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放军为什么能赢》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2022-09-09 16:14阅读：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是徐焰将军“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史”。2012年10月由广州经济出版社出版，2022年1月第24次再印。想让新一代读懂老一代，消除“代沟”需要展示鲜活的历史，包括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战争史。
历史是陈年旧账，后一代能读懂前一代吗？该书围绕着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对手有种种荒谬解释。以解放军八十五年辉煌历程为主线，以专题的形式，系统地讲述了解放军的建军历程、解放军在各历史时期为理想而进行的革命、解放军灵魂人物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以及解放军为守住革命果实而作出的不懈努力等。全面地分析并历史地还原解放军当年能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原因，从中提示其宝贵的精神实质。
硝烟四起，战火纷飞，人民军队星火燎原。一骑绝尘，搏天斗地，敢叫日月换了新天。
农民-土地-战争，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源。根植天古老农业经济上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一次伟大实践，从而改变了中华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新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打胜仗，靠的就是解决了农民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共产党分给农民祖祖辈辈盼望的土地，这才有了兵、有了粮，也有了千千万万运粮队、车轮滚滚运伤病员的民工队伍。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中的工作，主要做的又是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而土改又是打仗的保障。
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便是通过解决农民问题，领导全党全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如果你到革命圣地参观，看到那些印刷粗糙且纸张早已发黄的讲义、传单和宣言，可会想到在当年那可是点燃千百万人心中
希望的普罗米修斯窃来的天火。那些陈旧、粗糙、古老的农家运粮独轮车，恰恰又是支撑起宏大革命战争的擎天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当年的土地革命，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的革命战争中得到最形象的显现。
当年人民军队建军和作战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这一原理则是一切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始终应遵循的。
该书分十个部分让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历史，如何从弱到强，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中国革命如何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为什么“挥斥方遒”的书生能成领导革命战争？
1921年7月23日，13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秘密汇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密探搜捕，他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结束了会议，宣告了党的成立。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李大钊 陈独秀）
1920年6月，陈独秀同苏俄派到中国来协助建党的魏金斯基会谈后，对党名还拿不定主意，一方比较倾向于称“社会党”，这样在中国显得不太激进。为此，他写信托北京大学的张申府去问李大钊。李大钊的回答却是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时，陈独秀本人身在广州没有北上出席，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并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从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
中共“一大”“首次决议推陈独秀任书记”，这位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于1921年9中旬回到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中央机构十分简单，陈独秀的寓所便是办公处，他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则成了党的宣传机构。
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只能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导，引来党内同志群起反对，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沉溺于书斋中的文人，不可能懂得建军道路，陈独秀就是典型的例证。
“二七罢工”使党重视枪杆子，通过国共合作开始搞军事。1923年2月7日下午，北洋军阀用枪弹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堂课。
“二七大罢工”变成“二七惨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大家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黄埔军校成为中共建军开端，国共两党军队“本是同根生”。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联合苏俄，并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加入。李大钊、毛泽东等也参加这次大会并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共产党从此在广州有了合法活动的条件。
1924年6月26日，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当天，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夫人宋庆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陪同下，亲临广州以东20公里处的黄埔岛上，主持了隆重的“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蒋介石创建的国民党中央军队从这一天拉开了序幕，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自己的军队也从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共产党也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如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就有五名或毕业于黄埔军校或在那里任过教，十位大将中也有四人是黄埔前六期的学生。有了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建立红军才有了基础。
周恩来从西欧来到黄埔，成为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奠基人。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创建时，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建立政治部，并仿照苏联军队建立党代表制。
张申府在中共建党时起过重要作用，1921年中共建党前，张申府曾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联络，同年他赴欧洲时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到了德国，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做过中共三个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上司”。
1924年11月，周恩来回国，随即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主持了政治部门工作，翌年初又担任政治部主任。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为“三二0事变”或“中山舰事变”。
黄埔军变成蒋介石私人武装，2000名革命黄埔生成了校长的敌人。自1924年5月广州以东黄埔岛上的军校开办，至1927年春夏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1万多名学生。
1930年以后，蒋介石感到在长江以南最让他头疼的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朱云卿、军团长林彪等人都是黄埔学生，军团政委聂荣臻等人则是黄埔教官。
在长江以北，最让蒋介石头疼的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恰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如蔡申熙、陈赓、曾中生等人，同样也是黄埔学生。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的周恩来，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从黄埔军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建军道路——蒋介石以私人关系拉拢建军，共产党以政治理论和党的组织原则建军。日后国民党军队败、解放军赢的结局，在这时便已经注定。
工农武装缺乏战斗力，革命战争主力还靠正规军。
苏联的国家诞生日是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月23日，比建国还晚3个多月。
中国特定的国情证明，共产党打天下要靠工农群众支援，作战主力却只能是正规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是最早创建正规军队的人。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安排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刚刚毕业的第一期共产党中黄埔生为骨干，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后成立第四军独立团，史称“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百次暴动的失败证明，在中国打仗，必须靠真正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广大的工农武装才能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出于革命激情到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却没有打过仗，并对军营里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情形十分厌恶，于是退伍上师范学校。
经历了先后到长沙和北京求学，毛泽东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到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以后又在改组的国民党中央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仅34岁的毛泽东虽然从事社会活动仅为时几年，就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首批“清党”的通辑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内。
世界近代史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概括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
问鼎近代中国军事泰斗者，便是那个出身于韶山乡间，从未进过军官学校而喜欢文房四宝的农家子——毛泽东。
政治领军，靠“软实力”取胜。
从红军上井冈山，到志愿军在朝鲜同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军作战，交战双方的武器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人民解放军能打败一个个强敌，首先是赢在政治上。当年软实力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部队勇敢精神压倒敌人；二是军队有人民支持，“如鱼得水”；三是谋略水平高，战略战术灵活。
只有确保“软实力”的优势，未来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软”“硬”两方面都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二、在旧军队和暴动农民的基础上怎样建军强军？
接受的是旧式军队遗产，雇人当兵根本行不通。
1921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最早的党纲，还只是手无寸铁地泛论如何夺取天下。能深刻地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
南昌、秋收、广州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开端，可惜这三大暴动都很快失败，每次暴动只留下千人上下的部队，不过却成为后来建立红军的宝贵种子。
1927年11月，海陆丰起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12月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事实证明，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不通。
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军呢？在多数暴动都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找到一个方式，那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土地革命，依靠贫苦农民，建立一支不发饷的军队。
做革命的“山大王”，彰显率身垂范的统帅魅力。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历史潮流中随波逐浪者，只是常人之举；敢于反潮流超出常规者，方成伟人之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决定“分共”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暴动如果不顺利，可以“上山学匪”，同“山大王”交朋友。
1927年5月下旬，国民党反共军官许克祥以一个团发动“马日事变”，一夜便占领长沙，城内外的工农武装因缺乏训练和像样的武器一哄而散。
1927年9月末，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随之匆匆奔向井冈山。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党委决定部队的一切，所有的“长”都要执行党委的指示。
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在回忆录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特别看重“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措施。他对各位前委说，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还要求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
立足于农村建军实际，完善各项纪律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民军队探索，是党的集体在实践中共同努力的结果。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为大会制定了《军事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变雇佣制为志愿兵制，加强政治工作等，对全党的建军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8年初，毛泽东在分兵发动群众时，根据部队在执行纪律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老百姓的各种反映，于是在三大纪律之处又规定了六项注意：一是上门板、二是捆铺草、三是说话和气、四是买卖公平、五是借东西要还、六是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因仗越打越大，抓获的俘虏更多，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拿走了私人财物。又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不满。毛泽东根据这些情况，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实行了这一纪律，就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三大政治工作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议案》，后来通称“古田会议决议案”。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的历史贡献，是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明了斗争方向。
修改蹩脚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成为创举
从上井冈山开始，军队不发饷，靠什么招兵呢？毛泽东采取了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翻身农民参军，解决了没有薪饷情况下的兵源问题。毛泽东后来解释了一个根本原因便是土地政策有误。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回顾自己探索和学习战争的过程，曾说过：“我在井冈山搞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于这年4月到达了江西南部兴国县。毛泽东马上进行社会调查，很快制定了一部新的《兴国土地法》。这部土地法同《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打破苏俄模式，不再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正是由于《兴国土地法》解决了农民的切身得益，英雄的革命老区兴国县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便永远留下它的英名。这里是当年毛泽东表扬的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也是全国最有名的“将军县”之一。
红军进行的战争，在历史上也就称作土地革命战争。伴随着一曲兴国山歌，在这个仅有28万人口的县里，先后有8万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人。
《兴国土地法》的精神，以后推广到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全国第一“将军县”湖北黄安县，农民也是通过分到了土地，踊跃参加红军、赤卫队。黄安县后来改名红安县。红安县参加红军的有5万人，牺牲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共14万人。这个县后来出了解放军的61个将军，出了202个省军级干部，出了两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
以农民为主体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朱元璋和李自成，毛泽东所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绿林和太平军，恰恰在于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灿烂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大放异彩。
井冈山树榜样，各根据地忙效仿
1928年夏天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也面临怎么办、去哪里的问题。毛泽东这位誉满三湘的“润之”先生，成为他同县同乡彭德怀敬仰的对象。1928年底，彭德怀也率军奔向了井冈山，以过去未见过面的毛泽东为老师，学习建军经验，在井冈山斗争史上就此出写下了“彭大将军”的英名。
林彪于1925年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叶挻部队工作。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赖坊的协成店，给林彪回复了一封7000字的长信。这封信进一步阐发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基本形成。这封信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唤起群众觉悟，靠正确的“得益驱动”
蒋介石很爱开办军校和训练班，以经常亲自讲课，他的一名言是“打仗就是打将”。毛泽东同样也注重开办学校并讲课，他却强调：“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个是注重“将”，一个注重“兵”，结果“兵”赢了“将”。
土地，代表了农民祖祖辈辈的长远利益，这些人纵然自己牺牲，家人仍然可以享受土地革命成果。共产党领导红军、八路军从来不搞金钱悬赏。如长征时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所获的奖励只是每人一套新的列宁服。
三、为什么中共第一代将帅要从“青山大学”学会打仗？
学习先进战术必不可少，按军校正规教范却总打败仗
伟大在于“不二过”从失败中学会打胜仗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在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古语道，“凡猛将必起自伍卒”，毛泽东以士兵的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爱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这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伟大的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正确的军事思想来自实践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源于其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打得赢就打，打一赢就走”这句话，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对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游击战中探索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拢，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为敌人奈何不得的秘诀。
从“农村军事化”起步，重在根据地“内线”歼敌
毛泽东于1927年走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支援和投身革命战争，恰恰成为开始人民战争探索的第一步。
弱小的红军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时，最好的作战方式是诱其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逐步对其加以消耗，再选择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1930年末至1931年夏天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均是贯彻了这种诱敌深入再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暂时丧失了部分地区，却保存了军力，最后歼灭了敌人，达到“人存地失，人地皆存”的结果。相反，在1933年秋天于1934年秋天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实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固守防御，不敢诱敌深入，结果无法放手消灭敌人，最后反而丧失了整个中央苏区，被迫长征。
积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在到达陕北后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接着在抗战初期写成《论持久战》，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之间的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战争法则在中国土地上得到了最好的落实。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杰出将帅，正是那个特定时代所造就，毛泽东又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1961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30年前的一段往事，说道：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战争实际检验领导，“毛委员”变成“毛主席”
从1927年到1930年这三年间，红军经历了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的艰难历程，毛泽东从一个从来没带兵打过仗的文人起步，在名副其实的身经百战中掌握了指挥的要诀。加上他的政治见解高于他人，在实践中很快便显示出令众人信服之处。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处旧庄园里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这一天，在赣南的瑞金县城东郊的叶坪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仪式，当天傍晚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当选为这个全国最高革命政权的主席，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此也由“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同时，朱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威名，从此响彻了中华大地。
洋顾问致绝境，遵义会议现转机
中央苏区和全国的红军在发展壮大时，中国共产党内“左”的错误便在滋长，其特点便是盲目地听从和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党内便
将那些搞“左”的错误的领导人称为“教条主义者”。
1931年4-6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正常工作难以进行，王明害怕被捕准备远走莫斯科，临行前于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他年仅24岁的同学博古任总负责，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由于临时中央推行的路线过“左”，在上海也难以立足，于1933年秘密搬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博古对马列经典可以高谈阔论，对打仗完全是外行。便寄希望于国际上派一个懂军事的人来辅助他。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33年秋化装成外国神父潜入中央苏区。博古对他奉若神明，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制定以及红军部队训练、后勤组织等重要的军事大权交给其掌管，很快李德就成了对红军发号施令的“太上皇”。
此时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又50万军队从四面压向中央苏区。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数量和装备都居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同国民党军摆开架势打下了阵地战，结果奋战一年仍无法打破敌军的围攻。1934年9月国民党军经过一年节节推进，用碉堡线日益压缩中央苏区。原来面积为21个县的中央根据地只剩下7个县，横直不过百余里，人口只剩几十万。10月中旬以主力8.6万人突围西征，只得开始无后方行动的万里长征。
湘江一战，是红军战史上损失最大的一仗。中央红军在此前突围时已经损失了2万余人，此仗又损失3万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进入贵州。
1935年元旦，中央红军利用贵州军阀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兵力相对空虚，一举占领了遵义，中央政治局1月中旬在此召开了两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主动以高风格承揽责任后，称赞毛泽东的正确。结果，到会的20余名领导同志，除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外，全都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1935年1月至4月期间在敌军重兵围堵下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却仍处于前有天险大渡河，后有追兵的险境。接着，红军抢渡大渡河，又翻越大雪山，在6月间实现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的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成立了统一指挥全军的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曾说，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技不如人，取胜靠战略战术优势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评价国共两军素质时曾这样讲过：“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打仗，我们比素质是比不上人家，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我们关键在于领导层的优势，就是旅以上战役指挥比人家强，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比人家强，越到上层差距越大。”上层差距，关键是战略上的差距。战略就是驾驭全局的艺术，军事学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指导。
全党、全军最终拥戴毛泽东为领袖，正是通过实践检验认识到他提出的战略战术最正确。1980年黄克诚大将回忆毛泽东在红军时期的功绩时还感叹说：“毛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要高明好多倍。”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特别强调，军人不仅要有战役头脑，还要有战略头脑，不但要懂军事技术，还要懂军事政策。
四、为什么抗战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双胜利？
认清抗战是进行两个革命，既驱日寇又发展革命力量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日本发动了想彻底灭亡中国的战争，正如同《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此，国共两党停止了十年内战，国民党内的各派新军阀如桂系、粤系、川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等也都在名义上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并走上抗日战场。
面对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反动势力产生了分化，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分裂，为维护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做出了以下不同的选择。
作为最腐朽阶层代表的清王朝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和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充当傀儡。
以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带动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位将军在战时降日，并建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的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采取不同的政策，将降日派当成敌人，对重庆国民党当局帽是斗争与联合相结合。把握好这些斗争方针和策略，中国革命力量才能在坚持抗战的同时极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红军帽徽可换，称号可改，指挥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炮声迫使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一致对日作战，然而合作的形式却是极其特殊和很不平等的。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同意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八路军”这一名称，就此出现于中国大地上。
八路军这一番号，尽管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表上只存在了一个月，却在以后一直叫了多年，威名震天下，影响远及国统区、日本统治区和世界各国。
平型关首战虽告捷，这种仗八路军却没本钱多打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前就预想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后就向日军后方的“政治真空”地带发展。
八路军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北部，正值日军长驱直入雁北。9月下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平型关方向时，经华北军分会负责政治决策的任弼时果断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此为当时按国民党军编制的对外称呼，实际上聂荣臻为政委）指挥下伏击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团和补给部队。此次战斗，八路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军大衣1万多件，以及其他军用品。
八路军在平型关损失的800多人中，许多是经过长征考验保存下来的老骨干，都可以当干部去发动群众，用来壮大队伍，那么以后取得的战果就会远远超过平型关大捷。现在他们作为普通战斗兵被消耗掉，显然可惜。
蒋介石勉强同意建立新四军，种种限制却埋下隐患
当华北和上海方面抗日的战火燃起之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经过艰难的谈判才得到解决。因为日军打到国民党首都南京附近，蒋介石急于想让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到日本人后方，达到既袭扰外敌又消耗本国异己的“一箭双雕”目标。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组成，由军长叶挻、副军长项英率领。
新四军建立后的事实证明，若对国民党当局存有幻想，越遵守它的规定和服从其限制，处境就越危险。
国民党败退而共产党挺进，中国抗战形成两个战场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的15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在节节抵抗中从北向南后撤了1800公里，丢失了340座大城市，丧失了东部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从1938年春季起，日军继续增兵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起进攻，先攻占徐州，于10月下旬又侵占了广州和武汉，不过在华能够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在华作战的兵力已经达24个师团，在满洲的关东军又有7个师团，很难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此时日军又发现，在它占领区后方又出现了一个新战场，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游击战。
截至1938年末，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依托各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考虑到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全面展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而新四军也进入了长江南北部分地区。
1939年秋，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前往中原，领导开展发展华中的工作。八路军部队由河南和山东向南挺进，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1万余人也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北上进入苏中。
八路军、新四军会师苏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延安直至长江北岸大都连成一片。农村包围城市态势的形成，正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向敌后发展”战略、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的结果。
到底是谁“游而不击”，是谁“消极抗日”
对武汉失守后国共双方军队的表现，许多年里国共双方的宣传材料和史书中都有不同的写法。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接着，他宣布准备派前线三分之一的兵力到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例如鹿钟麟率部进入河北建立冀察战区，同时山东和苏北敌后又建立了以韩德勤为首的鲁苏战区，总计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打游击战。但这么多的国民党军进入敌后，对日军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其关键在于其军队不能与人民打成一片。
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建立不起根据地，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
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的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主要不是仅仅取之于民，而是要以大生产减轻群众的负担，同时还要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要切实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国农民归期盼的土地问题。
百团大战有胜利也有教训，八路军弹药奇缺不应打攻坚硬仗
为振奋全国民心，制止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妥协，彭德怀主持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提议，并得到延安总部同意，八路军从1940年8月20日夜间起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总计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线，也拔除了敌人深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彻底破坏了敌重点掠夺的井陉煤矿。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于是从华中又抽调两个师团到华北加强“扫荡”。
侵华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到八路军，也用“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八个字来概括。
日军加强“扫荡”“蚕食”，解放区有两年最为困难
进入1941年和1942年，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面对日军“强化治安”的攻势处境困难，华中的新四军则遭日军和国民党的两面夹攻。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围攻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北支那方面军”总司令后，吸取前任多田骏的教训，加快“囚笼”政策的步伐，并采取了更为毒辣狡猾的“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政策，造成大片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日军的“扫荡”也更加频繁，仅1942年内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便进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77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5次。
1942年年末，华北抗日根据地人口由两年前的8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军队供应陷入困境。
运用群众的无穷智慧，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
1942年1月冀中区党委发出文件，把这个发明创造加以总结推广，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地道战从此诞生。作为地道战模范的冉庄这个村，与日伪军作战157次，歼敌2100人，而且自己的损失很小。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地雷战后，日军外出“扫荡”便遇到极大困难。1943年秋季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大大减少，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受到地雷战的威胁。
“麻雀战”是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命名的，意思是指民兵小分队像小麻雀啄食那样，三五成群，忽来忽去，忽聚忽散，东一枪、西一枪，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这种打法使日军不断遭受伤亡又找不到可以还击的对手。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场再度溃败，解放区战场却得到大发展
1944年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忧患最深的一年”，除了在滇西和缅甸北部的攻势成功，中国正面战场上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此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是胜利在望，日军也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当局在此形势下扔一败再败，在国内外威信丧尽。
抗战进行到1944年年初，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交通一天天困难，为与南方军保持联系，迫切感到有必要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日本支那派遣军从国内和关东军得到20万援军后，同年4月开始发起了“一号作战”，投入了兵力约51万人。
1945年1月，日军继续进攻，打通了武昌至广州的铁路，掌握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同时还占领了福建、江西的一些重要城镇。国民党军在日军这次进攻中损失了60万军队，丢失了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并有4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
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弃了大片领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并将日军在1944年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目标。
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告别了进行了三年大生产的南泥湾，并同延安干部大队开始了远征湖南、广东的新“万里长征”，部队于1945年春夏之交进入湖南境内，并准备下一步向广东发展，以会合东江纵队，建立华南根据地，以便将来内战爆发后在全国战略格局上“造成南方一翼”。
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新近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1945年扩大至91万人。
日本投降喜讯突然传来，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
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积极展开局部反攻。日本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于1945年6月8日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就承认：“敌方对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
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
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死亡2000万人左右，再加上负伤人数，伤亡总计约3500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统计的伤亡总数为320万人，其实这一数字很不完整，因为失散、失踪的大批部队和人员并未列入统计。
日军损失，国民党军外宣数字是毙伤日军共276万人，蒋纬国主持编撰的《抗日御侮》的战史书中，经考证的数字是毙伤日军共87万人。
日本投降后不久，延安总部便汇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游击队的战绩，宣布共毙伤日军52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共死亡18万人，负伤45万人。
抗日战争最大的成果，是中国革命力量在战时得到大发展，这样战后仅四年便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经弱搏强赖持久，平等交友靠实力
抗日战争是多年来沉积于中国人心头的一个历史纠结，既充满屈辱，也激起奋斗的豪情。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有利于催唤国人奋进；狭隘偏激地看待这段历史，又会成为阻碍国家正常发展的心理障碍。
当年几十万日军就能打败几百万国民党军，侵占半个中国，人们深究其原因就会明白，中国革命力量在抗日的同时也必须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进行两个革命------以民族革命驱逐日寇，以民主革命削弱推翻中国反动腐朽势力。
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一文时，谈到中日关系时便形容说：“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国际关系，其实也是人际关系的放大。人与人之间交朋友，建立正常的良好关系，前提同样是平等互利。如果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低处仰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良好关系，交往也不可能维系长久。
五、为什么解放战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获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华民族百年来首次获得的对外反侵略大战的胜利，全国人民的兴奋和喜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领袖人物考虑的问题则更多、更远。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权得失规律。中国共产党这么快就能赢，关键在于政策得人心，国民党败在失去人心。
抗战胜利后中共努力“摘桃子”，又争取“和平民主”
日本投降的消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突然的，而且这一投降又是片面地只向美蒋投降。
8月11日，毛泽东确定的主要行动目标是：“目前阶段，应以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
为掩护国民党军抢夺胜利果实，美国还直接派出6万海军陆战队到日本军队守卫的天津、上海港口登陆并进驻北平，同时占据青岛等地作为自己的长久军事基地。
按照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法，抗战胜利果实被比喻成“桃子”，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这些“大桃子”不能属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军民却继续向被称“中小桃子”的敌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发起反攻。
华北方面的八路军进攻北平、天津、太原未获成功后，把进攻矛头指向中小城市，截止9月2日共收复了100多个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包括烟台、威海卫、龙口、益都、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威震华北。
长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一面继续大造攻击上海、南京等城的声势，迫使日军和伪军急忙向这里收缩，一面迅速全面出击，占领了江苏中部、安徽中部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许多县城。
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攻占了胶东半岛的重镇烟台，得到向东北进军的主要港口。
国共两党在“抢桃子”的同时，蒋介石又接连向延安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同意亲赴重庆谈判，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谈判底线，是要国民党当局承认现状，即承认解放军的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再搞和平竞争。
毛泽东到重庆前原准备住10天左右，却因谈判不顺利留渝43天，与蒋介石的会谈达11次之多，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蒋介石前来一晤，虚假的寒暄后又表示“政府方面不能再有迁就”。中共方面本着既不屈服又不破裂的方针，让周恩来留渝继续谈判。
毛泽东回延安后，认为必须再痛打蒋介石，为此向各大战略区指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6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使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共产党军队全力“闯关东”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胜利果实的重点是“抢东北”。
在美国帮助下，蒋介石同斯大林进行了政治交易，交换条件是以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租给苏联为代价，以争取苏联同意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完整移交东北。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红军在战争结束3个月内撤出东北，将当地交给国民政府，中国政府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权。
1945年8月中下旬，百万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东北，斯大林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八路军在东北边缘区建立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因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政策，在争夺东北时得以捷足先登。
9月4日，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与苏军配合占领山海关后乘火车进入锦州，9月6日进入沈阳。
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正式制定了概括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9月底，当山东和冀察的八路军靠着徒步和乘木船艰难地“闯关东”时，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强调“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党及中国人民今后斗争有决定性作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
有了东北就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近代交通工具的八路军部队通过抢时间并采取灵活方式，终于在由美国飞机、军舰运输的国民党军队到达前抢占了先机。抽调11万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和2万干部迅速进入东北，毛泽东对此曾指出，“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大城市而占农村
中共进军东北时，经历了一个由不顺利到顺利，随后又受挫折的过程，重要原因是苏联领导人一两面政策摇摆不定。
为照顾苏联的外交信用，中共中央曾规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原抗日联军部队，对外一律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示这是东北民众自己组织的武装，苏联根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对其可以放任发展。
八路军原来的武器十分简陋，进军东北时又把多数武器留在当地，进入满洲就能拿到日军的武器，一时成了中共中央和各部队的希望。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半个月后，10月4日苏联代表秘密前来通知，声称莫斯科“已下最后决心”，把缴获的所有日本关东军装备都交给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部队到达前苏军代为保管。这一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一时大感振奋，因为过去多少年一直为缺乏武器弹药而苦恼，此时能得到关东军的几十万支枪、几千门炮，真是天大的喜讯。
11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在东北无法“接收”，表示将撤回空运进驻长春的“东北行营”。
11月19日，苏军驻沈阳的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到中共东北局驻处，限令中共机关及所属部队在三日内全部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以便他们向国民党办交接。毛泽东住院，11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电复东北局，指出应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
中共中央认识到占领各大城市已难做到。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提出今后东北的战略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历史证明，国民党由于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让步，一度在争夺东北时占据了优势地位，控制了沈阳、长春等城市。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外围却建立起了稳固的农村根据地，这就决定了日后的胜负归属。
“和平民主新阶段”未能实现，东北中原战事使国共破裂
在国共双方重点争夺东北时，关内的国民党军也在各处向解放区进攻，位于湖北、河南的中原解放区处于包围之中。不过，解放区军队在许多地方也采取了坚决的反击，使国民党军连连遭受痛击。
1946年1月10日，国内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由蒋介石、毛泽东同时宣布的停战令于1月13日生效。
国共签订停战协定后，中共中央出于对和平前景的希望，于3月6日发出了要求各战略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电，“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
根据中央精神，中原军区、晋察冀军区、全军总数由137万人减少到120万人。当时蒋介石在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却毫不让步，并以所谓东北不存在停战而只有“接收”问题，发起了大举进攻。
194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部署保卫四平，并于4月18日夺取长春，随后又进占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消灭和驱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及其收编的伪军。
5月下旬，国民党军在东北推进到了松花江边。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说明“我将在各地采取报复手段”。
6月上旬，关内解放区在山东、山西对国民党军实施了有效反击，牵制其不能增援东北。
中国共产党人丢掉幻想后，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大精简，抽出三分之二干部共1.7万人，再加上几万部队，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1946年7月，毛泽东在党内就接受马歇尔调停一事总结说：“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
搞土改就不怕蒋介石，内线作战后苏中七战七捷
面对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气势汹汹的进攻，是打还是让步，成为1946年春夏之交摆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前的难题。
有敢于斗争、敢于反抗的决心，就在于相信搞了土地改革就能打胜。
旧中国9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的人心向背决定着战争的后援能力。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发展起军队，抗日战争时期从团结地主又转变为减租减息，面对内战爆发只有再搞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决定恢复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6年6月下旬，中原解放区4万部队在30万国民党军队围攻下被迫分路突围，东北的形势仍然危急。
7月13日夜，粟裕率华中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孤军深入宣家堡、泰兴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取得了首战胜利。苏中七战七捷，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个旅和交警5个大队5.3万人。体现了粟裕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
诱敌深入边打边走，让出地方却“人地皆存”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依仗优势兵力进攻。解放区实行诱敌深入，晋冀鲁豫司令员刘伯承解释说：“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战争不仅是军力的较量，也是人心的较量。
1946年末至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四保临江”，在北满“三下江南”（即松花江以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
撤离延安却不离陕北，毛泽东亲自拖住国民党军
1947年3月初，蒋介石驱逐中共谈判代表后，马上对延安发起进攻。胡宗南部进攻的野战部队有23万人，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只有2.6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不过4万人。当时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兵力如此少，主要是因陕甘宁人口不过150万，又是贫困地区养不起多少兵，只能以这么少的部队担负起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3月18日晚间毛泽东离开在延安的最后一个驻地王家坪，乘坐宋庆龄赠送给他的那辆救护车北上。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一时搞不清中共中央的去向。毛泽东敢于留在陕北转战，在党内通知中讲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地形险要，二是群众条件好。
毛泽东撤出延安后化名为“李德胜”，意思是真理必胜，又故意让蒋介石知道他还在陕北，行踪却严格保密。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以及西北少数兵力，就拖住了国民党军中最后一个能机动的战略集团，这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
国统区民主运动兴起，成为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自1946年秋发起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抗议运动后，于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游行抗议。各大城市学生不仅有组织地上街示威，还联合工人、市民，将罢课、罢工和反征兵、征粮相结合，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当局刚驱赶了中共谈判代表不过半年，就感到大势不妙而又想和谈，在1947年秋天找苏联大使馆请其出面调停。不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已定，就是不能允许国民党当局再以议和实行缓兵之计。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解放军宣言》提出的口号已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负担引向敌区
战略决战歼敌精锐，全国局势就此已定
历史的车轮进入1948年秋天，相互较量了20多年的国共两军，终于展开了决定命运的大决战。
在1948年9月，全国分为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大战场，形势对解放军最有利的是东北战场，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的处境也最困难。
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2日发动了北宁战役，因规模越打越大，最后成为辽沈决战。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结束。分三个阶段，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了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66天，解放军伤亡13.3万人，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发起。华北解放军第三兵团首先围攻张家口，开始了战役的第一阶段，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嫡系精锐第三十五军、解放张家口，歼灭突围的傅系第十一兵团孙岚峰部。1949年1月14日
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为战役第二阶段。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三大战役为战略决战取得全胜，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当局一切精锐部队都被消灭，其反动统治也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讲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民工的小车推出来的。淮海前线有60万解放军部队作战，后面有220万民工随队支援，等于是“一兵三夫”。
邓小平晚年接见外国记者时，当被问道什么时候最兴奋时，回答是解放战争时期。在短短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就迅速地由弱变强，摧枯拉朽般地打垮了起初不可一世的敌人，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百万雄师过大江”解决走路、接管两大问题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到幕后操纵残余力量，李宗仁充当“代总统”，到前台同共产党和平谈判，以求得喘息之机。
1949年4月21日凌晨，毛主席、朱总司令通过新华社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千里江面上，万炮齐鸣，万船齐发，百万雄师，排山倒海。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沿江的40万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向福建和上海方向狼狈奔逃。4月23日上午，李宗仁离开南京飞往桂林，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广州，当晚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
横渡长江后，解放军的两项主要任务就是走路和接管：走路就是要追得快，力争将残敌消灭在内地境内；接管就是要完整接收城市，以利日后的建设。
1949年末国民党50余万人靠美国舰队保护逃往台湾。
解放军武器来源主要靠缴获，蒋介石成了“运输大队长”
战争是钢铁与钢铁之间的对话。虽然人是战争的第一要素，武器装备对夺取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解放军在战争中要粉碎国民党军，就要用缴获和自己制造的武器去压倒敌人。
为什么国民党军如此多的武器被解放军缴获，成百万被俘的士兵又参加了解放军，除了战术的笨拙外，主要原因就是人心向背。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在日记中也写道：“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
波澜壮阔的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幕。短短的四年在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只是弹指一挥间，共产党人却在这转瞬之间摧枯拉朽，累计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抓住“农民—土地”，就能改变中国
根植于古老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最伟大实践之一，从而彻底改造了千年封建的中华古国，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也是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安徽小岗村等地吹响后，开始实行土地承包，随后又取消了“人民公社”，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马上迸发出来，吃饭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只有农民全面富起来，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才能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六、为什么志愿军在朝鲜能打赢国际化现代战争？
抗美援朝一仗恢复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间丧失了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看清炒作“第一枪”的目的，认清中国入朝参战的正义性
中国出兵进入朝鲜，这一行动的前提却是美国首先派第七舰队入侵控制了中国领土台湾，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这还不是美国先侵略了中国吗？美国在入侵台湾的同一天又宣布出兵朝鲜，介入其南北内战，最后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炸弹一再投到中国国境内。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南北双方的内战，美国却宣布这是北方“入侵”南方(韩国)。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以此为借口，宣布美军将出兵朝鲜，将这场原来的朝鲜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之前，朝鲜南北本是一个国家。1945年日本投降时，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分界，分别出兵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南北两端，接着又各自支持一方力量成立政府。可以说，冷战时期造成战略格局和美苏对峙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出现内战，也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在汉城(今首尔)成立，随后总统李承晚便叫嚷要“北进统一”。同年9月9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宣布要实现“祖国解放”。朝鲜南北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朝鲜，宣布自己是代表全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都要采取统一行动，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为了给自己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披上一件似乎是合乎国际准则的外衣，利用当时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有求于美国援助的形势，操纵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的决议，以此把美国出兵朝鲜倒说成了“反侵略”。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两天后由内战转变为国际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于1950年10月25日。
解放军原想打台湾战役，美国出兵迫使中国转移战略重点
1949年5月下旬，解放军解放上海，蒋介石逃往台湾，中央军委随即开始了进攻台湾的准备。1949年10月，因金门登陆战失利，解放军损失了上岛的三个团兵力，中央军委认识到渡海作战的艰巨性，因此对进行台湾战役进行了认真的筹划。
1950年6月6-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当前军事任务。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并荒谬地称台湾的地位未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将“阻止”中国对台湾的进攻，使台湾海峡“中立化”。
面对形势突然变化，中国政府在6月28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国入侵台湾，中共中央于6月30日又正式传达新方针：“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由于外来强敌的介入，这一“推延”便是几十年！
中国方面预见到仁川登陆，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参战
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北朝鲜人民军起初进展迅速，6月27日一部即抵进汉城郊区，6月28日占领了汉城。
7月7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7月13日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
根据国防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从7月间开始将战略预备队即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从河南北调，加上已在东北的第四十二军和3个炮兵师共26万人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在鸭绿江附近地域集结训练。同时，军委要求加强炮兵、工兵、装甲兵、高射炮兵的建设，空军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下定出兵朝鲜的决心不易，是毛泽东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1950年9月30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在苏联表示不能出兵援朝后，10月1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的请求。
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美国当权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意志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10月16日，志愿军的先遣侦察人员奉命先行进入朝鲜。10月19日傍晚，已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志愿军的四个军部队在鸭绿江边等天黑后过江。
毛泽东作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策，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战略决策，不仅体现出非凡的远见，也充分显示出保卫祖国的胆略和气魄。
争取朝鲜战争地方化，不用国家正规军名义出兵
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派出部队入朝参战时，采用了“志愿军”名义，这又是出于国际战略全局上的考虑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中国决心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中共中央既下定了国内打烂了重建的决心，同时又力争使“朝鲜战争地方化”，努力避免出现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
入朝时来不及组织防御，临机进行“遭遇与反突击作战”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是以双方在运动中的不期遭遇战打响，彭德怀将其称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
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时，交战双方彼此都不摸底，志愿军以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和战役上的突然性，向冒进到鸭绿江边之敌发起攻击，一举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第一次战役共进行了13天，志愿军以1万余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敌军1.5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南朝鲜军。
诱敌深入再穿插迂回，导致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二次战役。这次战役，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运动进攻战，胜利的成果甚至都超过原来的预想。
11月中旬，“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将第一线的兵力增加至20余万人，其中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6个师、英军2个旅，并有约1100架作战飞机和900辆坦克支援。
11月25日入夜后，在西线正面志愿军的4个军发起攻击牵制了美军主力之时，向敌右翼迂回的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在侧后向南朝鲜军发起攻击。
11月28日，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经过14小时急行了72.5公里，插到了平壤至价川公路的交叉点三所里，一举切断了美国第九军的后方道路。
第二次战役以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胜利结束。据中朝方面统计，战役中共歼敌人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撤退中翻车死亡。美军10天内即败退了300公里以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此为“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
一度南进占领汉城，志愿军也暴露弱点
1950年12月31日即除夕之夜，中朝军队9个军（志愿军6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向三八线敌军防线发起全线进攻。此时美军因刚遭沉重打击，大多数撤到二线休整。第一线的南朝鲜军士气低落无斗志，遭猛烈打击后仓皇执后逃。1951年1月4日夜间，志愿军第五十军和第三十九军的一个师连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入了汉城，汉城内到处是熊熊大火，居民在敌人欺骗宣传下已逃避一空。
第三次战役后对敌我力量一时的估计不当，志愿军部队刚刚转入休整，敌人就反扑过来。自1951年1月25日起，以美军为主的西线敌军向汉城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志愿军正处于“青黄不接”最困难的状况之中，对敌情估计不足，一时陷入被动。2月中旬，因汉江已开始解冻，为避免背水作战，第五十军和第三十八军一部全部撤到汉江以北。
3月14日，朝鲜人民军主动放弃汉城。中朝各部在节节阻击战中继续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4月初，中朝部队已基本撤至三八线以北，敌军因发现中国大量新锐部队到达也停止进攻，4月21日战役结束。
第四次战役的实践，终于使中共中央对于朝鲜战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总结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真正认识到现代化战争规律
1951年4月，“联合国军”再次进抵三八线，这时志愿军从国内有大批援军到达。从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举行了第五次战役。
5月16日晚，中朝军队共13个军(其中志愿军9个军、朝鲜人民军4个军团)发起第二阶段进攻。攻击部队十分勇敢，使脆弱的南朝鲜军迅速崩溃，3天内连续推进了50-60公里。可是，部队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5天后，前线各军大部分已断粮，志愿军首长只好决定春季攻势到些结束，将主力转移至三八线以北。在这次后撤中，一些部队遭敌人分割又出现混乱，一些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进行很好的审查，一些破坏分子乘机投敌或煽动叛逃，结果有1.7万人被敌俘获，这占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数的五分之四。
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据中朝方面统计共歼敌8.2万人，已方作战损失8.5万人（志愿军战斗减员7.5万人）。特别是战役结束时战线较战役前还有所后退，战果可谓很不理想。
志愿军出国后进行了8个月的战略反攻，战线从鸭绿江边又被推回到以南400公里的三八线附近。据中朝方面统计共歼敌22万人，其中美军8万人，志愿军作战减员也达20余万人。
志愿军在既无飞机掩护，又无坦克支援，仅拥有少量炮兵的情况下，能够用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取得一个个胜利，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使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敌军也不能不感到畏惧。
抗美援朝的“底”定在三八线，实行“边打边谈”
1951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新战备方针。
7月10日，交战双方代表在朝鲜中部的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由于美国还认为自己拥有装备技术上的优势，谈判期间仍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中朝方面则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状态。志愿军以战略防御守住三八线附近的阵地，就此成为基本的战略任务。
挖坑道形成“地下长城”，最终解决了“能不能守”
通过1951年秋季作战结束，志愿军体会到面对美军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力，想守住阵地就要解决隐蔽工事的构筑。
从1951年末开始，全军上下一起“挖洞子”，半年之内第一线各军就修筑起190公里长的坑道。到1952年8月，第二线各军防御阵地上的坑道工事也基本完成。至此，在横贯朝鲜半岛的25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一个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敌阵地对峙两年多，正是靠着积极防御，才避免了被动挨打，在前沿反而掌握了战线上的主动权。
1952年10月中旬，“联合国军”面对志愿军的秋季战术反击，也采取了一次攻势。这次攻击的目标，是五圣山前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两个高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由于高地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上甘岭，志愿军抗击敌军进攻的这次战役就被称为上甘岭战役。
为攻击志愿军两个连防御的两个山头，美军、南朝鲜军轮番投入了3个师6万余人，坦克170辆，10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约300门，出动飞机3000架次以上，共发射炮弹约190万发，投掷航弹5000枚，为攻取两个连的防御阵地集中这样密集的火力，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志愿军在作战中共投入了第十五、第十二军的4个师以及炮兵第二、第七师等共4万余人。同时使用了7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不含迫击炮）共114门，共发射炮弹40余万发，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的最高纪录。据我方统计，战役期间杀伤敌人2.5万人，志愿军伤亡1.5万人。
技术兵种“边打边建”炮兵、空军成为建设重点
从1950年底至1951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在国内紧急组建了两个火箭炮师，三个反坦克歼击炮师和四个高射炮兵师。这些部队接收苏联运到的装备后，只进行了1-3个月的突击训练，初步达到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即入朝参战。
从1950年12月起，中国空军第4师进驻安东附近的机场，在苏军掩护下进入空中初战阶段，主要达到了由不会作战到学会作战的目的。
1951年9月，空军经过紧张训练已有9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师可以参战。
1952年7月至1953年7月停战，志愿军空军进入了独立作战阶段。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空军先后有10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师参战，672名飞行员和5.9万名地勤人员受到了实战锻炼。中国空军战斗机出动2457批，26491架次，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中国战机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共116名飞行员阵亡。
建成“钢铁运输线”，胜利功劳“后勤一半”
志愿军入朝后，美国飞机日夜不停地在战区实行严密的空中封锁，铁路公路都遭受严重破坏。部队日夜都不能生火做饭，饥饿难忍时只好蚕食生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下令补给熟食，并亲自带头炒面。随即全国城乡掀起了“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炒炒面”的热潮。第二次战役刚开始，就有2000吨炒面运到前线，使前线部队能勉强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第五次战役的教训，促使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感受到，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战。
1952年1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相当于上一年1月的63.5倍，可是同月北朝鲜的铁路运输量又增加到上一年1月的2.67倍。1952年5月，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上半年的运输任务。在朝鲜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于1952年5月31日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也被迫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粉碎敌军的“糖弹”攻势，使敌心理战最终破产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对抗和摧毁。朝鲜战场上的事实也证明，靠政治鼓动和理论教育虽能让人们一时对敌军的物质诱惑产生鄙视，然而想长久地打赢心理战，就必须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
停战前发起夏季攻势，显示军威后签订协议
朝鲜停战谈判自1951年11月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主要障碍便是战俘遣返问题。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
为了实现向敌人施加压力，迫其早日签订停战协定，中朝军队又以12个军（其中志愿军10个军，朝鲜人民军2个军团）兵力于5-7月发动了攻势。这次攻势，是志愿军在阵地战阶段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5月13日至5月26日第一阶段反击；
5月27日至6月16日第二阶段反击；
7月13日至7月26日第三阶段反击；
朝鲜战争是平局，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伟大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场上的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同日实现了停火。在中朝方面一片欢呼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却感叹地说：“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员。”“我们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
美国国防部长五星上将马歇尔感叹地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强国。”
从战时中方统计看，志愿军战斗损失39万人（包括伤、亡和失踪），却歼敌70万人（再加朝鲜人民军的战果共109万），与敌方的损失比为1:1.8。按照美韩公布的损失数字看，其伤亡高达113万人（其中美军14万），估计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为志愿军所造成。
从历史的进程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心理支撑点。
能赢世界最强手，打敌人又学敌人
追溯人民解放军战争史，最值得自豪也最令世界敬佩的篇章，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挫败美军。
当年美军并不害怕志愿军的武器，而恐惧那种在过去几十年战争中练就的英勇顽强的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术。
中国领导人表现了广阔的胸襟，在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向敌人学习”。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有头脑的军人一旦发现先进武器，不管来自敌方或是友方都会认真学习。
七、为什么革命战争锻炼出的那一代将帅各有超凡特色？
在中国革命史的灿烂星空中，战争的舞台是一个掠过众多明星的地方。从周恩来开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起，在毛泽东、朱德的旗帜下，人民军队经过几十年的战火锤炼出一批杰出的将帅，写下了中国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人们常说“烈火炼真金”，战争过后，大浪淘沙，那些意志不坚定和能力不济的人会被无情地淘汰，能够脱颖而出的既是幸存者，也是佼佼者。
佩戴“肩牌”的将帅，是人民军队永远的光荣
1955年国庆6周年前夕，人民解放军迎来了首次军衔制。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了盛大的授衔仪式。毛泽东向朱德等10人颁授了元帅军衔，周恩来向粟裕等10人授予了大将军衔。接着，有1000多位高级将领分别被授予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全军各部队指战员也都先后被授予了各衔级的军衔。
肩上有了“牌牌”，这不仅是荣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军队正规化发展的方向。军衔，是军人等级的标志，也是军功的荣誉体现。职务相当于“椅子”、军衔相当于“帽子”，前者应给予有能力者，后者主要授予有军功和劳绩者。
1965年5月，中央正式宣布取消军衔，从同年6月1日起，佩戴五星红帽徽和红领章的元帅、大将从此在军中消失。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我非常有幸赶上了这次授衔，中卫连长。）
“第一元帅”朱德，可称为“红军之父”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3个月到昆明考入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时，蒋百里、蔡锷和张孝准居前三名，获赠日本天皇的军刀，人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他参加了反清革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1年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22年秋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于翌年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建立了第一个军队——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当时毛泽东任党代表，部队被通称为“朱毛红军”。
朱德原为出身新军事学堂的旧式军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勇于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全新强军之路。他既到德国学过称雄世界的陆军战术，到苏联研究过政治建军，又结合自己率滇军在山区剿匪的游动作战实践，在红军建立之初便思索出一套独特的战术。人们曾形容毛泽东是红军的“大脑”，主要负责战略运筹和组织政治建军；朱德则是红军行动的“臂膀”，负责作战具体指挥。
1940年回延安后，他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也曾亲临前线指挥。
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持续了革命战争的始终。当1949年10月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恰恰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此前毛泽东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当数“彭大将军”
彭德怀对敌人是雷霆之威，对人民的赤子之爱和生活作风的冰雪之洁，在党内军内树立起光辉的榜样。
彭德怀于1898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县，与毛泽东是同乡。小时家贫如洗，只读过短期私熟。1916年他参加湘军，6年后因路见不平杀了恶霸，逃离部队入湘军讲武堂。1926年结识了共产党中段德昌，192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7月间他以团长身份奉上司之命到湖南平江镇压农民暴动，却乘机联合当地农民武装发动起义，将所部改为红五军，自己担任军长，为了学习建军经验，他率红五军一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恶化，面对美国的嚣张侵略气焰，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参战的主张，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出生于特定的环境，性格倔强，爱发脾气，得罪过不少人。1959年身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时，回故乡农村调查，看到是虚假的统计数字，百姓贫困潦倒，难过得流下眼泪。黄克成大将提醒他“功高震主，言多必失”，他却仍全然不顾。
1974年在受审查时不幸病逝，但他却在亿万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永不磨灭的丰碑。
曾有战功又搞投机的林彪，“九一三”外逃否定了自己
1971年9月12日夜半，从北戴河中央疗养院冲出了一辆黑色的“红旗”防弹车，在枪声中直冲出山海关机场。次日即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这架飞机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燃起的大火将乘客的灵魂和诸多历史之谜都带进了天国。
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可以用精于运筹、多谋善战、工于心计、惯用计巧、深沉寡言、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这种种褒贬相交的词汇来形容。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便被分配到前线，在叶挻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1927年随本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被朱德选任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后由毛泽东任命为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他提升很快。到1923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他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长。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25岁。
1951年林彪曾接替周恩来主持了几个月中央军委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带病赶来参加，事后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1966年“文革”发动时被选为接班人。
林彪从功臣变为祸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说，是极“左”的风潮不断升高和他本人野心权欲的随之上涨，导致了后来那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仁、信、智、勇、严兼备，人称“无产阶级孙武”的刘伯承
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战争开始，刘伯承就威名远扬，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就担任参谋长。他以一个旧军队名将的身份毅然投身革命，被朱德赞誉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由于有这种传统的美德与革命求新精神结合，他为党的军事工作特别是其中的教育训练起到了奠基作用。
刘伯承189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农村，他1912年到重庆考入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川军当司务长、排长，此后因善于用兵在战火中职务不断提升。在丰都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钻入，从右眼飞出。德医诊所为他施手术共割74刀，他以当年关公刮骨之气概忍受着，那个傲慢的日耳曼军医手术后也称赞他是“军神”。
从南昌起义起，刘伯承成为中共建军史上第一位总参谋长，在十年的红军战争时期曾四次担任总参谋长。
1932年刘伯承进入江西瑞金。长征进入四川后，他因熟悉当地情况，率先遣队行动，抢渡了金沙江后又与彞民首领歃血结盟，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接着又亲自指挥抢渡大渡河。随后刘伯承随红四方面军行动，被免叫参谋长之职而任红军大学校长，后跟随红二方面军，在北上途中被飞机炸伤。
1951年初，在他主持下南京成立了军事学院，他担任院长。1986年病逝。
在将星灿烂的近代战争史上，刘伯承是把国外先进军事科学与中国优长特色结合的典范。他特别注重翻译外国军事书籍，同时也珍爱中国的优良传统。
“两把菜刀起家”有传奇经历的人民军队创始人贺龙
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史册上，贺龙是一个光辉的名字。南昌起义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党员，却担任了总指挥，可称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一农民家庭。1916年率21名青年手持菜刀夺占当地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威震湘西。1927年夏，在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紧要关头，各派势力争拉拢他，蒋介石甚至以江西省主席之职相许。贺龙却不为所动，决心跟共产党走。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贺龙担任三大主力师中的第一二0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敌后。1949年秋，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从陕南入川，配合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解放后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随后他又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虽然周恩来曾想方设法保护贺龙一家，但最后贺龙还是在被关押审查中于1969年不幸病逝。
1975年，中央在为贺龙平反的情况下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当年南昌起义时的总前委书记周恩来前来向老战友告别。在哀乐声中，癌症已至晚期的周恩来情不自禁地向贺龙的遗像深深地连鞠7个躬，场面使人潸然泪下。
人称“诗人元帅”，又以耿直著称的陈毅
文豪郭沬若曾赋诗赞陈毅：“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这位在1955年被授元帅军衔的人民军队的元老，从参加革命直至后来长期的战争中，始终都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是战争使他走上了指挥军队的道路。
陈毅1901年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读书人家。1920年8月赴法勤工俭学，翌年9月因领导学生与反动政府作斗争被驱逐回国。1922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又转入共产党。1927年从四川到武汉，担任中央军校中共组织负责人，并于同年8月追赶上南昌起义部队，担任了团政治指导员。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时，带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领导了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
1943年赴陕北参加整风，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负责指挥华东战场，任华东野战军（后称三野）司令员。1948年夏调中原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率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时，陈毅是上海市首任市长，负责对旧城市改造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奉调北京后又到外交部任部长，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1967年2月，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其他老同志当面怒斥了“文革”先锋康生、江青一伙，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主将而受到批判，却得到全党和全国有识者的钦佩。1972年1月他病逝时，毛泽东自22年前参加任弼时的追悼会后，又破例抱病亲自来追悼。哀乐传出后全国同悲，同时也使人看到纠正“文革”错误的曙光，陈毅元帅正直和敢于直言的形象也长久地留在全党全军心中。
从连党代表当到野战军政委，军内的“政治元帅”罗荣桓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1927年夏，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加入共产党。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侹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一一五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中央派林彪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支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解放军的首任总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提议创办政治学院，此后兼任院长。
1963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最早去世的一人。
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最后领导解放山西的徐向前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首先在南方发起，所以将帅大都是南方人，而只有徐向前是北方人。他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是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参加者，后来到鄂豫皖时能把几百人的农民武装很快组织发展为全国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又一直担任其总指挥。徐向前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军队的一面重要旗帜，在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当之无愧地成为元帅之一。
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所居的村子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老家隔河相望。1919年考入阎锡山所办的太原国民师范。
1924年投考黄埔军校入第一期，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作战。
1927年3月，在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6月，他被派往鄂东北担任仅有的红军部队第三十一师副师长。
1929年末和其他同志一起提出了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包括“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这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1931年秋发展4万多人的红军四方面军任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又进行长征，后进入甘肃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脱险回到延安。抗战开始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1940年初，他奉命返延安，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抗大校长等职。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全国解放后，他出任第一任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4年以后主管民兵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国防部长，不顾年老多病，倾心于国防现代化建设。1980年他主动辞职，成为当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表率。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逝世，终年89岁。遵照他的遗愿，骨灰撒落在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这位开国元帅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始终勇往向前的精神也始终激励着后人。
早期领导建军，晚年主管尖端科技的聂荣臻
十大元帅中，只有聂荣臻直接参加领导了南昌和广州两大起义，是红军的创建者之一。解放后他又领导科技工作，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江津县，1917年夏考入江津中学后接触到了《新青年》等杂志。1921年初，到达法国，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1922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与叶挻等人被秘密派往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共早期培养的宝贵军事人才。
1925年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后任广东军委特派员，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并同叶挻一起担负了作战指挥。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任第一一五师副师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平型关大战。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领导了华北解放战争。
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市长、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职。1956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后又担任国防科委主任。1964年10月16日终于成功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1967年6月又成功引爆第一枚氢弹。
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这位共和国仅存的最后一位元帅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93岁。他的英名永远铭记在中国“两弹一星”的光辉史册上。
文武全才的儒将，任总参谋长时间最长的叶剑英
十大元帅中列名最后的叶剑英，在中国革命几个关键时刻起过力挽狂澜的作用。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担任过某一个战略区的指挥员，却长期在统帅部运筹帷幄，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担任过总参谋长，党内领导多称呼其为“叶参座”。
作为一个文武全才的儒将，叶剑英年显示出过人的才干。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的军事才干非常欣赏。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19岁去了马来西亚谋事、1917年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曾在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备受民国大总统的称赞。
1927年秋接受党的批示返回广州，在国民党军张发奎的第四军任参谋长，暗中筹划起义，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他任红军副总指挥。
1932年他与刘伯承对调，任红军学校校长。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周恩来、董必武并列为“中共外交三骑士”。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委员。
1949年北平解放后负责领导接管北平，为中共派出的首任市长。同年秋又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
1953年由中南军区代司令员的位置上调北京，主管军训等工作，后来任军事科学院院长。
叶剑英晚年为国家作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功绩，便是1976年10月坐镇指挥，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1986年在久病后逝世，终年89岁。
在中共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中，毛泽东很称赞叶剑英的文才，尤其说他“善七律”。他同毛泽东、陈毅一样，都是诗人兼革命家、军事家。
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评为“第一大将”的粟裕
1955年在解放军授予大将军衔的十人中，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排名第一。
粟裕1907年了生于湖南西部会同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夏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潜往武昌参加了叶挻的第二十四师，到教导队当战士，同时正式转为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军队后，粟裕从战士、班长干起，后跟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在枪林弹雨中成长。1927年8月他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率部在苏中七战七捷，被毛泽东作为歼敌的模范战例向全军推广。
1950年7月毛泽东又提出要粟裕指挥入朝部队，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初期，他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58年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4年因病去世。
天才都来源于实践，粟裕个人的经历也充分表现出这一点。他从军中职位的最低台阶士兵起步，在20多年不停息的战火中一步步地踏入高级领导岗位，每打一仗，他都站在理论的高度上进行思考总结，再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由士兵到大将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代将帅的共同特点。从1924年中共开始军事工作，1927年正式建军，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结束，那一代将帅在这几十年里都是名副其实地身经百战。
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就有六名是到国外留过学的“海归”，即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另外四个元帅，也有三个人在国内上过军事院校或大学，如彭德怀上过湘军讲武堂，徐向前上黄埔军校出身，罗荣桓在青岛和武昌上过两所大学。
解放军能打败装备和正规化训练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对手，与在战争中拥有一批德才兼备、胆识过人的非凡将领是分不开的。
当年将帅树楷模，新型人才继后尘
弹指一挥间，距当年革命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逝者如斯的光阴已经带走了为新中国建立而奋斗的那一代人的壮丽韶华。对一于今天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来说，祖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都早已是沧海桑田，人间巨变，那场波澜壮阔的雄壮革命战争已是那样遥远。
尽管时代不同，但任何一个有自豪感的民族都要崇敬英雄。青少年要从中树立政治信仰并以此维系自己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军人则要学习英雄楷模来培养尚武精神和确立荣誉感。
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解放军的第一代老帅等高级将领，是那个以革命和战争为主旋律的特定时代的骄子，也可以说是改造社会的先驱者、探索者，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产物。仔细看看那些元帅、大将们，文化素质和所受过的教育程度大都比较高，绝不是只知打仗的莽莽武夫，是高超的政治水平使他们选择了代表社会进步的共产党，并带领部队为此奋斗。
若再仔细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多年间投身革命队伍的人们的出身素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前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后者大都属于《国际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是星火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
解放军的那些将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是点燃了千百万贫苦工农的心中之火，并以自己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战争中锻炼出的军事素养，把那些过去不会打枪，不会站队列的农民组织成钢铁劲旅。
如果仔细看解放军中的元帅、大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军之初也不会打仗。陈毅是文学爱好者，罗荣桓是大学的文科学生，粟裕是个师范学生，他们都是在百战炼真金的考验中经过大浪淘沙，才成为战争中的领军人物。当年的将帅们都说自己是“幸存者”，其实他们是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而留下的少数佼佼者。
八、为什么共产党在隐蔽战线的交锋中能占上风？
《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打仗想获胜，就必须“知彼”，而这离不开侦察和获取情报。
获取情报这类侦察活动，属于隐蔽战争。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情报之王”李克农所总结的两条原则——政治基础，党绝对领导。
建党后便开始隐蔽活动，“廖案”后建立情侦保卫工作
周恩来曾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处于反动政府的追捕之下的不合法地位，只能隐蔽活动。
1925年8月19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陪伴下来到中央党部门前，旁边突然窜出4个凶汉开枪猛射，这个一向主张联共的革命家当场遇难，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感到培训情侦保卫干部的重要，于同年9月抽调黄埔军校的陈赓及上海“五卅”运动中出了些风头的工人代表顾顺章等人，前往苏联远东学习保卫工作。
“红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保卫组织开始建立了。
1927年5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结束，随后周恩来由上海秘密赶来担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在军事部内建立了特务科（简称特科），由顾顺章担任科长。中央军事部特科的建立，标志着党建立了正式的情侦保卫机构，周恩来又是其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特科由武汉转移到上海，有效保卫了中央安全
1927年7月15日，江精卫宣布要将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可是原先在武昌公开活动的中共负责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央特科于1927年末建立后，逐步完善为四个科：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四科电讯科，负责与共产国际及各地方组织的联络。
周恩来为建立情侦部门确定原则，规定不许搞收买、色诱、暗杀
周恩来针对一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还规定了几条禁令：一是不许绑票一类活动；二是不许乱打叛徒，那些背离革命立场却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人就不要打；三是不许搞暗杀活动。
中共中内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迅速被国民党杀害。特科通过内线查明真像，采取果断措施，中止了继续叛变的行为。
建立肃反保卫队伍，总结惨痛教训，克服扩大化
红军中建立的内部保卫工作，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反特和侦察人才孕育出了后来一大批新中国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的领导。如早年曾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曾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号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在身份暴露后潜入中央苏区，也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后来又被称为党和军队的“情报之王”，1955年授衔时成为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上将。
1935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后，吸取肃反中的惨痛教训，开始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他率中央红军到陕北，马上纠正当地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的当地红军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挽救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
对敌以无线电侦察为主，成了“土包子”仅有的高科技
九、为什么解放后的军事斗争都能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任务有了一个根本转变。过去的任务是为了夺取政权，也就是打天下。现在的任务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新生政权，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那就是保江山。
剿来国内200多万土匪，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安宁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内，人民解放军征尘未洗，又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剿匪。
据统计，从1949年秋至1953年，解放军和公安部门、民兵一起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达260多万人。1949年末，大陆除西藏外全部宣告解放，可是在3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地区枪声却未停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得以完成，人民解放军先后投入了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部和海军一部，以及几十万地方干部和数百万民兵，可以称为解放后的一场宏大的人民战争。
展开雪域高原大进军，将五星红旗插到世界屋脊
全国解放后，西南军区的一部分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战史上堪称最为艰苦的行军——进军西藏。
1949年末成都解放，中国大陆各省区中只剩下西藏尚未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部队尚未得到休整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进藏宜早不宜迟”，随之开始了向雪域高原的大进军。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西南局，提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军区承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有光荣传统的第十八军被定为入藏的主力部队。
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进行谈判，5月23日正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停止台湾战役准备而在东南取守势，1954年重新展开攻势
1949年5月下旬，蒋介石逃往台湾，中央军委随即开始了进攻台湾的准备。1949年11月以后，因金门、登步战斗相继失利，中央军委充分认识到渡海作战的困难，更强调要做好准备工作。
1950年5月初，解放军四野第十五兵团胜利解放了海南岛，守岛之敌10万人一半被歼，一半逃往台湾，随后中央军委计划在年内再攻下舟山、金门，翌年争取解放台湾。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在出兵台湾的问题上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并荒谬地称台湾的地位未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将“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使台湾海峡“中立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中共中央在东南沿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变化。
自1954年7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形势考虑，突出了“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问题。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攻克了一江山岛，全歼守军（区击毙567人，俘虏519人）。在战斗中解放军牺牲393人，负伤1027人。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却显示出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水平大为提高。
美国派舰艇运送国民党军撤出大陈岛后，接着又要求将金门、马祖的守军也撤到台湾，等于要斩断台湾与大陆的最后联系，此提议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军如放弃在福建仅存的两个据点全部撤退到台湾，更容易出现“台独”，于是在1955年春天决定停攻金门、马祖，并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建议同国民党当局谈判。
1958年夏炮击封锁金门，接着又采取“单日打，双日停”
根据留下金门、马祖以便与蒋介石搞反美统一的战略意图，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从次日起停止炮击，中央军委下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
“边平改建”解放翻身农奴，最终消灭藏区叛匪
1956—1961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藏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参叛者包括受蒙蔽和裹胁的众多藏民和喇嘛，其骨干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印当局训练的康巴叛匪和藏军，并利用美国空投武器和特殊地形实行了长期“游击战”。解放军在交通极其不便、人烟稀少的雪域高原通过五年的艰苦平叛，终于获得了平息叛乱，使百万农奴得到翻身解放的辉煌胜利。
1956年3月，川西康区的理塘叛乱打响了全国藏区叛乱的第一枪，此后云南迪庆、甘南和青海藏区的头人和反动喇嘛也率众并围攻当地政府和驻军，解放军成都军区、兰州军区被迫平叛，康巴和青海叛匪逃入西藏后，得到噶厦当局收容，从1959年起不断袭击解放军驻藏部队。
1959年3月拉萨发生暴乱，标志着局部叛乱发展到全藏区。
解放军除了原驻藏的6个团，仅仅增援了第五十四军和兰州军区第十一师，（我的老部队）最多投入兵力不过6万人，至1961年底便彻底消灭了叛匪。其他四省藏区的叛乱在此前也全部平定。
从1959年夏天起，西藏地区用大约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民主改革，截至1961年，已有270个区、1300多处乡建立了人民政权。有60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各级政权的领导，其中95%是翻身农奴出身，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较好的政治素质。
1959年下半年，解放军在西藏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剿灭叛乱武装的作战，两次是在藏北地区，两次是在昌都地区。
在西藏平叛作战中，据人民解放军的统计共歼灭叛乱武装9.3万人，真正被消灭的叛匪不过2万余人，其余均系招降的被迫跟随作乱的一般群众和普通僧人，经教育后转变为和平居民。解放军付出1551人牺牲、1987人负伤的代价。
秘密进入缅甸作战，扫除危害勘界的国民党残军
1960年秋至1961年初，为了保卫我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和帮助友好邻邦，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抗美援朝战争后又一次出境作战。这交进入缅甸作战，是中国与缅甸政府达成合作，在两国边界实行勘界时对境外的国民党残军采取了讨伐行动，涉及我国边境的安全和西南地区的政治稳定，政策性很强，是一次政治上、军事上都很特殊的行动。
国民党军在大陆兵败时，云南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仍有两个团逃脱，于1950年4月越境进入缅甸。
1960年11月22日，解放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境攻击，打击目标为边境对面纵深20公里内的国民党残军的22个据点的守军约800人。
至1961年1月20日，第一阶段攻势结束，在近两个月作战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67人，战果不尽理想。
自1961年1月25日开始，解放军以四个团的兵力开始隐蔽行动，沿着300公里正面向纵深100公里的缅甸东北角地区分路疾进。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逃走后，勘界警卫作战任务完成，解放军入缅部队便开始向国内撤军，至1961年2月9日全部撤回国内。此次解放军入缅作战为时共两个半月，作战规模并不大，仅歼灭国民党军741名。解放军在战斗中阵亡79人，负伤230人。
在中印边境打一场“军事政治仗”，求得长久的安宁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划定过边界线，只是在长期相处中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
1959年8月25日印军在“麦克马洪线”北的朗久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军1死1伤后撤逃。同年10月21日，一支印度巡逻队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打死中方哨兵1名，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击毙入侵印度武装人员17名，俘虏印方7人。随后印度政府在国内加紧鼓动反华，并以中国为假设敌进行备战。
1961年中国经济困难进一步加重后，同年11月印度政府下令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深入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据点。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反击。
11月10日，西藏军区向西山口方向迂回的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全部轻装，自携粮食弹药，由千余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军深远后方进行距离达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11月14日，印军为庆祝尼赫鲁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国军队发起小规模攻击，解放军第一三0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因地形所限，战斗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线平推。中国军队于一天内即将印军第十一族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当面印军虽有半数逃脱，却已全部溃散。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并下令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
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反击战中，中国参战部队总计不足4个师，战斗中伤亡2400余人，击毙印军4900余人，俘虏印军3900余人。印军参战的3万部队中，近万人被击毙，俘虏和击伤，其余多数溃散。中国军队战斗伤亡共2400余人，没有人被俘，以较小代价打出了国威军力。
入越进行防空作战，再度同美国空军较量
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当美国入侵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挑起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又作出了秘密出兵入越、入老，协助进行抗美战争的一系列决策。我国除了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外，人民解放军又先后派出近40万部队进入越南、老挝，直接参加了防空作战和对前线的战勤支援。在这场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又一次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越南本是法国的殖民地，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1950年以后，新中国以提供物资、协助训练指挥的方式，帮助越南劳动党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根据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定》，法军于翌年撤出了印度支那地区，越南以北纬17度线分界形成南北两个政权的分治。
1965年4月8日和9日两天，美国军用飞机连续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
从1965年8月1日起，中国援越高炮部队第六十一、第六十六支队，由广西、云南方向入越，开始进行防空作战。
在越南北方为时3年多的防空作战中，我国高炮部队共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在激烈的防空作战和繁重的战勤支援工作中，我国援越部队共牺牲1100人，负伤4200人。在这3年间，中国共派出32万铁道、工程、防空、通迅部队入越，在越最高保持量为17万人。
中国支援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三国进行抗美救国战争，武器、物资的金额按照成本价格计算即达200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直接战费的3倍，是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时间最长、花费最大的一次援外军事行动。
对外国海战首战告捷，胜利收复全部西沙群岛
1974年1月在遭到南越军队挑衅和攻击后，被迫还击，在西沙永乐群岛附近进行了海战。
1956年5月，设在西贡的“越南共和国”政府在对外宣布其领土疆域时，把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称说成是它的领土。
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沙海战结束后仅一年多，1975年春天南越政权崩溃，原先被西贡当局占据的南沙诸岛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1988年我国海军进入南沙并取得了“3.14”海战的胜利，控制了6个礁盘，从而在南沙海域建立了重要的维权立足点。
思想与时俱进，革命转为卫国
论起人民解放军打仗的时间之长，在近现代世界上是罕见的。不仅经过从1927年至1949年持续22年的革命战争夺取了政权，在全国解放后又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此后国内虽保持和平局面，但边海防仍战事不断，在东南沿海、在中印边界、在越南北部和中越边境，相继又响起枪炮声——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解放军才告别了实战。
中国的崛起成为近些年来改变世界战备格局的最重大事件，刺激了想维持世界霸主地位者，因而加大了其对我国的打压力度。
十、当年的胜利如何启迪今人？
追溯过去的光荣，是为了教育和启迪今人。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解放军战略战术的精髓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历史证明，不论战争条件如何变化，毛泽东这种运用战略战术的态度却将始终适用，并且是这位伟大军事家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之一。
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史和解放后进行局部战争的画卷，人们就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战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是红军、赤卫队相互配合声势浩大的反“围剿”斗争图形；在抗日战争中，又是“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式的以麻雀战不断袭击拢日寇的情景；在解放战争中，又是千军万马大踏步进退，并伴随以广大群众“车轮滚滚”支前的场面------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过程，虽然没有发生过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民维护自己独立安全的强大武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一切外国侵略者和西方国家头脑清醒的军事家望而生畏。
历史同现实沟通，今人就能读懂前人
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
现在有些人在纪念先烈时，往往只谈其英勇的奋斗，而较少深入分析参加战斗的动力。其实，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春华秋实”，春天的花朵是美丽的，而秋天的果实才能真正供人享用。在人类的戏剧舞台是，激烈的战争长期是动人心弦的剧目，然而绝大多数观众在感动之余却并不会向往这种浴血厮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战争为改造社会和保卫和平建设所需，然而它毕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论是武装起义的先烈，或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还是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在艰苦摸索中也都历经曲折，而他们所为之奋斗的，都是要让我们的祖国发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能够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大权，便是战略决策之权，体现在战争中那便是“打与不打”“什么时候打”，以及制定政治、军事政策，这些都是统帅的专利。“打”是战略决策必须由统帅大权“独揽”，至于“怎么打”则要小权分散，由前线指挥员决定。
政工是生命线，重在率先垂范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多少年来反复几军队强调的理念。周恩来作为在中国革命军队组建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自身就是率先垂范的榜样。崇尚荣誉，表彰先进榜样，又是激励士气的重要一环。
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
承认山头、尊重山头、反对山头、消灭山头是毛泽东的态度。尊重山头，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在军队干部人事安排中也考虑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干部的摆放。全军能整齐划一，恰恰是强调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的成果。
掩卷沉思，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展望我军走过的光辉岁月何其艰难。我是一位已过耳顺之年，有着部队和地方工作经历的读者。徐将军的《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书中的有些故事在所学的历史书籍中学过，但有些故事还是第一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入越防空作战、收复西沙群岛有些细节性的内容对我来说，有一部分是全新的内容。
学习历史，应该是不忘历史、牢记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人的人生观在发生着改变、扭曲。特别是前些年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介，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党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摸黑。一些人已忘记了共和国的那段历史。日本战犯供奉于庙堂、东北某县为日战犯修建纪念碑、南京街头个别年轻人身着和服等这一切让人不是不是伤身，而是伤心，不是心流泪，而是流血。鲁迅先生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负责宣传教育的国家部门，应该为全民补上这节历史课。我在网上看到也有学者呼吁，要向俄罗斯学习，对待学历史、学英模，不能局限于清明去祭扫缅怀。他建议每一个年轻人领取结婚证前，应该到当地的英烈陵园进行传统教育，祭奠英烈，牢记历史。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该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做一个对组织、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