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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

2026-03-04 12:4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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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略”到“文韬”：
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 张奎文）
（本文发表于《紫禁城》2026年第二期首篇）
摘 要：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极少有物种如马一般，如此深刻地嵌入民族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它不仅是拓土开疆、沟通八方的脚力，更是承载文化密码、寄托精神理想的图腾。从甲骨金石上生动朴拙的刻痕，到沙场烽烟中铁骑奔袭的轰鸣，再到诗词书画间飘逸灵动的意象，马的形象穿梭于“武略”与“文韬”之间，完整勾勒出一部微观的中华文明演进史。
关键词：中华文明 马文化 释字 武略文韬
马这一跨越生物、文化等多方面范畴的物种在中华文明中有着
多重的意义。自古以来，马不仅是先民拓殖疆域、沟通地理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精神气质的重要象征。马的形象，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早已深深嵌入了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政治伦理之中。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

释字：汉字“马”的构形与金石学实证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表意符号系统，其构形演变不仅记录了语言的发展，更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审美观念以及书写工具的变革。在许慎《说文解字》所总结的“六书”造字法中，“马”字被归类为典型的象形字。作为先民最早驯化并广泛应用于祭祀、战争与交通的重要物种之一，马的形象在早期汉字中得到了最为直观与生动的再现。纵观“马”字从殷商甲骨文至现代简化字的数千年演变史，我们不仅能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从具象描摹向抽象符号发展的脉络，更能透过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所藏的历代金石文物，窥见这一文字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追溯至殷商时期，甲骨文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保留了“马”字最原始的形态。在甲骨文中，“马”字呈现出高度的图画性特征。当时的“马”字（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往往竖向取势，以简练而精准的线条勾勒出马匹侧视的全貌：颈后以几道短斜线表现飘逸飞扬的鬃毛，这是马在奔驰中最为动感的细节；下方则描绘出健硕的前后肢及马蹄；身躯后部更是不忘添上一条长而多毛的尾巴。这种“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构形方式，完整保留了马作为生物实体的头部、鬃毛、四肢与尾部等特征，生动地反映了殷商先民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在这一阶段，文字尚未完全脱离图画的束缚，每一个“马”字都宛如一幅微缩的写生画，充满了原始文明的质朴与灵动。
进入两周时期，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金文（钟鼎文）逐渐取代甲骨文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文字多铸刻于宗庙彝器之上，如著名的毛公鼎或师大簋中，其铭文中的“马”字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审美流变。与甲骨文契刻造成的尖利方折笔意不同，金文因在模具上书写并铸造，线条显得更为圆润饱满，呈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金石气”。此时的“马”字（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虽然在整体结构上仍沿袭了商代的象形特征，但在局部构件上已开始出现符号化的简化倾向。最为显著的变化在于马头部分，原本写实的轮廓逐渐演变为一只突出的大眼睛，鬃毛部分则与头部线条连为一体，形成了更为紧凑的头部结构。这种变化，标志着汉字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结构上的省减与规整，为后世文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同时，西周金文在章法上追求行列有序，使得“马”字在铭文篇章中不再是孤立的图形，而是成为整体礼乐文化叙事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文字异形，直至秦统一六国，李斯等人“书同文”，创制小篆，汉字才再次回归统一。石鼓文作为先秦秦国的文字遗存，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其上的刻辞是研究大篆向小篆演变的“活化石”。石鼓文中的“马”字（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相较于金文进一步线条化与图案化。它将马的眼睛、鬃毛等具体物象，抽象概括为上部的三组横向线条，四肢与尾部的线条也变得更加均匀对称。这种变化不仅消解了文字的图画意味，更确立了汉字“方块字”的空间架构。随后的秦小篆(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加严格的法度，将“马”字拉长为纵势的长方形结构，线条圆转流畅，粗细均一，完全消除了笔画中的提按顿挫，展现出一种秩序之美与威权之象。秦小篆的推广，不仅促进了华夏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更在汉字发展史上确立了以“线条”构形的审美范式。
然而，汉字演变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发生于汉代，即“隶变”。隶书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古文字（甲骨、金文、小篆）依附于物象轮廓的构形原则，将圆转连绵的线条分解为平直方折的笔画，汉字从此进入了今文字阶段。在《曹全碑》等汉代隶书拓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字（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的根本性重构：原本表现马头与鬃毛的复杂上部结构，被概括为横、竖、折等基本笔画。最为关键的是，原本象形的四条马腿，在隶书中被戏剧性地简化为底部的四点，马尾则演变为右下角有力的一笔折勾。这一变化不仅是为了书写的便捷，更是对汉字结构的抽象重组。至此，“马”字彻底褪去了“画”的皮囊，成为了一个由笔画搭建的纯粹符号。这一转变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为后世楷书、行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笔画规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张的普及与书写工具的改进，楷书（真书）逐渐取代隶书成为官方正体。楷书中的“马”字（ 从“武略”到“文韬”：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马），在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整化。它继承了隶书的笔画结构，但讲究提按顿挫，结构更加紧凑严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繁体“馬”字。历代书法名家在书写“马”字时，既严守法度又各具神采。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唐法书中，如唐人的写经，我们所见的“马”字，结构方正，重心平稳，那底部的四点底往往写得极富弹性和节奏感，暗示着马蹄奔跑的韵律。这种正体字形沿用千余年，成为中华典籍文献的标准载体，体现了儒家文化中“正心诚意”的审美追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字的演变从未止步。为了适应快速书写与文化普及的需求，行书与草书在民间与艺术创作中蓬勃发展。草书将“马”字的繁复笔画极度省减，将上部的横折与下部的四点融合成连绵的笔势，这种草书形态为后来的汉字简化提供了直接依据。1956年，新中国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其中的简体“马”字正是基于草书楷化的原则确立的。它保留了“马”字的左上部轮廓，将繁琐的横画与四点底简化为一笔横贯而出的“一”字（实为下横与竖折折钩的组合），虽然在视觉上“失去了鬃毛少了腿”，但极大地提高了书写效率，同时也保留了汉字轮廓的可识别性。
汉字“马”的演变历程，是一部从具象到抽象、从繁复到简易、从线条到笔画的微缩文明史。从殷墟甲骨的生动描摹，到西周金文的庄重典雅，从秦石鼓的圆转秩序，到汉隶破圆为方的结构重组，直至楷书的定型与现代简体的高效，每一个阶段的“马”字，都深深铭刻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武略：马在中华军事文化中的角色
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中，马不仅是农耕社会的役畜，更是冷兵器时代决定政权兴衰与疆域伸缩的战略中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马”字的训诂颇具深意，将其诠释为“怒也，武也”〔〕。此处的“怒”非指情绪之躁动，而是指战马昂首奋蹄、蓄势待发的生物张力；“武”则直指其核心社会功能——作为一种最具机动性的军事装备，马不仅定义了古代战争的形态，更深刻影响了从先秦至明清的军事思想与舆服制度。从青铜时代的战车轰鸣到汉唐铁骑的千里奔袭，马在军事武略层面的演进史，实则是一部技术革新与地缘政治博弈的互动史。
追溯至青铜时代，马的军事化应用始于战车革命。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着辐条车轮技术的成熟，马匹开始被大规模整合进战争机器之中。在早期的中原战争体系中，战车（舆）才是战场的绝对主宰。这一时期的战争形态表现为“车错毂兮短兵接”〔〕，马作为动力的提供者，被牢牢束缚在辕木之间。战车作战讲究阵法与冲击力，车上有甲士三人，分别负责驾车、射箭与格斗，这种作战方式虽然威严，但在复杂地形与机动性上存在天然的滞后性与局限性，各地出土的车马坑，均佐证了这一时期“舆”制度的森严与战车作为核心打击力量的地位。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场向山地、丘陵延伸，笨重的战车逐渐难以适应高频次、大纵深的机动战需求，军事变革的呼声在战国乱世中日益高涨。
中国军事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发生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彼时，赵国地处北疆，频繁遭受周边游牧部落（胡人）的侵扰。这些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其作战单元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常以轻骑兵的形式快速突袭赵国边境，令习惯于阵地战的中原军队防不胜防，赵国因此在与北方部族及周边大国的战争中屡尝败绩。赵武灵王敏锐地洞察到胡人在服饰形制与作战方式上的天然优势。为此，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推行了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他在军事服饰上打破了中原传统宽袍大袖的礼制束缚，引入了胡人窄袖短袄的“胡服”，这种服饰便于肢体伸展，极大地提升了士兵在日常生活与狩猎作战中的灵活性。在战术层面，他废除了战车的核心地位，倡导“习骑射”将士兵从战车上解放出来，直接跨上马背，利用弓箭进行高机动的骑射作战。这一改革是“以胡制胡”、取长补短的典范，它不仅完成了赵军从重型战车向轻型骑兵的转型，更使得赵国军队具备了快速突击与长途奔袭的能力，从而在后续的兼并战争中屡获大胜。从军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胡服骑射”不仅是战术的革新，更是军事思想的升华，它确立了马作为“甲兵之本”的战略地位，使得“骑兵”正式取代“车兵”成为战场的主力军。从此，“居马上者得天下”的逻辑开始主导冷兵器时代的权力更迭与疆域扩张，马的军事价值从单一的牵引工具上升为战术体系的核心。
进入秦汉时期，骑兵战术的成熟与马政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了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汉武帝时期，为了彻底解决北面匈奴的军事威胁，汉王朝在战略层面极度重视马匹的品种改良与储备。通过打通河西走廊，汉朝引入了产自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等优良马种。这些西域良马骨骼坚实、耐力惊人，极大地提升了汉军骑兵的作战半径与冲击力。改良后的汉军骑兵集团，能够深入漠北，突破匈奴的防线，通过大规模的迂回包抄战术，彻底改变了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这一时期的文物实证，如甘肃省博物馆的东汉铜奔马或汉代画像石中的征战图，生动再现了当时战马矫健的身姿与骑兵军团的威仪。
至唐宋时期，马的军事功能进一步延伸至国家通讯与物流网络。“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王朝依托强大的马政体系，构建了遍布全国的驿站系统。这一庞大的驿传网络，不仅是军情传递的神经末梢，也是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动脉。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中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就细腻描绘了唐代骑兵的装备细节，人马皆披重甲，显示了当时具装铁骑（重骑兵）的鼎盛。而在宋代，尽管受到燕云十六州丢失、产马地匮乏的战略制约，但对马匹的渴求与管理依然是兵部关注的重点。
纵观从古代至近代的战争史，以马为核心组成的骑兵军团，始终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虽然火器时代的来临逐渐削弱了骑兵的冲击作用，但直至清代，满族统治者依然强调“国语骑射”为立国之本。清宫旧藏的《弘历戎装骑马像》轴及各类御用马鞍、马镫等文物，无不彰显着清代皇帝对马背武功的推崇。这些文物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军事文化的体现。
从古代至近代，以马组成的骑兵军团，在世界各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哥萨克骑兵——东欧平原之骑兵，以英勇善战著称，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23岁开始创作史诗级巨著《静静的顿河》历时12年问世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描写了哥萨克青年首领葛利高里率领骑兵军团，横刀立马，一马当先，冲锋陷阵的英勇气概。该鸿篇巨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顿河哥萨克群体为背景，通过青年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亚的爱情悲剧及其家族命运变迁，展现历史动荡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葛利高里的坐骑和他的骑兵军团，汇成了“现代马”的历史洪流。
文韬：马之名物、行色、姿态、典故
中华民族马文化的博大精深，首先体现在其浩繁的名物与雅号系统中。古人依据马的毛色、齿龄及体态差异，创造了极为精细的语汇体系，这一传统在辞书典籍中有着详实记录。
据《尔雅》与《说文解字》所载，马的称谓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学意蕴与等级观念。以“骐骥”为例：由“骐”（青黑色马）与“骥”（千里马）合成，最早见于屈原《楚辞·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以此比喻贤才与高洁的志向。又如“驹”指两岁以下的幼马，“骍”专指赤色的马，“骃”为浅黑杂白之马。这些单字不仅仅是分类学术语，更常被历代文人借代为特定的审美意象。
古人根据马的五彩缤纷的不同毛色 ，形象生动文雅艺术地为马取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如龙：纯白色的马，骊：黑色的马，骍：赤色的马，骢：蓝色的马，骠：黄色的马，骐：青黑色的马，骅：枣红色的马，驳：毛色混杂的马，騧：黑嘴的黄色马，骝：黑鬃黑尾的红色马，駹：面额白色的黑马，骓：黑色白蹄的马，骃：浅黑杂白的马，骝驳：黄白相间的马，骅骝：赤红色的马等。这不仅是视觉上的区分，更对应着不同的五行方位与礼制等级。在古代车马制度中，驾车的马匹毛色需协调统一，这在《诗经》中便有“四牡騑騑”的记载。
在清代宫廷中，御马的命名规制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如清人绘《群臣赞御马图》册中，乾隆皇帝亲自赐名的十匹宝马，其名号如“宝花骓”“吉云骝”等，皆可与古籍中的“骓”（色黑而腿白）、“骝”（黑鬃黑尾红马）等字相对应。特别是周穆王八骏名号，如“翻羽”“奔霄”“越影”“超光”等，在清宫御马命名中被反复征引，旨在通过复刻上古圣王的坐骑名号，宣示清朝统治“受命于天”的正统性与神圣性。
这一色彩美学在清代宫廷绘画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呈现。同样以清代《群臣赞御马图》册为例：西洋画家用西方解剖学与光影技法，精准还原了文中提及的各类马匹的毛色特征。例如，画中的“良吉骝”对应了古代的“骅骝”（色赤红），其皮毛质感逼真，光泽度与肌肉纹理清晰可见。
此外，清宫档案中关于西域进贡良马的记录，也常涉及特殊的毛色称谓。如“汗血马”与“紫骝马”，在清代被称为“阿哈尔捷金马”等中亚良种。郎世宁笔下的《爱乌罕四骏》卷，描绘了阿富汗地区进贡的四匹良马，其独特的体型与毛色（如“騧”，黑嘴黄马），实证了清朝全盛时期万国来朝、殊方异物的盛况，也印证了“马”作为地缘政治与外交贡品的特殊地位。
除了静态的形色，马的动态姿态亦是文化构建的重要一环。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对马的审美从未止步于解剖学层面的骨肉停匀，而是极力追求一种“气韵生动”的动态美学。古人创造了一套极富表现力的词汇系统，用以描绘马在静止与运动状态下的不同神韵，将马的物理姿态升华为一种精神意象。文学中马匹姿态的崇拜，在历代文物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如“骁”，此字在《说文解字》中与“武”相通，意指“强壮之马”。它侧重于描绘马在静态或蓄势待发时的体量感与威慑力。在古代军事文献中，“骁”常被引申为勇猛、无畏，如“骁骑”一词，即指代那些如良马般勇猛精进的精锐部队。又如“惊帆”，这一语汇极具文学通感之妙，专门形容马匹奔跑时的“驰骤如风”。据崔豹《古今注·杂记》记载，曹真之坐骑即以此命名，源于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疾”〔〕。这里将奔马比作风中鼓荡的船帆，既捕捉了马匹高速冲刺时的流线型姿态，又暗示了其势不可挡的动能。又如“腾雾”，此词将马的姿态从地面提升至空灵的境界，意指“腾云驾雾”。在古人的想象世界中，神骏之马往往具备超越重力的属性，如周穆王八骏中的“翻羽”“奔霄”，皆属此类。“腾雾”一词，形象地描绘了马匹四蹄腾空、鬃毛飞扬，仿佛踏云而行的神态。这些形容词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马的“姿态学”体系，既有“骁”之刚猛，又有“惊帆”之极速，更有“腾雾”之仙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对“马”的多维解读与审美寄托。
从精神文明与符号学的维度审视，马早已超越了“六畜”的工具属性，升格为中华民族道德伦理与审美范式的载体。在汉字构形中，它不仅是象形表意的基础，更衍生出庞大的语汇系统，承载着丰富的社会隐喻。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从《诗经》的吟咏到清宫郎世宁的写实画作，马被赋予了忠诚、刚健、贤能等人格化特质，“伯乐相马”与“赤兔忠义”等典故构成了儒家精英文化的叙事原型。
“马”的典故亦是古代文化的经典。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成的固定短语，而典故则是指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成语，两者之间存在交集，并非完全等同。但每个马的典故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或传说，成为人们耳熟能详且颇具教育意义的生动故事。如“伯乐相马”，“老马识途”，“指鹿为马”，“塞翁失马”，“按图索骥”等。
中华马文化的精神内核正如《周易》乾卦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马所代表的“刚健”特质，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凝结为昂扬向上的“龙马精神”。尽管在现代化的今天，马已逐渐退出了军事与交通的主舞台，但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图腾，它依然活跃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审美意识之中，象征着一种生生不息、进取不止的文明生命力。
“马”的世界，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美妙神奇，魅力无穷！愿我们在万马奔腾的时代，在人生和事业的马路上，不要马马虎虎、心猿意马，而要发扬龙马精神，修筑一马平川的坦途，骐骥驰骋，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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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6年，第378页。
（2）[西汉]刘向编，廖晨星译注《楚辞》，崇文书局，2023年，第53页。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50“志第四十·兵”，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8页。
（4）[西汉]刘向编，廖晨星译注《楚辞》，崇文书局，2023年，第2页。
（5）[南宋]曾慥编纂，王汝涛校注《类说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8页。
作者简介：
张奎文，天津外大附校原校长、特级教师。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天津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智库专家，天津市教育系统“银玲行动”专家团专家，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全国外国语学校工作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华全国教育家协会会员，全国高中校长委员会委员，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研究员，天津市政府督学，天津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天津高中现代化学校建设督导专家组组长，天津市优秀青年校长、优秀青年教师、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审专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课题指导专家（组长）。在全国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散文、小说、诗歌、书法300余篇，多篇论文获全国特等奖、一等奖。出版专著、编著20余部。荣获市级先进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天津教育十大年度人物，天津市最具创新精神校长，全国名校长，杰出教育家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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