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先生—詩之賞析（之六）李商隱 王國維
2013-02-17 09:23阅读：
葉嘉瑩先生—詩之賞析（之六）
李商隱 王國維
李商隐诗
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迦陵文集卷三·迦陵论诗丛稿·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217—224）
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之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常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常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此渴望与不得满足之心，更复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探的寂寞感，义山这首《嫦娥》诗，便是将这种寂寞感写得极真切极深刻的一首好诗。
此诗首二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生活的“身”的寂寞，后二句“嫦娥应侮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写超现实生活的“心”的寂寞。而此四句又互为因果，互为衬托，融为完整之一体而不可或分。首句“云母屏风烛影深”写诗人所居处的室内之情景，次句“长河渐落晓星沉”写诗人所望见的天空之情景。“屏风”而饰之以“云母”，可以见其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中，可以见其幽深。在此精美幽深之境界中的诗人，所望见者则为“长河渐落晓星沉”之景象。二句合参，自“烛影”及“长河渐落”六字观之，则此诗人必已是长夜无眠之人。更自其对所处之境界、所见之景象，有如此精微锐敏之观察感受而言，则此诗人必是孤独寂寞之人。所以知其然者，则在李义山另外两首诗：“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及“客去波平槛”可以为证。彼“客”之去原无与于“花”之“乱飞”，亦无与于“波”之“平槛”，然而必待“客去”之后，方始能见到“花”之“乱飞”与“波”之“平槛”，就因为人在孤独寂寞之中，才能有这种精微锐敏的观察和感受，所以此诗开首便有一种寂寞之感袭人而来。然此首二句尚不过只为后二句之陪衬，首句“云母屏风烛影深”之精美幽深之境界，正以之陪衬“嫦娥偷灵药”后所得之境界；次句“长河渐落晓星沉”之孤独寂寞之心情，正以之陪衬“碧海青天夜夜”之心情。而此“长河”一句实为全诗之关键，有此一句，于是遂自“室内”写到“室外”，由“诗人”写到“嫦娥”，从而“诗
人”与“嫦娥”，“嫦娥”与“诗人”遂亦由此一句而打成一片。所以第三句之“嫦娥应悔偷灵药”实在可视为诗人之自谓。“偷得灵药”者，即是诗人所得之高举远慕之理想之境界。此一境界，倘使被世上一些“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的诗人窥见，则必将沾沾自喜，既自命以为不凡，复自伤以为不遇；正如一些浅薄的女子，略具容色，便尔“搔首弄姿”、“顾影自怜”一般，这是极为可厌的一种态度。所以我对说者的“自比有才反致流落不遇”之言(何义门说)，亦认为浅狭不足取。而我所以相信李义山这首诗的感情不如此之浅狭的原故，则因为这一句中的“应悔”两个字。这两字说得极真挚、极诚恳，丝毫没有“自喜”、“自得”的意味，“偷灵药”是既巳得此诗人之境界，虽欲求为常人有不可得者。而诗人则固未尝鄙视常人，不欲为常人也；更未尝尊视诗人，而自喜得为诗人也。所以我对义山用“应悔”两个字的一片沉痛深厚的感情，是觉得极可贵、也极可同情的。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总写其寂寞的悲哀，写得极沉痛、极深刻。碧海无涯，青天罔极，夜夜徘徊于此无涯罔极之碧海青天之间，而竟无可为友，无可为侣，这真是最大的寂寞，也是最大的悲哀。李太白《关山月》—诗，首二句云，“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似大可拿来作义山此句“碧海青天”之注脚，不过太白的两句诗颇有超脱飞扬之气，把明月的孤独寂寞之悲哀冲淡了；义山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一句，则情深意苦，往而不返。然则此“碧海青天”之孤独寂寞既已令人深悲深恨，而复益之以夜夜，则一夜复一夜，一年复一年，此深悲沉恨乃竟将长此而终古。结尾着一“心”字，元遗山《论诗绝句》有云：“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义山这首诗的“碧海青天夜夜”之“心”，便真是寂寞心。
而由此“寂寞心”之一念，我又生出了一些其他的联想。从前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曾见到沈兼士院长的两句诗：“轮囷胆气唯宜酒，寂寞心情好著书。”人惟有在寂寞中才能观察，才能感受，才能读书，才能写作。譬之于水，必是其本身先自晶莹澄澈，然后方能将天光云影、绿树青山，毕映全呈，丝毫无隐。必是其本身先自宁谧平静，然后方能因蘋末微风，投石小声，而一池春波，万顷涟漪，作为一个诗人，尤其更需要有仔细的观察和锐敏的感觉，所以诗人多是具有寂寞心的，这该是古今中外之所同然。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同为诗人，其寂寞心虽同，而其所以为寂寞心之因，与其由寂寞心所生之果，则不能尽同。以古今诗人之众，其寂寞心之差别之精微繁复，当然不是浅拙如我者所能述说得尽的，但我现在愿将我一时联想所及的两个人的作品，拿来与义山这首诗所表现的寂寞心作一极概略的比较。
其一是王国维
《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另一是王维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将所举静安先生的词、摩诘居士的诗，与义山这首《嫦娥》诗相较，则其为寂寞心虽同，而其因其果则不尽同。静安先生所有的是哲人的悲悯，摩诘居士所有的是修道者的自得，而义山所有的则是纯诗人的哀感。
静安先生的感情极厚，而理智复极强。理智促使他研究哲学，希望于哲学中求得了悟与解脱；而感情则使得他陷溺于人生之厌倦与苦痛中而终不能自拔。静安先生有一首
《端居》诗，诗云：
阳春煦万物，嘉树自敷荣。枳棘生其旁，既锄还复生。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
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安得吾丧我，表里洞澄莹。纤云归大壑，皓月行太清。
不然苍苍者，褫我聪与明，冥然遂嗜欲，如蛾赴寒檠。何为方寸地，矛戟森纵横。
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衮衮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这真是写得极悲哀的一首诗。我常以为，人如果能在入世法与出世法之中，任择其一而固执之，都不失为一种可羡的幸福。如不可能，次焉者虽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歧途之上，时而入世，时而出世；此一件事入世，彼一件事出世，而却不但没有矛盾抵牾之苦，反有因缘际会之乐，这也不失为获得幸福之一道。再次焉者，则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歧途之上，想要入世，而偏怀着出世的高超的向往；想要出世，而偏怀着入世的深厚的感情，这已经无异于自讨苦吃了。而更次焉者，则怀着出世的向往，又深知此一境界之终不可得；抱有入世的深情，而又对此芸芸碌碌之人生深怀厌倦，不但自哀，更复哀人，这一种人该是最不幸的一种人了。不幸静安先生就正是此一种不幸的人，而也就正是此种不幸的性格，造成了静安先生诗词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并非人人皆可具有，亦非人人皆可了悟，所以具有此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的心情是寂寞的，这是静安先生的寂寞心之因。我们从前面所抄的一首《浣溪沙》词来看，前半阕三句：“山寺微茫背夕醺，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是写对一种出世的高超的哲理境界之向往；后半阕首句“试上高峰窥皓月”写对此境界之努力追求；次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写对此尘世之不能忘情；末句“可怜身是眼中人”，则是自哀哀人。静安先生因其有着对出世的哲理之向往，所以对尘世极感厌倦与苦痛，而又因其有着入世的深厚的感情，所以厌倦与苦痛之余。所产生的并非怨恨与弃绝，而为悲哀与怜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称静安先生由寂寞心所生之果为哲人的悲悯。
至于摩诘居士的寂寞，则似乎该属于“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一类。据史书的记载，摩诘居士当年是过着不衣文彩长斋奉佛的生活的，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如果照我前面所说的入世与出世的几种态度而言，摩诘居士该是自己选择了出世，而且颇能择善而固执的。不过我对摩诘居士的诗并无深爱，这当然因为我的尘缘未净、道心不足的原故。但我自己对我之不爱摩诘居士的诗，也颇有一些解说。摩诘居士奉佛，今即以佛理说之，佛家有“透网金鳞”之喻，如以摩诘居士与靖节先生相比、则靖节先生颇似个“透网”而出的“金鳞”，故对所谓“网”者既已无所畏忌，而所谓“网”者似亦已对之无可奈何；摩诘居士则是唯恐触“网”，故对所谓“网”者既不免深怀畏忌，对其未曾触“网”亦不免深怀自喜。我们试取王摩诘居士的《积雨辋川庄作》之“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上清斋折露葵”及《竹里馆》诗之“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诸语，与陶靖节先生之“采菊东篙下，悠然见南山”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诸语相较，则王氏之“折露葵”为有意，陶氏之“采菊”为无意；王氏之“独坐幽篁里”为人我隔绝，陶氏之“而无车马喧”为人我俱忘。其浅深高下岂不显然可见。再则摩诘居士所证之果，似亦只是辟支小果，去《智度论》所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及《法华经》所云“利益天人，度脱一切”的大乘佛法似还大有一段距离在，然而也惟其如此，所以王氏颇有“自了”、“自救”的“自得”之乐。王氏是有心出世的，因此我说王氏寂寞心之因是“求仁得仁”，故其于寂寞中所感者亦少苦而多乐，自前所举《竹里馆》诗之“独坐幽篁里”及“深林人不知”观之，岂不是极寂寞的境界，而王氏偏有“弹琴复长啸”的快乐，和“明月来相照”的欣喜。因此我说摩诘居士由寂寞心所产生之果为修道者的自得。
最后，我们再把义山《嫦娥》诗所表现的寂寞心，与静安先生及摩诘居士所表现的寂寞心作一比较。义山诗所说的“偷”得“灵药”，正象征着他们三位所得的一种不同于吾辈凡人的高超的境界，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该是寂寞的。然而，这种境界对摩诘居士说来，则是有心求得的，所以此一境界虽然寂寞，摩诘居士却颇有点甘而乐之的自喜之感。对静安先生说来，则是有心求而无心得的。不过，静安先生所有心求的原是哲理之了悟，可悲的是他所求者既望而未至，而却于无心中得此一极寂寞之境界，更且深陷于此寂寞之中，虽极悲苦，竟不复能自拔。至于义山，则是无心求而且无心得的。摩诘居土有着一份得道之心，静安先生有着一份哲人之想，义山所有的则只是与生俱来的一份深情锐感。所以我对静安称先生，表示我的一份尊敬之意，对摩诘称居士表我的一份疏远之感，而独于义山不加称渭，就因为义山给我们的感觉最为亲切。义山没有得道之心，也没有哲人之想，义山的寂寞心，只是因为他的感情较我们更为深厚，他的感觉较我们更为锐敏，因此而造成一份纯粹诗人气质的寂寞。我们从义山诗中，处处可以看出他的多情善感：不但对人多情，对一切生物莫不多情；不但对一切生物多情，对一切无生之物亦莫不多情。我们看他的诗，如同“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及“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西溪》)诸语，真是灵心锐感，一往情深。夫如是，如何能够不寂寞，而义山之所以能得此超平凡人的寂寞之境界，则真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所以义山不但未曾因得此境界而沾沾自喜，反而因得此境界而生出无限哀感。因此义山《嫦娥》诗乃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之言。义山诗中的“碧海青天”之境界，就相当于静安词中的“高峰窥皓月”之境界，摩诘诗中的“独坐幽篁里”之境界。这种境界，都是超乎凡人的境界，在此境界中的心情，也该都是寂寞的心情。然而摩诘能够去而不顾，所以有“弹琴长啸”之乐；静安则方窥皓月，复觑红尘，既向往解脱，而又深怀悲悯，哀人自哀，故有“可怜身是眼中人”之言；至于义山，则天生锐感，自禀深情，如同“结夜霜”之“丁宁青女”’“送朝阳”之“辛苦羲和”，真是欲罢不能，谁能遣此，所以有“碧海青天夜夜心”之言。因此我说义山由寂寞心所生之果是诗人的哀感。
在我以上所举的三位诗人之中，我所不能深爱的是摩诘，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之不能修道有得非常觉得自愧。我所喜爱的是义山和静安，而义山及静安予我的感觉则又有不同：我喜爱义山，而且极为其哀感所感动，但感动之余，尚能保有欣赏的余裕，至于静安，则我深为其悲苦所袭击，常不免有弃甲曳兵之虞。而且义山的哀感中有着一种诗意的滋润之感，静安的悲苦则有时不免斩尽杀绝，丝毫不为人为己略留余地。所以我以为在这三位作者之中，似当推义山为纯乎纯者的诗人。不过，我这种解说和比较，都只凭一己之私见，或者不无欠允失当之处。但我原无意于评诗说诗，我只是写我个人读诗的一点感受而已。
王国维诗
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
雨里罗衾寒不耐，春兰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喋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
（迦陵文集卷三·迦陵论诗丛稿·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73—78）
这二首诗既不同于《桃夭》及《苕之华》二诗之所写的单纯直率的感情；也不同于陈子昂、张九龄两首《感遇诗》之所写的理路分明的思致。如果我们要勉强给它下一个界说的话，我以为我们或者可以称它为一份洋溢着诗情的哲想，或是一份透过哲想的诗情。这种情思原是精微而不易指明的，我的解说当然未必能与此二诗的原意完全相合。但我可以自信，我解说的途径和原则没有多大错误。
先看第一首，首句“生灭原知色是空”。在解说这一句前，我以为我们当对这一类的诗歌更有一点认识，那就是使用“陈言”而能赋予“新生命”的能力。在这两首七律中，使用古人的“陈言”之处甚多，但作者对这些“陈言”却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新鲜真切的感受。就以此诗首句而言，“生灭”、“色空”原是尽人皆知的言语，而作者写来仍自有其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便因为他自己的感受极真的原故。有“生”即有“灭”，即“色”即是“空”，复益之以“原知”二字，这确是极斩截真切的体认。但这尚不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次句“可堪倾国付东风”，“倾国”而“付东风”，所指的当然是花，所以我以为这两首诗乃是咏落花之作。不过在本文开始时我已曾说过，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为亲切，所以咏“落花”实在也就是咏“人生”。而花之飘零残落，也就正象征了人生的虚幻无常。虽如此，然而在这大千世界中的众生，岂不都各自营谋生计、长养子孙地生活得很好，王国维在一首咏蚕的诗中即曾说：“…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峏峏索其偶，……蠡蠡长孙子。”而王氏在这首诗的结尾，却对这些蠢蠢群蚕发出了“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的叹息疑问(诗见《观堂外集》卷二)。这种醒觉，与其说是可喜，毋宁说是可悲。所以第三句便说；“唤醒绮梦憎啼鸟”，“绮梦”当然就是指那“蠕蠕”、“蠢蠢”、“峏峏”、“蠡蠡”的生之大梦。“啼鸟”者，孟浩然《春晓》诗云：“春眠不觉院，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盖嘉运《伊州歌》亦有句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咏“落花”而云“啼鸟惊梦”，自然所用的仍是古人之“陈言”。不过此诗中之所谓“啼鸟”却已决不是孟、盖二氏诗中的现实的“啼鸟”了。我以为此句之“啼鸟”，实乃指唤醒生之大梦的一种触发。这种触发，或由于某时、某地、某人、某事，或可指，或不可指，但无论其可指明与否，总之醒觉既是一件可悲的事，那么使人醒觉的触发无论是什么都该是一件可“憎”之物了。所以说“唤醒绮梦憎啼鸟”。“醒觉”之所以可悲者，因为“醒觉”是与生之本能相违背的。“醒觉”要使人达到“无生”之境界，而“求生”之本能则使此一境界成为必不可达。在这种冲突与矛盾的痛苦中，人不得不觅求一个憩息慰安之所，关于这一点，宗教自有其可宝贵与可尊敬之价值在，因为它一方面虽使人憬悟于人生之虚幻无常，而另一方面却能使人得到更高的向往和寄托。但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说来，则在这死生草草、万事皆空的短暂的生命中，最使人能得到憩息慰安之感的，应当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感情了。无论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最能破除人心灵间的隔阂，消灭人心灵中的寂寞，填补人心灵上的空虚，使人生焕然充满光彩的，就是从此人之心向彼人之心所发出的一种微妙的感应——爱。不过自一个感觉锐而理想高的诗人看来，则他很快地便会发现，在这焕然的光彩之下，竟然散布着许多污秽的黑点，所以第四句便说：“罥入情丝奈网虫。”“情丝”对“人”来说，自是指爱的牵挂；面对“花”来说，则应当是指蛛网之丝。落花而罥挂于蛛网之上，这原也不失为一个颇可憩息的处所；而无奈的是同憩于蛛网之上的还有丑陋的虫尸，人世间的爱也正如这蛛网一样。它所罥入的：有花朵，也有虫尸；有美丽，也有丑恶；有真诚，也有虚伪；有牺牲，也有自私；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污的一面。任何一根别人罥挂在你身上的“情丝”，或任何一根你罥挂在别人身上的情丝，都或多或少免不了这污点的沾染。对诗人来说，这真是一种极可怕而且可悲的认识。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真是孤寂无亲，一寒彻骨。所以第五句便说“雨里罗衾寒不耐”，这句当然用的是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奈五更寒”的词句，但这句所写乃是对整个人生所感到的心灵上的孤寂寒冷，与后主所写的现实之寒冷大有不同。人生之大梦既醒，所以孤寒之感弥深，孤寒之感弥深，乃更加使人不能重新入梦。而时节如流，光阴有限，大梦方醒，瞬已春阑，杜秋娘《金缕曲》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技。”既然已经是春去枝空，则此诗前面所说的对“少年”、“金缕”之珍惜，都成虚语，所以第六句便说：“春阑金缕曲初终。”往者不可追，逝者长已矣，这是如铁的事实，仅有的一次“生”既已告终，便永不会有再尝试一次的机会。所以第七句说：“返生香岂人间有。”人生竟丝毫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张，这真是可悲哀而且可困惑的一件事。《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如果无知，那么人之“生”原无意义价值之可言；天地如果有知，那么这使我们生生灭灭的天地，其理想又究竟是什么呢？这一切困惑既非浅薄愚笨的人类所能解答，所以最后乃呼天而问曰：“除奏通明问碧翁。”这一句是通篇深悲幽怨所汇聚的一个最后的究诘。
我们再看第二首，首句：“流水前溪去不留。”古《前溪曲》有“花落随流去，何见逐流还”之句。去者难留，逝者无还，生灭色空，早当了悟。然而最使人难堪的，是逝去之后所留下的难忘的遗迹和难斩的余情，所以次句便说“余香骀荡碧池头”，这“余香”的“骀荡”，真是乱人心意。尤其在前一句“流水前溪去不留”的对比之下，这种“余香骀荡碧池头”的悲哀惆怅，就更加使人觉得徒劳无益，而又解脱无从。三四两句：“燕衔鱼喋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写遇合之无定，命运之难凭。同是落花，或则漂流随水，成为游鱼唼喋的食饵；或则零落沾尘，成为飞燕衔取的巢泥。方其相喋相衔之际，岂不亦大似有相亲厚之意，然自落花观之则其所遇者无论为“鱼”为“燕”，为“喋”为“衔”，都不过是大梦将觉前之一段梦幻泡影而已。昔韩偓《惜花》诗有句云：“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鱼喋”、“燕衔”之相厚，既同归虚幻；“苔遮”、“泥污”之际遇，更复各有因缘，在彼此的“伤心”与“慰意”之间，既无须相怜，也无须相羡，因为在命运的遇合中，强求固是痴想，强免亦属妄念，所以说：“泥污苔遮各有由。”这“各有由”三个字，写得似颇通达了悟，且极简单轻易，而其间却蕴蓄着一种极深的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知命”的悲哀，决不是意气方盛的少年所能体会得到的。有了这种体会之后，于是诗人便会想到，在求生存的途径上既是如此不可凭恃，那么在求解说的途径上又是如何呢？所以第五句紧接着便说了“委蜕大难求净土”的话。委化于世俗之外，蝉蜕于尘埃之中，这该是深感生之悲苦的人，所必然要寻求的一条路，只是“委蜕”之余，又究竞何所归往呢?这种追求探索的结果，往往不但是劳而少功，而且还会徒增困惑。正如《庄子·秋水篇》所云：“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王国维在另一首《宿硖石》诗中，就曾叹息说：“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见《观堂外集》卷二)这四句恰好可以作“委蜕大难求净土”一句苦闷困惑的心情的最好的说明。这种苦闷困感，一般人也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只是感受的程度却大有不同，大抵感觉愈锐敏，感情愈真切，理想愈高超的人，对此种苦闷困惑之感受也愈深刻。所以第六句便说“伤心最是近高楼”。白雪阳春，曲高和寡，琼楼玉宇，高处偏寒，苏东坡《次韵郭功甫》一诗有句云：“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这正是“近高楼”的“花”之可“伤心”之处。实则此句诗乃是用杜甫《登楼》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之句，不过杜诗之所谓“伤心”，是就“人”而言；此诗则是就“花”而言。杜诗所写乃是现实的伤时忧世的叹息，此诗所写则是理想的高举远慕的悲哀。此等处，自然仍是善用“陈言”而赋予“新生命”之特色。至于末二句“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则该是生命将终之时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因为人既生存于此时间与空间都各相绵延连结的大生命中。则在人我施受之间，有多少担尽的报偿的义务；在往者来者之间，有多少担负的启承的责任，又如何可以只为了逃避与解脱一已之悲哀困惑，遽便轻弃此种义务与责任于不顾。只是就“花”而言，则既已到了生命末日的“长夏”，就最可贵重的“大生命”之所需要的“庇根枝叶”而言，亦复已经是“子满阴成”则当尽之义务不可谓为未尽，当负之责任不可谓为未负。那么，对一个疲于生之悲苦困惑的人说来，到此时的唯一愿望，自然只是早日求得一个休息之所了。所以说：“长夏阴成且小休。”王国维在自沉前一日为人写此二诗，则此二句便隐然成了他自沉前最后的自解之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