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萧红与家族（七）
2013-11-13 10:14阅读：
六
萧红出生之前，呼兰张家大院常年在家的只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和母亲，父亲任职在外。张廷举夫妇婚后三年才有孩子，自然让全家对萧红的出世寄予莫大期望，一旦发现生下的是女孩，失望亦可想见。就张维祯这一支脉来说，太久没有出现男孩了。萧红的出世令老祖母尤其失望，但对于长期赋闲在家，懒散而寂寞的张维祯来说，还是喜出望外。此前，其落寞或许源于与养子不可能有太多交流，以及因不会理财动辄挨范氏数落。据张秀琢回忆，父亲曾对他讲述：“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住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强劲儿是‘天生的’”
[1]。
萧红两岁时，大弟富贵出生，庞大的宅院终于有了男孩，弟弟自然成了全家的关注重心，父母已不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她身上。这也许是萧红幼时更多时候跟祖父在一起的客观原因。祖父实在太疼爱她，以至让萧红儿时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2]
从《呼兰河传》的描写来看，祖父、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记忆的全部。
据铁峰描述，旧时东北农村乡镇，殷实之家，都有自己的宅院，其大小代表主人的财势。宅院的结构一般由高大的门楼、院墙、正房、前院、后院构成。正房居中，正房前为前院，供养家畜和作为人活动的场所；正房后为后院，俗称后园子，一般用以种植蔬菜或果树。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民用住房上的体现
[3] 。
呼兰张家大院五间正房中，中间是堂屋，北墙开了一个后门，通向后园子。园子非常大，东西北三面是半人多高的土墙，西北角有棵老榆树，东南角有李树一棵，中间，还有一树玫瑰和一棵年年开花却不结果的樱桃。这些花树、果树见证着园子的变迁。范氏以前喜爱花草，后园种满了各种花草，是名副其实的后花园。后来，她兴趣转移，喜吃水果，于是种上满园果树。不几年，果树长起来，结实无数，招惹邻里孩子跳墙爬树来偷，弄得老两口日夜不得安宁。一赌气，便在里边养羊，果树被羊只啃光了皮，一棵棵死掉，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棵李子，一树樱桃。不久，老两口发现，养羊太操心，园子里的气味也不好。于是又卖掉羊只，开始种蔬菜。黑土肥沃，满园蔬菜，足够一家人食用。不仅自给自足，而且伺弄菜园对张维祯来说乐趣无限。每年开春，下人有二伯就将用泥巴封了一冬天的后门打开，清除干净满园的枯枝败叶，挖土、培垄，后花园便焕然一新。张维祯便整天呆在里边，帮有二伯栽花种菜。这成了他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
[4]
萧红的童年记忆便从后花园开始。祖父在后花园里干什么她也学着干什么，栽花、拔草、锄地。祖父和后花园给了儿时萧红一个自由无虑的特定时空，她以自由而任性的眼光看待里边的一切。那些美好的童年经验，后来被定格在《呼兰河传》里：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5]
每当祖母数落祖父时，萧红便拉着祖父的手，在祖母那顺带的“小死脑瓜骨”的温情数落中，进入后花园。后花园地面的宽旷、天空的高远和颜色的鲜绿亮丽，给这一老一小永远的好心情。因为长孙女，张维祯晚年的寂寞得以消释。就这样，萧红一天天度过童年，正如她在弃世前对呼兰河进行精神返乡时，所感慨的那样：“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6]
。然而，张维祯毕竟老迈，慈祥的面容、温和的性情，在让长儿时萧红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自由无虑的同时，事实上，也让她在娇惯中变得顽皮、任性。
三岁时，祖母给予的疼痛，始终横亘萧红记忆深处。祖母屋内的白净窗纸激发了她的破坏欲，只要一爬上炕，便往里边跑去，然后用小手指把窗纸按着窗棂一格一格捅破，听着悦耳的嘭嘭声，便更得意于自己的破坏。不忍呵骂的祖母无法制止她这小小的“恶行”，有一次等她上炕后，便拿根大针等在窗纸后边。当破坏的小手指碰到针尖之后，她马上明白
“那就是祖母用针刺我” [7] 。
这份疼痛让萧红始终不喜欢祖母，觉得祖母不爱她，甚至恶毒。许多研究者和《呼兰河传》读者，往往据此将祖母的“虐待”视为萧红的童年苦难之一，恰恰忘了那只是一个一直倍受宠爱的小女孩的童年经验。据萧红亲属回忆，祖母其实同样非常爱她，只是因为祖父近乎溺爱，而衬托出周围所有人似乎都对她不太爱。在张秀琢看来，“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噘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有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8] 。
铁峰认为，范氏此举恰恰说明对萧红的娇惯与溺爱。建国前东北农村相当贫困，20世纪初叶，在像呼兰这样的小城里，除非官宦人家才有全部镶玻璃的窗子，就是那些富商人家也只是使用特制的窗纸裱糊窗户。那种用烂麻制作，又黑又厚的窗纸，富裕而讲究的人家一两年才换一次，普通人家十年八年也换不起一茬，只是哪里破了哪里补上，象穷人的衣服一样破烂。萧红祖母裱窗的白纸当时比较贵重，涂上油之后既防雨又透亮，非上等人家不用。而拿针刺一下手指，也是东北老太太吓唬心爱的孩子，不去捅窗纸惯用的恶作剧，在当时近乎一种民俗，就象吓唬夜哭的孩子，谎称“狼来了”一样。
[9]
张秀琢亦曾专就此事问过其父，张廷举笑着回答：“哪能真用针轧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划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
[10]
事实上，祖母针扎手指情节，萧红日后在《呼兰河传》里的叙述时，明显带有诙谐、调侃，很多读者不注意语境，而简单认为是祖母的“虐待”。有萧红传记作者借以发挥，据此认为：“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感情生活，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幼小然而敏感的心灵”
[11]
。这自然是对萧红“苦难童年”一厢情愿的想象。
萧红的童年记忆还与祖母、母亲房间后边那两间阴暗的小储藏室分不开。漫长的冬天，后花园被冰雪封住，储藏室便成了她的神秘乐土，在里边“探险”是不能进入后花园的最大快乐代偿。阴暗的储藏室内堆放着数不清的记载家族兴衰的旧器物。当她好奇地一件件翻出来拿给祖父、祖母看时，不禁勾起两位老人尘封已久的家族往事和对早已出嫁的女儿们以及夭殇小儿子的点滴记忆，在怀旧中引发无尽感慨。“这是你大姑在家里边玩的”，“这是你二姑在家时用的”
[12]
，萧红从诸如大姑的扇子、三姑的花鞋等旧物，无意间触摸着家族记忆。
六岁那年，萧红独自上街冒险买皮球，结果迷路被一位好心的车夫送了回来。心急如焚的祖父、祖母、母亲一拥而上。忙乱中，车子突然停放让她不小心从车斗里摔了下来。祖父将内心的焦灼、气恼与心疼，都发泄在车夫身上，上前不由分说给了一记耳光。不仅没有感谢，连车费也没给，就将其赶走了。祖父的举动给了童年萧红莫大刺激，一向性情温和的祖父，给了她一个霸道而浅显的道理：“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13] 。
萧红或许由此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分野，对她而言，慈祥的祖父那虽然充满爱意的过激之举，却让她始终难以释怀，成了深刻的童年记忆。这一事件也让她日后将目光更多投向住在西院的那些“没钱人”，充满同情与关爱，而不愿显示自己是个“有钱的孩子”。张秀琢忆及姐姐，“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由此大家都说她不象有钱人家的姑娘”
[14]
。作为作家，萧红日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出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形象，或许亦与这童年期的“创伤性记忆”不无关联。
对于父母的童年记忆，之于萧红模糊而抽象。有传记作者的叙述是，父亲是“冷淡”的，母亲则是“恶言恶色”
[15]
。实际上，张廷举是个虽新还旧的人物，一方面维持传统礼教，略具家长作风；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习染了革新思想。而呼兰作为偏远小城，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张廷举或许基于固有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及幼时所遭遇的苦难，还有严厉家教的影响，对萧红表现出冷淡也极有可能。
但不可忽视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这位父亲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好的心绪。作为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萧红自然无法体察。萧红四岁时大弟富贵不幸夭折，五岁时二弟连贵即张秀珂出生，六岁时祖母病故。张廷举自己就因为伯父张维祯膝下无子而过继立嗣，因而，在这个家庭里男孩的出世和夭折，无疑是牵扯家族神经的大事，喜悦和伤痛自然非同一般。祖父对萧红的溺爱，也让张廷举因过继子身份而不敢过多干涉。在这种意义上，“冷淡”抑或是作为父亲严厉之爱的体现。亦有呼兰本地学者认为，张廷举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看不惯她那任性撒野的样子，故而有所疏远
[16]
。但在小女孩看来这是父亲对自己的“不爱”。
任性的小女孩对母亲的管教自然也看成“恶言恶色”，认为母亲也不爱她。姜玉兰对萧红在祖父母溺爱下的成长，充满隐忧。姜玉凤回忆，姐姐每年都要带女儿回娘家一两次，常对娘家亲人说：“荣华这孩子都让他们（指萧红祖父、祖母──论者注）给惯坏了，说话都学着咬舌了，可惯不得”
[17]
。四五岁的时候，姜玉兰就十分注重女儿的文化教育，省亲时带着识字的字块 [18]
。现存一张萧红三岁时与母亲的合影，小女孩穿戴整齐利落，衣服质地跟妈妈一样，十分讲究，抿着小嘴显得自信而灵气。很难想象是那种从小不被父母关爱，甚至遭虐待的孩子。
成名后，萧红在一些文章里不时谈到父母，如“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 [19] ；“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20]
。许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据此认为萧红拥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而最主要的根源便是父母之爱的缺失。一些传记作者如此描述：“她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冷漠、趋时的官僚”
[21]
；“封建顽固的父亲对她很刻薄，只有年老的祖父才疼爱她” [22]
。萧军则透露，“据她说，在十岁左右母亲就死去了。即便不死，这位母亲是性情很暴躁，脾气不太正常的人，对她并没有什么体贴‘慈爱’可言。父亲是个懑憨、庸俗的人，虽然也算个中等的知识分子──当过教员，巴彦县城的教育局长之类──但却没什么‘知识’可言，而且还染上了一些土官僚气”
[23]
；生母去世后“她的父亲并不关心她，相反却很憎恶她，只有祖父很疼爱她” [24]
。这类描述显然多有不实。萧红自己对亲生父母的描述，产生于与家庭彻底决裂之后，她对家庭的仇恨和敌对心态，当时显然左右了对于父母的情感判断。而在写于40年代初其弃世前不久的一些文章中，萧红对父母的童年记忆，在情感态度上有明显变化。
理性而公允地说，萧红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且祖父母的溺爱不觉中让她养成了任性、倔犟的性格。这份任性对她日后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并最终过早客死异乡，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很多萧红传记作者或研究者过于采信萧红已然和家庭决裂之后对于家人的谈论，不觉中夸大了其童年苦难，并由此形成一种认知定式，实则非常荒谬。如在萧军看来，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