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中学老师
2017-04-19 16:41阅读：
回忆我的中学老师
1962年，苦日子将结束的时候，我小学毕业进入岳阳县三中学习。岳阳县三中是一座县级完全中学，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当时的岳阳县除了今日岳阳县的辖区之外，还包括今天的岳阳楼区的老城区，那也是县治所在地。县城虽有一中二中两所中学，却只有一中有高中。另一所完全中学是岳阳县三中，设在离县城六十里地的新墙镇，这也是我的老家所在地。
三中虽是一所农村中学，但却有很强的师资力量。在这里教书的老师年纪都不大，有许多还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主要是湖南师院的毕业生，也有少数湘潭师专的毕业生。他们虽然年轻，素质却很高。我在三中真正读书的时间只有四年，62年进初中，65年进高中，66年文革爆发，学业就中止了。所以我们虽然号称68届高职毕业生，实际上只读了四年书。但就是这四年的学习，打下了我良好的专业文化基础，使我在后来的岁月里，能从容应对，抓住了重要的人生机会，在曲折坎坷的人生之途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当我回忆这一段中学生活时，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培养教育了我的老师。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这些老师，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在本文里，我将如实地写下关于我的中学老师的一些杂乱的记忆。
我读中学的几年时间里，校长是唐礼州先生。说实话，唐校长在当年三中师生中的口碑并不算太高。他一直搞教育行政，似乎也没有什么学业专攻，也没见他上过课。最主要的是，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眼里，唐校长太严肃，办事也有些刻板、机械，缺少幽默感和平易近人的一面。他带着一副黑宽边眼镜，微胖的脸总是板着的，这使我们看到他就感到有些害怕。那时全校师生经常集中听报告，主讲基本上是唐校长。唐校长上台做报告，拿着一杯茶，一讲就是
两三个小时：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我们学校的情况，滔滔不绝，大都是套话，鲜有生动风趣的表述和独特的见解。这对于我们这些才十来岁的中学生来说，听这样的报告无疑是一种折磨。但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政治说教，大家基本上还算认真地听唐校长的讲话，很少有捣乱出格的情况。唐校长另一个特点就是“左”。他贯彻阶级路线、抓阶级斗争可谓尽职尽责。对于他的这一点，我读书时由于年龄小，感受并不具体。只是觉得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入团入党、选拔学生干部、评优评奖方面受到太多歧视。长大以后，特别是后来参加工作后，在跟原来的老师们的交谈中，又听到不少他们讲述的在唐校长主政时挨整挨批的经历，而这些老师大都是一些出身不好的有才华的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我唐校长“左”的印象。文革期间，唐校长也受到残酷迫害，住牛棚、戴高帽、游街、批斗，甚至受到谩骂殴打。我亲眼见到一次批斗会上，唐校长正弯腰弓背站在台上接受批判，一位小个子的高三年级的同学跳上台，慷慨激昂地讲了几句后，突然挥拳猛击在唐校长的脸上，唐校长的眼镜打飞了，脸随即变得青紫肿涨起来。那一拳，使在场所有的师生都感到震惊：无论唐校长有什么不是处，这一拳也不是他应付出的代价，他毕竟是我们的老师，是夙兴夜寐、念念在兹，为学校和学生操劳的校长啊！后来，随着年事渐长，我对唐校长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其实，我们眼中唐校长的缺陷，是那一个时代的通病。他“左”，是因为他处在那样一个极左的时代，换了另一个校长也还会是那样。实际上，岳阳县三中作为一个新建的完全中学，在不长的时间里，招揽汇集了一群优秀的教师，使高考录取率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多到百分之五十，几乎与老牌中学县一中并驾齐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作为校长的唐礼州先生是功不可没的。唐先生早已不在了，他的形象将存留在他的学生的心中，他的功过是非，历史已做出了评价。愿他安息！
三中的教导主任叫冷国祯，我对他不太熟悉，没见他上过课，后来也没有再跟他联系过，给我大致的感觉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副教导主任方授楚先生。方先生有很强的古文功底，诗词和书法在省内教育界和文化界颇有名气，八十年代以后，曾是岳阳洞庭诗社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1982年我从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时，方先生是岳阳市一中教导主任，我曾写信给他，希望能到他们学校工作，后来因为被分配至岳阳师专任教而作罢。在师专工作期间，我曾去方先生家看望过他。方先生退休后，有一次我曾接到先生的特别邀请，到他家做客，并在一中校门旁边的餐馆接受了他的宴请。席间，方先生还把他的一本诗集赠送给我，并在扉页上签名题字。这使我既非常感激而又惭愧。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过课，我唯一一次与他打交道，是读初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早读分单双日读语文和俄语。有一天是该读语文的日子，我却在教室里看其他的什么书，也许是小说，我记不太清了，却恰好被巡查的方主任看到了。他要我拿着语文书，跟他到教务处他的办公室里，问了我的姓名，再问上一堂语文课上的是什么课文，然后翻开我的语文课本，要我背诵刚上过的鲁迅的《从百草园的三味书屋》中开头的两段。这是课文练习中规定学生要背的一部分：“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不用说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我听他要我背课文，原来忐忑不安的心立刻放下来了，非常流利的背完了他指定的课文。我见方先生严肃的面容逐渐和缓了，没有再批评我，挥挥手让我走了。我带着一点惭愧又有一点得意的心情走出他的办公室，一边想，倘若我背不出来，方主任会怎样处罚我呢？
我进三中时，初一分两个班，22班和23班。我在23班，班主任是周健翎老师。周老师也是我们的地理教师，她是湖南师院地理专业毕业的。周老师对地理专业很熟悉，当她在黑板上画地球时，粉笔随手抹去，一个跟地球一样的椭圆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然后，赤道、南北回归线、南北极，线条在她手上被精细快捷地描绘出来，与课本和地图册上的地球相差无几。这当然使我们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感到很惊奇。但我们更惊奇的是，周老师作为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教师，竟然没有结婚。她后来也一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终身不婚，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我们都是半大孩子，对婚姻问题半懂不懂，却也私下里好奇议论。关于周老师的未婚，有过若干传言。后来我们得知，周老师并不是什么独身主义者，她年轻时也很漂亮，这有她摆在桌上的她的青年时期的相片为证。她也不乏追求者，但她拒绝了。为什么呢？据说她读大学期间得了肺结核病，当时这是一种比较凶险的病，且易于传染。她认为自己有这种病不宜恋爱结婚，以免影响了别人。这个传闻多年后得到了周老师的亲自印证。我离校若干年后，又一次去看望周老师，她跟我谈到她的家庭，她的人生遭遇，她的爱情和婚姻问题。她确因为肺病拒绝了当年对她有好感的追求者，后来虽说肺结核已经痊愈了，她也再没有成家了。
周老师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她把学生看做自己的儿女，生活上关心他们，学习上严格要求他们。有些家庭贫困的学生，周老师把自己自己的衣服鞋袜拿出来给他们，甚至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帮助他们。周老师做班主任管理很到位，经常见到她在教室里与同学们谈话、布置工作。周老师是长沙人，每当班上出现学生淘气、不守纪律的现象时，常见她摇着头对学生说：“何解啰，你这是何解啰？”看到她难过又莫可奈何的样子，犯错误的同学不得不惭愧地低下了头。
从我进中学读书开始，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口号开始叫得越来越响，家庭出身、成分越来越被关注。周老师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她的父母是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开有好几个大铺面。在我们班里也有七八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不知为什么，这几个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也比较听话。可以看得出来，周老师是喜欢这些同学的。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她不能够表现出来，在班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助学金的发放上，都尽量贯彻阶级路线，向贫下中农子弟倾斜。但在感情的关爱上，她完全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完全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感受到她母亲般的温暖和慈爱。也正因为她的这种教育风格，文革中，她受到了严酷的批判。在那些曾经接受过她的关爱的出身好的同学中，有人贴出大字报，污蔑她用资产阶级的母爱教育，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弟。更有人恩将仇报，肆意侮辱她的人格，给她剃阴阳头，挂黑牌，呵斥谩骂她。文革期间，周老师受到长时期的迫害，住牛棚、挂黑牌、戴高帽、接受劳动改造，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我离开学校后的很长时期里，仍与周老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农村的十来年间，我偶尔地利用路过学校的机会，去看望一下她。记得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学校已放暑假了，我给生产队送公粮到镇上的粮库，完了后偷空去看她。那时，周老师已恢复了工作，但不教地理，而改教英语课了。周老师看见她当年的得意门生，挑着一担空箩筐，满脸的汗水和灰尘，衣衫褴褛的样子，眼里充满了同情和怜爱。她连忙将我迎进房里，给我倒茶，而且一定要留我吃饭。我因为没时间，不肯吃饭，她就赶紧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周老师是否给我讲了什么安慰和鼓励的话，我已不记得了，也许她什么也没有说，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来说，什么安慰也是苍白的。我只记得吃下了周老师亲手做的面条，那里面她大概放了一点自己做的腐乳，面汤里带着那么一点腐乳的香味，就匆匆告辞了。几十年以后，我仍然清楚地感受得到，她做的那碗面条的腐乳香味，记得她送我到门口，倚着门框向我挥手告别的样子。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岳阳师专工作后曾多次去看望她。值得一记的是1984年元旦，我和我们初中23班的十多个同学相约去看望周老师。我们特地制作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几个大字，出处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余既滋兰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周老师很重视这次活动，还特约了另一位女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政治课教师罗全湘老师作陪，并一定要由她自己出资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我们纷纷举杯，祝周老师和其他老师身体健康，感谢她对我们的培养教育之恩。我们还在一起合照留念，十几个同学簇拥着周老师，周老师的脸上流露出幸福和满足的神色。
差不多三十年又过去了，周老师逝世也有二十多年了。如今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三中后面的小山包上。她无儿无女，大概也没有人去给她扫墓上坟，也不知她的坟堆还能否辨认得出来？
在中学读书期间，我最喜欢语文课，我的作文是同学中最好的，这在语文老师中也小有名气。而我的语文老师也大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先教我们语文的是陈展豪老师，广东人，四十多岁年纪，黑板上写字一笔一划，工整而漂亮。陈老师有一个绝活——唱读课文。这不是一般的拖长声音的哼读，像某些古文先生读书的那样。陈老师的唱读，有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听他唱读了《木兰诗》，感到很好听，也很新奇，同学们都鼓掌欢迎。陈老师教了我们不到一个学期，就调走了，接他的是欧阳俭老师。欧阳俭是一位女老师，在初中时期她教我们语文时间最长。她高个子，微胖的身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又一次，我的一篇作文写我的婶婶，其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婶婶的泼辣，并联系到鲁迅作品《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得到她很高的评价。她给这篇作文打了90分的高分，而且在班上做了讲评。欧阳老师的先生也是语文老师，叫吴忌，他是高中老师，没教过我的课，但他在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中的名气却比其他人都大。一是他的资历老。他原是解放前重庆什么报的记者，发表过不少文章。二是他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工资高。他的月工资据说有九十多元，这在农村中学中极少见，当时三中一般老师的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元，他高了差不多一半，比我们校长唐礼州还高出二十多元。这就使他在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中产生了一点神秘感。好在他有一个侄子是我们班的同学，偶尔的给我们讲一点他叔叔的新闻，使我们对他多了一点了解，也打破了一些我们对他的好奇和敬畏。
初中教过我语文课的还有一位女老师叫徐德君。那时她不过二十多岁，身材苗条，大眼睛，白皙的皮肤，在少年的我的眼中，是很漂亮的一个女人。我们那时虽然只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但对漂亮的女教师似乎也有特别的好感。她教我们时间不长，但有一个细节却使我难忘。又一次，不记得是拿作业本还是什么事，我到了她家里，她的爱人叶复兴也是一位语文老师，正在家，那时他们刚结婚不久。徐老师笑着对叶老师说，他叫谭解文。叶老师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久闻大名。叶老师夫妇大概是随意的一句带有一点褒扬的对答，却使我得到了仿佛是极大的赞誉的一种满足，并进而转化为学习的新的动力。我对语文课的喜爱，我的作文水平的不断提高，应该说和这些语文老师的辛勤培养和热情鼓励是分不开的。我来岳阳师专任教后，曾去看望过他们夫妇多次。徐老师年届中年时，不幸得了癌症去世，我很为之悲痛。若干年后，我与另一位同学合作给叶老师介绍了一位新老伴，他们现在一起生活已快二十年了，老两口生活得很和谐，很融洽。我有时暗想，关于这事，徐老师若地下有知，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三中的老师大都很年轻，其中不少多才多艺。这给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读中学时很喜欢打篮球，课余很多时间泡在篮球场上。而三中就有一支很有名的教师篮球队。这支篮球队不仅在我们学校所在地绝无对手，就是在岳阳县（含今日岳阳市区）整个地区也是位居前列的。我记得来我们学校打过比赛的就有县商业局球队、县一中球队，还有3517工厂的球队，他们都是本地区高水平的球队。在我的记忆中，三中教师球队与他们比赛互有胜负，难分伯仲。三中教师队的主力队员有章铁军、欧阳勤、毛拟文、张清才、董冠扬等人。其中球打得最漂亮的要数章铁军老师，而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带球过人上篮的绝技。一两个人拦不住他，只见他控球在手，左一步，右一步，身体一转，便已到了篮下，跳起投篮，十拿九稳。虽然常常几个人夹击他，他却如入无人之境，锐不可当，拦也拦不了，盖也盖不住。他那种持球穿插，过人上篮的灵活优美步法，我以后再没有看到过第二人。若要更生动更形象地描述，或许只能借用曹植的《洛神赋》：“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借用了曹植的诗句，用来描绘段誉的一种灵活优美的武功——“凌波微步”，可在万人阵中进退自如。章老师当年是使用了这种“凌波微步”吗？
章老师不仅球打得好，在文艺方面也颇有天赋。他的男高音宽阔、优美、醇厚。每当学校有演唱活动时，他都会上台引吭高歌。他最拿手的歌是胡松华唱过的《赞歌》。那一声“啊-呵-哟——”真是声如裂帛，余韵悠长，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辽阔的大草原上。他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教师话剧表演。演出的剧目是是六十年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多幕剧《年青的一代》，剧情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一群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在如何对待生活、劳动、升学、工作分配等问题上的思想矛盾和斗争。这当然是一部带有浓重的“左”的时代色彩的作品。章老师扮演其中的男主角肖继业，很成功，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章老师的主业当然还是教学，他是化学老师，教课也很优秀，他主要教高中，我在初中时无缘得其亲炙。进高中后，他刚给我们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课，文革就爆发了。未能有更多的时间向自己仰慕的老师学习，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章老师在岳阳县三中任教期间，还只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时期，加上他长得英俊帅气，曾是许多同学特别是一些女同学心中的偶像。但他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在县三中期间并不受重用。他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调回长沙，先在长沙市11中任教，任教导主任，后来担任长沙市明德中学校长15年。大约是1981年吧，我在湖南师院读书期间，和另一位也是来自三中的同学丁春波去看望了他，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章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大学校友，他1962年在湖南师院化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岳阳县三中任教，与我进三中读书是同一年。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网上搜索了他的名字，看到了明德中学关于章铁军先生的悼词。他2009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0岁。
说到老师的多才多艺，还要提到谢启华老师。她是数学老师，课教得好，很受同学欢迎。特别是她的嗓子好，音色甜美，在女老师中无人能出其右。她与章铁军老师一样，是学校演出的活跃分子，不仅自己参与表演，而且也是同学们的演出活动的组织者与指导者。三中校文工团有一批优秀的学生演员，演出过很多水平不错的作品，大多是在她还有章铁军、刘晓兰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谢老师很活泼，很热情，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在大家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大姐姐的形象。其实谢老师的家庭生活也遇到过很大的不幸。她大学才毕业，父母亲相继去世，却留下了四个年幼的弟妹。最大的弟弟才进初中，与我同班，最小的妹妹大概才两岁。谢老师刚参加工作，就担负起抚养弟妹的重任。而这些弟弟妹妹也确实是在她的含辛茹苦的教养下长大成人了。作为一个大姐姐，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这是很不容易的。提到谢老师的这一点，不得不说到我的另一位老师，也就是谢老师爱人张清才先生。张老师当年是学校教务处的干部，虽然不教课，却也多才多艺。他与章铁军老师等一起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善书法，软笔硬笔都写得不错。谢老师把四个弟妹抚养成人，当然也因了张老师之力，实际上他们夫妇合力完成的。张老师后来调到市教育局工作，在市教育局工会主席任上退休。晚年他又开始学习古诗词创作，而且卓有所成，出版了一部诗集。退休后的我与张老师有较多联系，他送给我亲笔题写的刘禹锡咏洞庭湖的书法作品如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他的亲笔题签的出版诗集也放在我的书柜中。
我走上社会以后，主要在学校工作，我读中学时的老师，后来也有一些与我先后同校教书，成为了同事。这里也略做记述。大约是1972年，我到当时的三合公社中学代课。在那里，我有幸与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李若文和俄语老师盛勋华成为了同事。李老师是我高中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他喜欢写点旧体诗词，这些诗词在文革中都成为了他的罪证，并因此挨批斗，住牛棚。后来虽然被解放了，却将他从县级高中下放到公社初中任教，恰好与我同校。他是以待罪之身而来的，虽然学识能力在这个农村中学是首屈一指的，但并不受重用。他的字写得漂亮，学校就常安排他刻钢板。我多次见他在寒冷的冬天，握着铁笔，手背上包裹着一条毛巾，在垫着钢板的蜡纸上刻出一行行漂亮的仿宋体的字来。
盛勋华老师在三中时教俄语，到三合中学后改教英语，因为文革时期，老大哥变成了苏修，中苏交恶，中学已不再开俄语课了。我恰好住在盛老师隔壁，所以经常去盛老师房里坐坐。盛老师家庭出身还可以，又是党员，自然没有受李若文老师那样的迫害。但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知识分子都受歧视和排挤，盛老师也不例外。我当时只是一个代课老师，真正的身份还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我每月的代课费三十元，只能留下十元钱吃饭，其余的二十元都要交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记工分。盛老师并不因为我的这种身份而流露出某种轻视。他喜欢抽烟，但平素并不买烟抽，而是抽的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卷烟。那时候，那里的老师都抽这种自制的卷烟。先从农民那儿买来烤好的烟叶，再切成细细的烟丝，喷上一点酒，有的甚至还放一点香精，在一种木制的卷烟工具中，放上买来的卷烟纸，做成卷烟。我那时刚染上了烟瘾，自己没钱买烟，就经常去盛老师那儿蹭烟抽。我一去，他总会递上一支自制的香烟。那种烟其实质量相当好，烟叶是上等的，吸上一口，满口余香。我们师生吞云吐雾之余，就会山南海北地聊起来。一边聊，他又继续给我递烟。有时候，一个晚上完了，满地都是烟头。八十年代我到岳阳师专工作时，盛老师和他爱人张爱芳老师都调到岳阳市四中工作了。张老师也是俄语老师，曾教过我的课。我曾多次去盛老师家里看望他们夫妇俩。盛老师长期身体不好，六十多一点就去世了。我有时想，他是不是抽烟太多的缘故？若是，那我在三合中学两年的时间里常伴他吞云吐雾，不也是一种罪过吗？
大学毕业到高校任教后，我再次有幸与一些老师共事。1999年，岳阳大学与岳阳师专合并升为本科。我中学时的多位老师叶复兴老师、周持中老师、刘璞老师他们原在岳大工作，合并后，与我都在一个学校了。只是叶老师、刘老师在合并前就已退休，周老师虽然没有退休，但由于他先是在数学系，后来在计算机系工作，相遇的机会不太多。所以，虽忝为同事，却较少交往。周老师的夫人刘晓兰老师也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直接教过我的课的。他们夫妇俩身体都很健康，晚年生活很幸福。叶老师前面已讲到，不再赘述。刘璞老师晚年多病，曾中过风，又与妻子离异，生活孤寂。他住在原岳大旧校区，离我这里有好几里地，平素很难见到。有一次我去那边办事，见到他提着一壶油，瘸着腿，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我赶紧走过去，帮他提起油，送他到了三楼他的宿舍里。刘老师在中学时教物理，后来又管校办工厂，颇有名气，进高校以后却不顺利，职称没解决，晚年生活也不美满，令人叹惋。他去世时只在原岳大的校区里贴了一张小讣告，我竟不知道，丧事办完很久后我才得到消息。未能给老师送葬，这是我颇感歉疚和自责的事。
1995年，母校为举办校庆活动，创办了一张《三中校友报》，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短文《拜望老师》，现在把它附在下面，作为本节的结束。
《拜望老师》（《三中校友报》
1995年5月23日）
1968年，我结束六年的中学生活，离开岳阳县三中，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许多旧日的朋友早已断了音信，绝了来往，唯独对培育了我六年的三中的老师，我却始终怀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时常渴望能见上一面，问问安好，叙叙离情。二十多年里，我探望过不少三中的老师，每次见面，都在我寂寞的感情世界里，留下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高中毕业后，下放到老家三合公社，当了十年农民。我们生产队与原三合中学邻近，当时盛勋华老师、李若文老师正在那里任教，七十年代初，我到三合中学代课，与他们共处过一段时期。我那时是一位临时的代课老师，比民办老师还低一等。好在两位老师都是单身一人在此，他们家里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由于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我到心情郁闷沉重。和老师在一起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但能记得他们眼中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叹息的眼光。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考入湖南师院中文系。四年读书期间，我先后看望了在长沙工作的几位原三中的老师。邹秀娣老师在湖南师院数学系工作，我到师院后不久就特意去拜访了她。见面之后的话题自然是忆旧。对于那一场浩劫，邹老师固然是感慨良多，而对某些同事和学生在那个年月里的行为，亦颇有微辞。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去章铁军老师那里大概是大学毕业前一年的事。他当时在长沙十一中任教，离师院很远，转乘了好几站汽车才到。比起当年驰骋球场的潇洒风姿，章老师已略显老态。我们互道别情，同时也为老师刚战胜了一场大病，转危为安而庆幸。在长沙期间，我还看望过潘必福老师、谢红老师。到谢红老师那里去，是在别人的邀约下临时决定的，匆促之间竟然来不及换上一双鞋，就赤着足趿拉着破凉鞋去了。后来我想，谢老师该不会说我太不修边幅吧？
到岳阳参加工作以后，我探望的老师就更多了。粗略的数一下，就有吴忌老师、欧阳俭老师、叶复兴老师、徐德君老师、李若文老师、毛拟文老师、周持中老师、刘晓兰老师、张清才老师、谢启华老师、瞿素青老师、刘璞老师、廖时哲老师、方授楚老师、贺望雄老师、汪文生老师、吴从寿老师、李盈秋老师、周健翎老师等等。其中往来最多的要算是周健翎老师了。
周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我们师生之间是颇有感情的。无论是在农村劳动时，还是上大学、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去看望她。1984年元旦，我曾邀集部分同学去三中拜望她，还特意制作了一个匾额送给她，上书“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几个字。我们在校园里燃起了鞭炮，并与她合影留念。现在周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了，她静静地躺在三中后面那个小山脚下。只有那张合照，仍珍藏在我的相册里。相片上的周老师在同学们的簇拥下，带着满足的笑容。是的，老师是不会被学生忘记的，无论是已故的周老师，还有徐德君老师、盛勋华老师，还是如今尚健在的其他老师，他们都将永远留在他的学生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