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2014-05-02 20:47阅读：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上海201701）
摘要：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毛宗岗（约1632—?），字序始，号子庵，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上，他留下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三国演义》评点。而他的《三国演义》评点，实由父亲毛纶开始。因毛纶失明，后由毛宗岗修改定稿。
此书评点大约始于康熙三年（1664年），完成于康熙五年（1666年）。通行毛氏评点本均只署名毛宗岗。
长期以来，毛氏评点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演义》最流行的本子。其评点本，清邹梧岗参订本名为《第一才子书》，芥子园刊本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受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影响很大〔1〕，尽管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不及金圣叹，但局部有所深化。其小说美学的精彩之处，主要见于写在书前的《读三国志法》。
一、“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
中国古代小说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小说。情节奇特而引人入胜，是其一大特点。毛宗岗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认为，《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功是人物之奇，也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读三国志法》首先指出：“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引者按：指《三国志演义》）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
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他认为《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的设计、描写，成功塑造了堪称“三绝”的三位“奇人”，即“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关云长、“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
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
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读三国志法》）除此“三绝”之外，《三国演义》还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奇才”：“三国之有三绝固已，然吾自三绝而外，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于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曹植、杨修，早慧则诸葛恪、钟会，应对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谘、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爽，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求之别籍，俱未易一一见也。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祢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其他早计如田丰，苦口如王累，矢贞如沮授，不屈如张任，轻财笃女如鲁肃，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不畏强御如陈泰，视死如归如王经，独存介性如司马孚。炳炳麟麟，照耀史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商山四皓、云台诸将、富春客星，后之瀛洲学士、麟阁功臣、杯酒节度、砦市宰相，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
（《读三国志法》）琳琅满目、各具异彩的人物形象对读者产生的审美效果，是使人如“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令人“有观止之叹”（《读三国志法》）。
把小说的美感力量最终归结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金圣叹的一大发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指出：“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毛宗岗上述言论，明显受到金氏此论的影响。
二、“犯而能避”、同中见异
金圣叹评《水浒》，指出小说情节设计的美学法则是：“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2〕，“极险之情”，乃“极趣之笔”〔3〕。金圣叹在注重小说人物性格的审美魅力之外，也注重小说情节设计的美学力量。而情节设计的美感动力源就是惊险。惊险情节的创造方法之一，是设计相同的情节，而在细节描写和情节指向等处理上又避免雷同，显示差异和个性。金圣叹称之为“将欲避之，必先犯之”〔4〕。小说高手，不在“相避”，即避免相同情节的描写，而在“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5〕。这一小说美学思想，也直接影响了毛宗岗的《三国》评点。他揭示小说阅读的一条审美法则：“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6〕“大惊”、“大疑”、“大急”造成的“大喜”、“大快”、“大慰”之美，莫如“犯而能避”，毛宗岗谓之“同树异枝”、“同花异果”之“妙”：“《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一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
纪戚畹，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写一魏之张揖，又写一吴之钱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又旁写一吴之孙綝，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则袁谭与袁尚不睦，刘琦与刘琮不睦，曹丕与曹植亦不睦，而谭与尚皆死，琦与琮一死一不死，丕与植皆不死，不大异乎!叙婚姻之事，
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约婚于袁谭，孙权结婚于刘备，又求婚于云长，而或绝而不许，或许而复绝，或伪约而反成，或真约而不就，不大异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计，周瑜亦用美人计，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卓、布相恶，傕、汜亦相恶，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献帝有两番密诏，则前隐而后彰；马腾亦有两番讨贼，则前彰而后隐，此其不同者矣。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赵云有两番救主，而前救于陆，后救于水；前则受之主母之手，后则夺之主母之怀，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关公有白河之水，又有罾口川之水。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乌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虓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甚者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彩。
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犯中有避”
论，不仅是对情节设计而言，而且拓展到人物设计，这是对金圣叹的发展。他以“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喻之，揭示了“同”是情节主干、人物类型之大体，“异”是个性、细节之局部。而“同花之果”之喻，则揭示了相同类型的人物、情节驾驭、处理中的不同指向和旨归。
三、“雨覆风翻”、变幻莫测
情节之奇，既在于“犯而能避”，于同类情节描写中见出不同的功力，又在于极尽波诡云谲、变化莫测之能事，以一种悬念的张力推动情节的发展。这后面一种情况，毛宗岗从理论上总结为“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唯猜测不及，所以为妙。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其有后文，则必非妙文”〔7〕。《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将《三国演义》情节设计的这一美学特点称为“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并举若干例证加以剖析、论证：“《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杜少陵诗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三国》之文亦犹是尔。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本是王允不赦傕、汜，却弄出傕、汜杀王允，则一变。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则一变。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却弄出刘表杀孙坚，则一变。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投徐州，却弄出吕布夺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攻昭烈，却弄出吕布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吕布绝袁术，又弄出吕布求袁术，则一变。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则一变。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讨曹操，则一变。本是昭烈攻袁绍，又弄出昭烈投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关公寻昭烈，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则一变。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又弄出华容道放曹操，则一变。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则一变。本是孙权仇刘表，又弄出鲁肃吊刘表、又吊刘琦，则一变。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则一变。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则一变。本是用孙夫人牵制昭烈，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则一变。本是孔明气死周郎，又弄出孔明哭周郎，则一变。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却弄出昭烈借荆州，则一变。本是刘璋欲结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刘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夺刘璋，则一变。本是昭烈分荆州，又弄出吕蒙袭荆州，则一变。本是昭烈破东吴，又弄出陆逊败昭烈，则一变。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则一变。本是昭烈仇东吴，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则一变。本是刘封听孟达，却弄出刘封攻孟达，则一变。本是孟达背昭烈，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则一变。本是马腾与昭烈同事，又弄出马超攻昭烈，则一变。本是马超救刘璋，却弄出马超投昭烈，则一变。本是姜维敌孔明，却弄出姜维助孔明，则一变。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则一变。本是钟会忌邓艾，却弄出卫瓘杀邓艾，则一变。本是姜维赚钟会，却弄出诸将杀钟会，则一变。本是羊祜和陆抗，却弄出羊祜请伐孙皓，则一变。本是羊祜请伐吴，却弄出一杜预，又弄出一王浚，则一变。论其呼应有法，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论其变化无方，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在四十二回回评中，毛宗岗又举例分析说：“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投襄阳，忽变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变而汉津，此猜测之所不及也。刘表为孙权之仇，刘表未死，孙权方欲攻之；刘表既死，权忽使人吊之，又猜测所不及也。”“当子龙杀出重围，人困马乏之后，又遇文聘追来，是一急；及见玄德之时，怀中阿斗不见声息，是一疑；至翼德断桥之后，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更无去路，又一急；及云长旱路接应之，忽见江上战舡拦路，不知是刘琦，又一惊；及刘琦同载之后，忽又见战船拦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读者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内，乃有如此变幻也。”
毛宗岗在阐述他的美学观点时举例是如此之富之细，体现了对《三国演义》研究、玩味之深。应当指出的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对情节的变化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论之不多。在《第六才子书》评点《西厢记》时，他提出过类似思想：“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
毛宗岗在这方面通过对《三国》的分析，明显比金圣叹有所丰富和推进。
四、“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
小说艺术真实的真幻相即、虚实相生问题，明代小说批评家早已论述过。金圣叹评《水浒》时，通过与
《史记》创作方法的比较，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水浒》是“因文生事”，“削高补低都由我”。《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应允许艺术虚构。毛宗岗认为，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其实，即便描写“真而可考”的“帝王之事”，在史载不及的帝王心理、细节的描写方面，也必须由作家的虚构去完成。因此，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也是坚持“虚实相生”观的。第六十三回回评指出：“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
第四十八回回评，则将《三国》写人叙事的“虚实相生”之法，概括为“事之幻、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出人意外”，指幻化欲奇；“在人意中”，指符合物理。《读三国志法》明确将“出人意外”视为小说虚构的追求，将“在人意中”、符合情理或逻辑真实视为小说创作的机巧、匠心：“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可见，毛宗岗并不反对历史小说的虚构，他所反对的是不在“人意中”、背离生活的逻辑真实的“臆造之文”。
五、“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艺术成就的认识，还体现在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方面。金圣叹曾将《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称《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在小说中他尤为推崇《水浒传》。毛宗岗则不然。他不仅于小说特推《三国演义》，而且于诸才子书中亦特推《三国演义》，称之为“第一才子书”，鲜明指出：“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读三国志法》）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这一思想，是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出的。我们先来看他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作的比较：“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毛宗岗认为《三国》胜过《水浒》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水浒》的虚构无拘无束，比较容易，而《三国演义》则必须在一定史实框架的约束下进行艺术创造，好比戴着锁链跳舞，所以更难。二是《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形象比《水浒》更加丰富、更加出色。《水浒》在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上还是有缺陷的，而《三国》恰恰在这点上胜过《水浒》一筹。那么与《西游记》相比如何呢?《读三国志法》说：“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所谓“《西游》好处”，即《西游记》奇特诡丽的艺术想象之处。毛宗岗认为，《三国》的艺术想象能力并不比《西游记》逊色，甚至超过《西游记》。而《西游记》的想象虚构往往“诞而不经”，比不上《三国演义》叙三国帝王兴衰之事“真而可考”。这里不仅体现了毛宗岗对历史小说历史真实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小说虚构必须坚持的生活真实、逻辑真实的重视。此外，毛宗岗还将《三国》与《史记》《列国志》作了比较。《读三国志法》云：“《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联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联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其道理已说得很明白，确从叙事的艺术技巧方面，亦即从美学成就方面说出了《三国演义》胜过《史记》《列国志》的理由。这是毛宗岗的独特发现。而在唐宋古文家、明前后七子一直倡导“文必秦汉”、推尊秦汉古文尤其是《史记》以及中国古代一直鄙薄小说体裁的文化语境下，毛宗岗从文艺美学的层面声称《三国演义》胜过《史记》以及充分表现了清初小说地位的提升和小说美学意识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