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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忱忱:从《文赋》的“感应之会”初探陆机的灵感说

2013-08-23 21:15阅读:


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的《伊安》中专门讨论了灵感问题,他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取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柏拉图肯定了艺术是一种创造,并从创造主体和心理方面试图揭示艺术创造的本质,这就是著名的灵感说的由来。而灵感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特定语境下,孕育出柏拉图的灵感说,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特定语境下,陆机在《文赋》中阐述:“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因为古籍资料的遗失,我们已经无法断定这是否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最早关于灵感现象的探讨文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陆机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艺术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灵感现象的发生、特点及作用的人,“感应之会”由此诞生。

在论及“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说:“这个对句确定了创作之初的那个关键时刻,它介于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创作前的反思阶段和随之而来的创作过程中的凝思阶段之间……在‘感’和‘应’相‘会’之际,存在一个无法控制的时刻,其中,创作之流可‘塞’可‘通’。既然这个时刻的来临是不可控制的(也许这个时刻用轮扁斫轮的手的动作来类比是最有效果的),陆机拿不出什么建议,他只能告诉我们‘所以’,而说不出其‘所由’。”从宇文所安的论述中,我们自然能察觉到陆机受困于时代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却是陆机对“应该之会”的具体描述如划时代的耀眼星辰。陆机认为,文思之通或塞,决定于灵感之有无。当灵感涌现时则“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
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意思是说文思就像风从胸中勃发,言辞好似泉从唇齿间涌流;丰富多彩的文章,只等着用笔墨去书写;灿烂丰美的文采充满眼帘,清越动听的音韵回荡耳际。然而当灵感枯竭的时候“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 ,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意思是说一旦喜怒、悲欢、爱憎这六情凝滞,“志”走了而“神”留了下来,心就像枯槁死亡的树木和空荡干涸的河流;虽然竭尽心力探索神秘和隐蔽的事物,打起精神试图在自我深处寻找;但需要搜寻的事物隐晦而越伏越深,难以出现的文思如此不容易被抽出来。通过《文赋》中关于灵感的涌现与枯竭的大段描述,可见陆机对在艺术构思与创作过程中灵感的作用的重视程度,而当西方的柏拉图将灵感归于“神”的时候,陆机将灵感引向了“天机”。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陆机在文赋中如是说。根据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的解释:天机的意思是自然,此点李善《文选》注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庄子》:‘蚿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又《大宗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刘障曰:‘言天机者,言万物转动,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如果说在这里天机是自然的意思的话,那么在同一个范畴之中,自然又是什么呢?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解惑:“‘天机’指一个自然过程的启动或启动之因,它起初微妙,捉摸不定,后来逐渐强大。文学反应(‘应’)的到来犹如天机,它表现为一种自动展开的、不断集聚动力的自然过程。”可见,陆机认为灵感的获得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而应当顺乎自然。也因此会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来描述灵感的来去非常微妙,也因此会有“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来描述灵感不是作家所能够主宰。在陆机的时代,要求他对灵感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是不实际的,但是陆机对灵感现象的如实描绘,并且察觉到灵感的不确定性,这已经是对文学理论的发展的极大贡献了。而陆机对这种难以把握的灵感所作的有关天机的推测,必须回到魏晋南北朝的整个语境之下来探索。

从《文赋》所体现的文艺美学思想来看,虽然它也有若干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论述,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等,但主要还是受到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同时也受到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陆机把灵感引向“天机”,其实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玄观点的发展。《老子》第十章:“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按照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的解释:“涤除”,就是洗除垢尘,也就是洗去人们的各种主观欲念、成见和迷信,使头脑变得像镜子一样纯净清明。“鉴”是观照,“玄”是“道”,“玄鉴”就是对道的观照。而《老子》第十六章对“涤除玄鉴”进行了补充:“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就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保持内心的虚静。而这无疑是陆机论及创作过程中灵感思维的发生的萌芽。庄子继续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他把“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状态称之为“心斋”,又称之为“坐忘”。庄子在《人间世》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就是说,从本质上,“道”不是“耳目”的知觉,也不是“心”的逻辑,因为“耳目”和“心”都只能把握有限的事物,而“道”是无限的。陆机对“天机”的不确定性的论述,正是来源于庄子对“道”无限性的观照。而陆机《文赋》之所以会在西晋初期出现,实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意涵。基本上,陆机《文赋》的出现是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的。西晋初期,所谓“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即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氏政权尽管给予世族特权,却没有完全阻断庶族人士的仕进之途。基于周旋在司马氏与诸多世族间的现实需要,这群庶族文士普遍养成了“儒玄揉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与精神状态,并具体而曲折地展现在其诗、赋等文学的创作中。陆机虽然出生于东吴名门,但是在他二十岁左右,晋灭吴,随即统一中国。十年之后,陆机和兄弟陆云奔赴京城洛阳,在那里获得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的赏识,多才多艺的陆机一举成名。这样的人生际遇也使得陆机深深受到“儒玄揉合”精神的影响,在论及文学构思与创作中非人力可为的部分时,将解释权归于老庄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如何,陆机的文赋承继了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论遗产,并且为刘勰《文心雕龙》 与钟嶸《诗品》的出现奠立了深厚的基础,可说是为六朝美学的“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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