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365光岳楼由平山卫守御指挥陈镛洪武七年建（魏聊、郑尊亭）
2016-11-16 20:0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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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岳楼由平山卫守御指挥陈镛洪武七年建成
——光岳楼非冠县洼陈“东昌卫指挥佥事”陈镛所建
(2013-09-02
17:18:39)
作者：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冠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郑尊亭
光岳楼是聊城自明代初年至今六百多年来，逐步被聊城人民认可的标志性建筑，她对于聊城文化有着象征性意义。
光岳楼雄伟庄严的风貌、中正平和的气质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直到今日仍在有形无形之间影响着聊城的人民和登临或观瞻过光岳楼的人们。并且，从古至今光岳楼还给聊城和聊城人民带来过无数的荣耀和自豪，例如1994年聊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光岳楼的价值和存在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明代初年聊城一带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陈镛建造光岳楼这件事，对于聊城，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一、关于陈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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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岳楼现仅存有两通明代维修碑石，一通是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的《重修东昌楼记》，由京闱贡士，南京户部郎中，郡人朱荣书丹并篆额，赠进士出身，南京户部主事，同郡梁玺撰文。
另一通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重修光岳楼记》，是由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学士，奉直大夫同修国史，经筵讲官，兼撰文官诰敕前春坊，太子谕德，郡人许成名书。
此二碑对光岳楼的建造者和明确的建造时间只字未提。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陈镛修建光岳楼最早的记载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顾瞻的《东郡光岳楼壁记》，此时距光岳楼的建造时间已过去近三百年了。
由于此壁记是关于陈镛修建光岳楼最重要的资料，今摘录之。东郡光岳楼壁记
顺治十七年春三月，前太守堂台卢公，清正廉洁，百废具举，乃重修光岳楼……余观夫东郡胜状，在光岳一楼，衔远岱，接长流，风气绵亘，高下镇达。原隰成文，云霞相陵。荡远目于天涯，丛四境于台端，诚一郡之名胜，天下之伟观也。观止矣，然创造之月日，经始之姓氏，询之父老，茫然不知；阅之载记，阙焉不讲，噫，不甚可叹乎？余揣揣于心而窃有所疑焉。会修名宦祠竣，将历代诸名公置诸祠，欲得郡志，备考姓氏，有府庠安邦者，先朝安赤绂之苗裔也，班荆与语而言其故，对日：山东通志曾有载之者，则明初陈镛其人也。余祖金章公亦与有劳焉，继而以志阅之，志日：洪武初，陈镛为东昌守御指挥佥事，东昌旧系土城，镛始甃以砖石，树楼橹，作潜洞、水门、暗门之类，又作光岳楼，肇建平山卫治，凡军旅备御之事多所更定。在镇十有二年，军民安乐，有古良将风，今志载班班可考，光岳楼之作实惟陈公，请有以记之。余日：唯唯，夫东郡旧城在府东北十五里，宋太宗淳化三年六月，博州河决，城坏，徙州治于孝武渡西，则光岳楼之建之洪武初之陈镛也，明矣。
第陈公位为守御，不甚显荣，乃克尽职业，费重资甃治城垣，肇造崇楼，不仅适我而能惠众夫，亦有见乎风气所锺，民社重寄，使后之人观，感而兴起也。呜呼，是乃仁术也，岂直目观而已乎？予赞。郡之明年，鲁经理其役，今降谪去任，若不休，扬其所自，则古人之良德美举，湮灭弗彰，斯楼之巍焕嶙峋创始莫考，存名废实，将信传疑，是亦兹郡之轶事也。嗟乎！陈公以武臣而留心地方民物之盛，读通志而想见其为人。所谓人杰者乎。殆未可数，数见也，惟是建弘业、树奇勋。而当日不立碑记，以传之无穷，倘所云：不求人知之意耶。是耶非耶？予故表而出之，作记刻石，用图永久，以补太守卢公记之所未及，使后之登是楼者，将彻览夫斯文。
此记并未详细记载光岳楼的建造年代，对陈镛的官职也语焉不详，称其为“东昌守御指挥佥事”，而且说明守御指挥佥事之职“不甚显荣”。
而对于资料出处的《山东通志》，文中也未作更多的注解，查《山东通志》历代志书，距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较近的一次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所编，也许顾瞻所说的就是这一版本的《山东通志》。
到了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嵩由等编著《东昌府志》时，是这样记述的：“光岳楼，楼在城中央，洪武七年（1374年）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以修城余木建，名‘余木楼’，以料敌望远。后西平李赞名之日‘光岳’。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
此处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于光岳楼的建造年代，突然有了一个明确的纪年，即“洪武七年”，而在此之前，所有史料一直是认为“创始莫考”。“洪武七年”由何而来？不知所据。
二是关于陈镛的官职，称其为“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这一官职比顺治十八年顾瞻的记载多了一个“卫”字，卫所制度是明代军事的制度。据明史《兵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定天下，卫所计有内外卫329处，当时尚未有东昌卫。后屡有增改，至到正德年间才有东昌卫。因此，东昌卫这一“卫”字加在明洪武年间的陈镛的官职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关于陈镛的新资料，即在冠县辛集乡洼陈村发现一通1994年根据明万历元年的石碑而复制的碑刻。这一石碑文中记载：“国初有讳德新者，自徐之萧县占堂邑北十甲里长隋家焉，高祖讳镛，洪武帝敕封六品广粮员外郎并殖荫后。官任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修建城池。光岳楼乃镛祖所建。”
但是，这一资料由于渊源不甚确凿可信，只能作为了解陈镛的参考，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二、关于光岳楼的建造背景
聊城自有史以来即为鲁西重镇，春秋时此地有聊、摄二城，聊城亦因此得名；战国时因地处魏、齐、赵诸国边境，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时则置聊城县，属东郡；隋唐时为博州治所；元初隶属东平路，至元四年（1267年）析为博州路总管府，至元九年（1272年）改为东昌路；明洪武初改为东昌府，直到清末。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和太史令边源相继建言开凿南起须城县安山（今梁山县），北至临清之运河，以“引汶水，达船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元史·河渠志》），河成后以“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诏赐名会通河”（《元史·世祖纪》），聊城也自此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港口。可以说，随着运河的开通，聊城已不仅仅是鲁西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日益成为关系全局的中心城市。
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吴王位，10月朱元璋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中原”（《明史·太祖纪》），揭开了北征讨元的序幕，12月“张兴祖下东平，兖东州县相继降”（《明史·太祖纪》），徐达亦攻克济南。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明，建元洪武。二月“常遇春克东昌，山东平”（《明史·太祖纪》），闰七月，“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挥师北上，相继克德州、通州，八月，大都降明，元朝宣告灭亡。
但“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明史·兵志》），蒙古人在塞外的力量依然强大，不时南侵扰明，明朝虽曾多次派兵出击，但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洪武五年（1372年），徐达率兵深入漠北，遭到元军顽强抵抗，“死者数万”（《明史·徐达等传》）”大败而还，给明王朝以很大的震动。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遂命徐达、李文忠等备边山西、北平，加强防御，以防元军进攻，北平成了明朝在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北平的安危存亡，决定着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能否巩固，对控制北方局势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明朝在此驻有大量军队，据《明史·徐达等传》载，洪武元年明军克大都后，即以“元都为北平府，置六卫”，其后更在此设北平都司，辖卫十余个，加上与之毗邻的北平行都司、山西都司等，明王朝在北方的驻兵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如此众多的驻军需要大量军需物资，北方长年战乱，生产能力极其衰弱，所以，所需军民之用，特别是粮食需要从富庶的南方调运。这时元王朝所开凿的以北平为中心的运河，就更加显现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北方的会通河、通惠河作为明军驻北平等地部队的供给线，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东昌府作为绾谷漕河的重镇，地位之重要更凸现出来，正如后世所比喻的那样：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因此明军占领东昌后不久，即匆忙修浚城池。
这在李廷相于嘉靖四年《重修东昌城记略》中有较详细的补记。洪武五年（1372年），“守御指挥陈侯镛，始甃以砖石，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阔杀尺三十有五。为门凡四：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
城上登望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水’、‘望岳’二楼在焉。楼卒之所舍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有吊桥、有潜洞、有暗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而新之。”（李廷相《重修东昌府城记略》）城池规模虽说不大，但在防御上却可谓完备至极，真正做到了易守难攻。在这里，陈镛称为陈候镛，官职是守御指挥。
修城完毕后，陈镛又以修城所余之木料，在古城中央修建了这座高大的楼阁，以“严更漏，料敌望远，报时报警”。初名“余木楼”，足见其建造之本义。统治者经过数十年的战乱之后，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肯耗费巨资兴建如此高大的建筑，也只能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
光岳楼的建造以及建筑本身
1992年维修光岳楼墩台时，曾拆开北门石额匾（即武定匾），发现石匾背后有题记一行，四字，“洪武五年”，字迹为阳刻线，较为潦草，可认定是当时民工无聊之时雕刻上的。这一新史料的发现又使我们对明初的社会状况和建楼经过有了新的认识。
按照古代的习惯，记载一项工程，一般都是在工程竣工时或竣工之后一段时间内记载这件事，对光岳楼的记载也不会例外。可以想象，像建造光岳楼这样浩大的工程，在国家草创之初，国力尚不强大，工程技术力量尚不完备，至少还没有把建设规程梳理的十分流畅，而且，就光岳楼这样复杂的木结构体系，单从设计而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在陈镛和当时城市建设规划专家的设计里，光岳楼的建造与东昌城的改造应该是一揽子工程，也就是说在陈镛改造东昌城时就已经考虑光岳楼的建设了，若不然，修城又何以能剩余那么多的木料呢？光岳楼最主要的木构架是内外双槽金柱，共32根，高度均为11.
58米，直径0.6米，这样的木料在北方非常罕见，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凑齐的。因此，极有可能明洪武五年陈镛即开始着手建造光岳楼，至少是光岳楼的墩台工程已开始建设。只有这样，洪武七年，光岳楼的建设工程才可能竣工。
关于光岳楼的设计，由于封建社会统治者对技术工程的轻视，一般不予记载，而从现代观点来看，光岳楼木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水平都有很高级的专业水准，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技术人员的情况，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但聊城一直流传有鲁班造楼的传说。大意是：洪武年初，鲁班显灵为道士，手托一个高大楼阁的模型，对工程设计进行点化。现在光岳楼一楼仍供奉着鲁班。这一故事虽然荒诞，但是中国古代确有先用硬纸作建筑模型的传统。例如清代故宫的建筑设计者就是著名的“样式雷”。
光岳楼位于东昌古城中心，东西南北大街的交汇处，而且地势标高也是全城的最高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佛、道、儒三教在精神领域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中观”、“中和”、“中庸”思想一直富有影响，因而十分重要。因此，城市中心这一位置十分被看中是合理的，或者说“中心”最为重要是必然的。所以，可以想象站在城市中心高楼之上可以瞭望野外之敌、报时报警、指挥作战；又可以监控全城、安定四方，又因为光岳楼是过街楼阁，所以，她还是城市的交通中心。总而言之：光岳楼位于城市的天元、黄极之位，是城市的心脏和灵魂，是城市阴阳之平衡点，极阴极阳之精华点。
鲁西为平原地区，“无山作镇，形势阙焉”，在城中心建设这样一高大楼阁，又有造势和改变风水之意。特别是在数字上，总高度是九丈九尺，是阳数之极，取九九重阳之数，表现其最为雄伟、阳刚和正大光明，寓意其高度不可超越，可见古人用心良苦。
光岳楼从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砖石砌成的墩台高九米，底边长34米，上边长31米，为一标准的正四棱台。主楼四层为木结构部分，高24米。主楼从结构上有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主结构，即一至三楼平面的32根金柱，然后逐层抬升，构成所谓的抬梁式木构架，柱列分布为宋《营造法式》“副阶周匝身内金厢斗底槽”。内外槽金柱。至三楼由平枋、额枋、平梁、顺梁、抹角梁连接形成一巨大的柜架结构，十分稳固，因而抗震，有很高的建筑成就。四楼是单独的一部分，可视为保护一、二、三楼木构架的一顶帽子。歇山十字脊之上现为透花铁葫芦，原应为陶质或琉璃宝顶。
随着明初战争生活的结束，光岳楼的军事价值逐渐荒废，而以她的雄伟高大、婀娜多姿而成为鲁西名胜，康熙、乾隆等帝都曾登临题匾赋诗，古人称其为“台高数仞，楼高数寻，冲汉凌霄，连云梯月，巍巍然，峨峨然，如翚如翼，昔人所谓：手可摘星辰，不是过也”。（明·梁玺明成化二十二年（1488年）撰《重修东昌楼记》）
明弘治九年（1496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过东昌，登光岳，赞其“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命之为“光岳楼”。
聊城人民对光岳楼有深厚的感情，至今仍有许多歌谣在民间流传，“东昌府，有三宝，铁塔、古楼、玉皇皋”，“说东昌，道东昌，东昌府，落凤凰，凤凰不落无宝地，古楼盖在正当阳。”
1956年12月，光岳楼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光岳楼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对光岳楼自上而下的维修彻底完成，又开发改建了光岳楼广场，整治了周边环境。光岳楼是当地人民和外地游客旅游观光的好去处，特别是每年的九九重阳节，登高望远继而郊外踏青更是聊城人民的一件大事。所以，光岳楼作为聊城市的中心和标志，在今天现实生活中仍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几点结论
1．光岳楼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是陈镛改造东昌土城为砖城后，立即着手施工的工程，这与她的初名“余木楼”也相吻合。从光岳楼的建筑规模与工程难度来分析，明代初年完成这样的大工程也需要两年的时间，即光岳楼的建成年代应该是洪武七年（1374年）。
2．光岳楼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是为了“严更漏，料敌望远，报时报警”，是北方军事重镇东昌府城市防御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于当时明朝初年社会状况和军事背景所决定的。
3．陈镛是东昌府一带的“守御指挥”，即最高军事官员，若是这样，他应该是明初期的这一带的平山卫守御指挥，而不是东昌卫守御指挥。或者陈镛只是“守御指挥佥事”，当时的这一官职虽然是军事系统的文职官员，但是在明朝初创时期兼有地方管理职能，所以才会有建设光岳楼之举。比较这两官职，李延相在嘉靖四年（1525年）《重修东昌府城记略》中称陈镛为“守御指挥”年代较早，更为可信。
4．光岳楼的建筑结构与宋《营造法式》多有相同之处，为北方常见之手段，但有些细微处手法又有南方韵味，因此，光岳楼的设计者和建设者的主体应该是元代强制性的世袭工匠制度解体后的大批工匠，而且，这其中又有南方工匠的参与，而这些南方工匠，极有可能是来源于陈镛军队中的匠人。所以，光岳楼应是南北工匠共同的劳动成果。
5．光岳楼的建筑风格大多遵循了宋元遗制，又有许多地方体现了明代的建筑风格。敞轩和四楼由于历代的修缮，又遗存了清代的建筑作法，所以，光岳楼是我国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代表作，有很高的科学、艺术、历史、文化价值。光岳楼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楼阁之一，无愧于“江北第一名楼”的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