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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扬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伟大命题,使统治者不能完全忽视人民的呼声,多少要以仁者之心关注人民的呐喊,使现实主义的文学有了生存的土壤,有利于继承和发扬“诗”的美学传统。天人感应论为自然意义的天加上了道德属性,交通天人,也使道德内容和道德批评成为文学的重要课题,对形成文学批评重视道德取向的民族传统,有很大的推助,对先秦以来的“山水比德”有所发展,汉代盛行的凤动教化说也与之很有关系。天人感应所促生的生命哲学在三方面影响了文学:抒情性,对主客体关系的重视,“同类相动”之说。
渡期之后,正值西汉王朝的上升时期,为适应汉武帝欲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创立起系统
的天人关系学说。他援阴阳家之言来解说“春秋”,大大开拓了天道与人事互相影响之论,使
“春秋”从蕴涵微言大义的史书,变成为具有神学法典性质的著作。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作为最主要的经学家,董仲舒现存著作有《春秋繁露》。为改革秦时弊政,他提倡德治和仁政,主张“更化”,推崇孔孟学说,配之以修郊祀、改正朔、建封禅、礼百神,而将儒学神秘化。董仲舒哲学思想主要有:世界观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认识论的“以名正实”,再就是历史观的“三统”、 “三正”循环论,和道德观的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合理性。在这一系列的理论中,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天人感应论。
期以来,如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对他的美学、文学思想作出了具体分析和适度肯定。但鄙意以为,这样的分析和肯定还有拓展的余地,为此,特撰成此文,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以就教于同好。
人合一思想,而用这一思想推之于政治、社会,用来“天人之际”,就难免会将人事与天道相比
附。这种现象在先秦时代的历史著作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如《春秋》和《左传》,确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是“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的著作,得失与治乱是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其事实皆形于《左传》”。但正如清人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所认为: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
渡期之后,正值西汉王朝的上升时期,为适应汉武帝欲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创立起系统
的天人关系学说。他援阴阳家之言来解说“春秋”,大大开拓了天道与人事互相影响之论,使
“春秋”从蕴涵微言大义的史书,变成为具有神学法典性质的著作。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作为最主要的经学家,董仲舒现存著作有《春秋繁露》。为改革秦时弊政,他提倡德治和仁政,主张“更化”,推崇孔孟学说,配之以修郊祀、改正朔、建封禅、礼百神,而将儒学神秘化。董仲舒哲学思想主要有:世界观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认识论的“以名正实”,再就是历史观的“三统”、 “三正”循环论,和道德观的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合理性。在这一系列的理论中,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天人感应论。
期以来,如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对他的美学、文学思想作出了具体分析和适度肯定。但鄙意以为,这样的分析和肯定还有拓展的余地,为此,特撰成此文,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以就教于同好。
人合一思想,而用这一思想推之于政治、社会,用来“天人之际”,就难免会将人事与天道相比
附。这种现象在先秦时代的历史著作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如《春秋》和《左传》,确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是“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的著作,得失与治乱是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其事实皆形于《左传》”。但正如清人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所认为: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