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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经典--金文篇》

2013-06-06 21:06阅读: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此骨系河南安阳出土,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甲骨文断代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两面共有一百六十余字,背面字内填朱,色彩炫丽,内容为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气等方面情况,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 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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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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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又称廿三祀盂鼎,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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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西周孝王时期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中国西周晚期著名青铜鼎,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大克鼎铭文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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曶鼎——西周恭王时期,西周时期周恭王时代青铜器物。制鼎人名舀,故又为舀鼎。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大篆。该铭文茂密朴实,厚重凝练,有古拙雄伟之气,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该鼎铭文共24行,现存380个字。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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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甲盘——西周宣王时期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兮伯吉父盘。西周晩期青铜器。宋代出土。铭文一百三十三字。记述兮甲(即尹吉甫)随从周宣王征伐玁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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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期是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5年),虢季氏子白为纪念其受周天子命,率军战胜玁狁(xianyun)立下奇功,受到周王的褒奖而作的重器。盘的内底有铭文111字。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经过辗转流传,解放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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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吴王夫差鉴——春秋战国,《攻吴王夫差鉴》为夫差所铸器《说文》金部说:“鉴,大盆也”。腹内铭文三行十三字。於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州蒙王村出土。《攻吴王夫差铿》谷作瘦长体。字形、笔划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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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中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它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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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曼簋——战国时期齐国早期金书的代表作。金文4行,共22个字。铭文字形平正,但又大胆变化,也较对称。书法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结体多变。线条刚劲,笔法有方笔、圆笔、尖笔。时有短画缩成一点,从整体字来看,颇具装饰性。总的布局横平竖直、均匀对称。如“陈、经、德、叔”等字,或部首、或整字以斜取势,或错落结体,非常生动,从而形成了平正而不板滞,清新而不乏华丽,工稳而跳动精光内敛的风格。出土地点不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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