新写实”意味的小说因与苏童小说整体风格带有较大差异而难以归类。但这不仅遮蔽了苏童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不利于理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正恰逢“新写实小说”开展的如火如荼。时任《钟山》编辑的苏童自然不会无视于“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无论是创作还是其他方面，苏童与19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将苏童与新写实小说相连，并非是要赋予作家苏童以多重身份，而是极力呈现作家与文学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在1980年代中后期，苏童小说的创作风格整体上呈现出先锋文学的特质。但“与同时代大多先锋作家相比，他的写作是最具写实性的”。苏童的先锋小说既不同于马原的那种虚构的实验，也不像余华痴迷于暴力和戏仿，更没有格非早期的艰深和晦涩。恰恰相反，苏童的先锋小说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字里行间透着江南水乡氤氲着的耽意倦怠。有趣的是，多年之后，苏童说道：“我对先锋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姿态，另一方面又觉得写作姿态不是那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写作深度和质地。”应该说，苏童对于“写作深度和质地”的强调已然超过他对风格和流派的认知。或许，这可以用来解释苏童多年来在历史/现实、先锋/传统、抒情/写实等方面的不断游移——苏童始终尝试以不同方式逼近他所书写的对象，为的是追求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深度。
如他所言：“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先锋本身是一种先锋，同时写作者宣誓效忠于先锋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保守陈腐一样有害。”
从这个角度说，苏童在1990年代初的几篇带有“新写实”意味的小说，也可看成他追求写作深度而进行的自我策略性调整。正如作家自述：“我一直认为当一个作家的创作形成所谓的风格之后，创作危机也随即来临，如何跳出风格的‘陷阱’，如何发展和丰富创作内涵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譬如我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那一个阶段有大量的作品。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我关注的所有命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人的命运和人的问题。”
表面上看，与绝大多数作家一样，苏童的此番论述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他在1990年代初的某种“转型”。但如果仅仅以此为证，则无疑会忽略掉当时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背景，即“新写实小说”的出现。这是因为，考察作家创作的转型不仅要关注作家本人在思想、心态或理念上的种种变化，还不能忽略作家所处时代及其身份、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就苏童与“新写实”的关系而言，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钟山》杂志社的有力策划有着重大关系。甚至可以说，《钟山》直接策划并发起了“新写实小说”。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杂志社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而是作为《钟山》杂志社编辑的苏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和发展。
不妨回到1985年底。苏童离开南京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社做编辑。这对当时的苏童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为苏童谋得了一份工作，而且给予了他很好的文学氛围。作为《钟山》编辑的苏童，他的日常工作除了编辑小说，就是到全国各地向名家约稿，诸如贾平凹、铁凝、路遥、张承志等。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钟山》杂志社直接参与策划“新写实小说”者当属副主编徐兆淮和范小天。他们二人最早提出并商议了有关这一举动的想法，并赴京拜访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等人说明创办新专栏的设想。而作为编辑的苏童似乎并未直接参与到“新写实小说”的策划。不过，作为作家的苏童却无疑参与到“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发展。
《钟山》1989年第3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作为杂志社推出“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举措。从1989年第3期到1991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历时两年多，推出了王朔、刘恒、梁晓声、周梅森、刘震云、苏童、赵本夫、范小青、史铁生、叶兆言、吕新、赵毅衡等二十多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值得关注的是，苏童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于同一年发表了两篇小说——一个短篇和长篇。短篇小说《狂奔》发表于1991年第1期，长篇小说《米》发表于1991年第3期。细读文本，不难看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刊发的作家作品并不像当初卷首语所说的那种“特别重视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而是聚集了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因此不排除借其造势的可能。即便单独考察苏童的《狂奔》和《米》这两篇小说，也不难发现它们风格的混杂和不统一。短篇小说《狂奔》以一个乡村少年“榆”的视角打量着这个充满死亡和恐惧的世界。一个在成长中不断“缺失”的男孩，身心被挤压得扭曲变形的结果。《狂奔》明显带有苏童早期先锋小说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篇先锋小说，而与当时的“新写实小说”相去甚远。长篇小说《米》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立即获得评论界的较大关注。《当代作家评论》于1991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评论小辑”刊发吴秉杰、胡河清、吴义勤的三篇评论文章。但吊诡的是，三位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小说在历史叙事方面的特质，而较少谈到作为“新写实小说”的贡献。唯一例外的是半年后的钟本康在《当代作家评论》发文指出：“眼下评论界把苏童作为新写实主义作家，《米》在《钟山》1991年第3期发表时也作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带头篇。其实，尽管苏童的近作采用传统的写实形式，但与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以写生存状态为标志的‘新写实’有着许多‘质’的差异。”这一表述提供了以下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在1992年上半年，苏童已经被评论界认为是“新写实主义作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钟山》要推动“新写实小说”，才把苏童拉入到这一阵营，而并非根据苏童小说实际的美学风格。其二，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作家的小说已然因其特定风格而被看作“新写实小说”，这与今天的文学史表述最为相近，而并非《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位。由此可见，“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刊发的小说并非按照卷首语划定的风格类型，更与今天所说的新写实小说相差甚远。如今，苏童的长篇小说《米》显然不会被归入“新写实小说”之中。
二
通过以上简单地梳理，应该说，苏童与“新写实小说”有着极其复杂的暧昧关系。一方面，《钟山》为壮大声势将苏童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拉入到“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之中，尽管这些作品的风格多种多样；另一方面，苏童等作家的写作显然并没有过多受到“新写实小说”的影响。这一点从范小青、叶兆言等作家对“新写实”是否存在的怀疑态度上就可窥见一斑。从这个角度说，当代文学思潮与作家个体创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张力。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更多是评论家结合文坛现状做出的判断和总结，而与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驰。同样，优秀的作家也不会因一时的潮流所动而干扰自己的创作。
那么，苏童1990年代初除了被拉入“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中，是否就与“新写实小说”再无瓜葛了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苏童的《已婚男人杨泊》（《作家》1990年第4期）和《离婚指南》（《收获》1991年第5期）有着浓厚的“新写实”意味，特别是符合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位。尽管两篇小说在当时受到的关注不多，更没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面目出现，但却成为苏童创作的重要节点之一，也涉及到“新写实小说”命名的流变。
短篇小说《已婚男人杨泊》的主人公杨泊在婚后早已丧失了原初的激情，只剩下一地鸡毛的琐碎和无聊。特别是在孩子出生以后，他更加无法忍受生活的重担和乏味，这直接导致了他与妻子冯敏的感情一再破裂以致无法修复。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已然使他不堪重负。除了眼前的苟且，再也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已婚男人杨泊》有着“新写实小说”的主题和内在的精神气质，但也“没有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那样礼赞世俗的神圣，也没有像方方的《烦恼人生》一样从重复和困窘中升腾出升腾出对抗磨难的抽象力量”。小说的结局是杨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短篇小说《离婚指南》同样有着“新写实”的精神气质。小说中，杨泊千方百计地想要离婚，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原因使然，不如说是发现生活毫无意义后的垂死挣扎，更是对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的绝望反抗。尽管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杨泊为了离婚可谓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与杨泊想要苦苦离婚而不得的局面相比，老靳通过装疯卖傻的办法先后离了两次婚，但离婚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老靳出了一本名为《离婚指南》的书，但在被离婚搞得焦头烂额的杨泊看来，这不过是狗屁。与此同时，苏童借杨泊的离婚事件，描绘了处在时代转折点上广大民众的集体心理——一种极度阴郁灰暗而又毫无意义感的生存状态。小说同名电视剧于1995年播出，引起较大反响。毕竟，离婚在当时还算得上稀有之物。
显然，《已婚男人杨泊》和《离婚指南》写的都是凡俗的日常生活对人的生命的磨损。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小说中的平凡人物都处于极度逼仄灰暗的空间之中。这与其说是家庭和婚姻的牢笼将人禁锢在泥淖之中，不如说是人们内心深处丧失意义感与价值感之后的极度空虚无聊。正如研究者指出：“两个杨泊，都是生活里失意、落寞的男人，不是日常生活的琐碎和艰难磨损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而是心灵、精神的失重使生活陷入恐慌和荒诞。”不仅是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苏童还一改往日擅长描写的温婉忧伤的女性形象，而将笔触深入到最为凡俗尘世中的饮食男女中。究其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集体社会氛围极大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为小说家的苏童同样无法幸免。社会思潮对作家创作乃至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容小觑。从这个角度说，苏童在19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还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苏童在1990年代初的这两篇小说都符合当前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义。
三
苏童与“新写实小说”之间构成复杂的张力与错位。这一错位经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最初表露。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新写实小说”的定义和内涵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是讨论苏童与“新写实小说”的重要内容。在两者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交叉与背离构成文学史书写的断层。“新写实小说”的命名发端于1988年10月《钟山》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讨论会。不过当时并没有提出“新写实小说”的概念，而是有“后现实主义”“先锋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提法。直到1988年底“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宣传广告在《钟山》刊登，“新写实小说”的名称才被正式提出。但在原《钟山》编辑王干看来，“新写实小说”其实早在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新写实”“只不过是我们把某种小说的叙事方式或者说形态放大，或者说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展示”。《钟山》一直强调“小说本身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评论家哪个编辑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一个刊物提出一个口号，让大家去写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看到这么一种涌动的暗流，把这种叙事方式、叙事策略从小说中提炼出来，让它浮出水面，加以概括和放大”。苏童则从作家的角度说，“新写实的兴起和评论界有关，主要是为了使文坛气氛活跃一点，使大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文学上来，这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好处”。尽管当事人站在各自角度的说法略有差异，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新写实小说”的发展脉络。这一说法最初由《钟山》酝酿、策划、发起，本身就带有文学与宣传的双重目的，再到后来令人始料不及的声势浩大，最终成为文学思潮而被写入文学史。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写实小说”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文学史命名的复杂性由此彰显。
就苏童与“新写实小说”之间的关系而言，作家创作与文学史命名的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重张力之中。其一，作家创作与文学史命名构成某种错位而非同步。后者通常落后于前者，且难以有效地概括前者的经验。反过来，前者也不会过多地受到后者的影响。其二，文学史命名的发展演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作家作品的接受。苏童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作品会随着这一概念自身的演变与文学史的命名的改变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从这个角度说，苏童在19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而又不断被确定的过程。
[注释]
张丛皞.时代潮涌中的自我镜像——对1980、90年代之交苏童小说的一种理解[J].当代文坛,2019(05).
苏童：“先锋”已经不再是想要的那顶皇冠[N].新京报,2019-3-16.
苏童.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J].时代文学,2003(01).
苏童.寻找灯绳[A].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
苏童、谭嘉.作家苏童谈写作[A].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7.
本刊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钟山,1989(03).
钟本康.两极交流的叙述形式——苏童《米》的“中间小说”特性[J].当代作家评论,1992(03).
张丛皞.时代潮涌中的自我镜像——对1980、90年代之交苏童小说的一种理解[J].当代文坛,2019(05).
吴雪丽.“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王干、赵天成.80、90年代之间的“新写实”[J].文艺争鸣,2015(06).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