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的小说理论在《堂·吉诃德》中的表现
2014-04-22 11:14阅读：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西班牙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者。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初，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其中有一颗不容忽视的珍珠——米盖尔·德·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1570年参军，在战争中失去过左手。1575年回国途中被俘为奴，《堂·吉诃德》中的俘虏经历就是其这段时间的生活写照。他年轻时曾进入政界，因政见不同，他又喜欢率性直言，屡遭政治是非的牵连，数次被投入监狱。后投身商海，却以负载累累告终。在他决心写作的时候，不顾众人的质疑与嘲笑，毅然地拿起了笔，激情澎湃地书写自己对社会、历史和人生深邃而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并在创作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塞万提斯的主张之一，自然是小说的唯一范本。他在《堂·吉诃德》的序言中有说道，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间的声望和影响。《堂·吉诃德》里的主人公阿伦索吉哈达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浪漫主义文学里的骑士，他没有脱离现实的离奇，也没有值得赞美的武功和爱情，他不是“忠君”、“护主”的，他是一个另类的“骑士”。正如塞万提斯所说：“作家无须“乞灵于哲学家的格言，《圣经》里的义理，诗人们的讽喻，辩士们的词锋，乃至圣徒们的玄秘”他只要忠于现实，做到字面“简明、朴素、雅驯、恰当”，文章“悦耳和谐”主旨“明白易晓”力戒“芜杂或晦涩”便能使读者“破闷为笑，“提高兴味”了。这样，“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就完全摧毁了”。”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象真”的概念，并特别强调，对于历史和细节必须忠实。《堂·吉诃德》正是按照摹仿自然的现实主义原则，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6世纪和17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种种黑暗势力。
他的另一个主张，“才情”与小说的社会作用。在小说的社会作用上，塞万提斯继承了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观点。在《堂·吉诃德》第48章中，他明确指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教育观众，使观众对“对于诙谐的部分会觉得有趣，对于严肃的部分会觉得有益，对于情节会觉得惊奇，对于情理会得到进步，又因见了欺诈的知道疾恶，对美德知道爱慕。”同时又能给人以娱乐，使“无事多闲的和最最忙碌的，都可能得到无害的消遣。”初看“狼狈相”的堂吉诃德，会认为他只是一个小丑状的疯子骑士，用其好笑的行径逗乐读者。然而看久了，便渐渐感到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堂吉诃德并不是一个傻子，相反，他博览经书，对事有独到的见解，在不谈“骑士道”时思路清晰而敏捷。有人说，读《堂吉诃德》，第一遍是笑，第二遍是哭，第三遍是思考。书中有一个情节是，堂吉诃德救一个被老板鞭打的小伙计安德列斯，然而因此安德列斯不但没得到报酬还被痛打了一顿。当他再次见到堂吉诃德时，竟说：“下次您如果见到了我，哪怕我被切成碎块，也请您别来救我，帮我。”一心想帮人的堂吉诃德，却得到被帮者如此评价，这是何等的悲哀。
一位传记作家在整理关于塞万提斯的资料时，这样感慨道：“他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堂吉诃德一样，自信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固执得近乎愚笨。但最可爱的一点，是他屡屡碰壁之后，懂得人生在该转弯时要毅然地转弯，就像写作时另起一行，开始书写新的段落……”
塞万提斯以平易生动的笔调，谈了自己对摹仿、真实、才情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对当时的小说创作的经验和理论作了一次概括，在文艺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的创作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理论家一样，塞万提斯既有反封建主义教会文学的一面，又不能完成脱离某些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的理论贡献是在小说创作领域阐释和发展了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的现实主义摹仿说，但他并没有冲破古希腊、罗马的基本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