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鲁四老爷之四：鲁四老爷的老态、学力和命名——《祝福》文本细读与朱伟老师商榷
2013-03-25 11:55阅读：
五论鲁四老爷之四：鲁四老爷的老态、学力和命名
——《祝福》文本细读与朱伟老师商榷
（发表于《语文教研》杂志2012年第3期）
许锡强
【内容提要】本文从祥林嫂临终前的肖像描写引出对鲁四老爷的老态和学力的分析，认为：小说虽然提到过鲁四老爷的“老”，但细读文本，其年龄实与祥林嫂相差不大；鲁四老爷之“讲”理学，不仅不具备学历上的资格，并且缺乏将其所学之理学皮毛知识内化为信念之表现，“监生”而寇上“老”字，有揶揄其学力低下之妙。小说行文用了21处“四叔”而只有两处“鲁四老爷”，乃是通过“四叔”而谐音《四书》以达成反讽效果也。
【关键词】鲁四老爷；老态；学力；命名。
《语文学习》2011年第5期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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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4期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阿牛”的文章，对如何解读《祝福》中的闲笔展开了有益的讨论。阿牛是谁呀？确切地说，阿牛是鲁四老爷与四婶的儿子，朱伟老师的《请给“阿牛”们减减负》由此就对阿牛的父亲有了这样的论述：
在众多的线索中，首先被我注意到的是鲁四老爷。作品开场提到，“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日‘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这里还应该联系一个片断，“我”路遇祥林嫂时，有这么一句话，“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这给了我们推论的一个证据。从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鲁四老爷年龄比较大。不然，“我”不会用“老监生”来介绍他，也不会用“单是老了些”来描述他这“五年”中的变化。从常识来看，这样的一位老监生，他的孩子肯定不会太小，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比较大。可以这样说，与其把阿牛看成一位低龄小儿，还不如说是一位少年或者成人。
其实，看夏衍编剧、桑弧导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的电影《祝福》，李景波饰演的鲁四老爷是那样一副老态，论肖像，他和阿牛简直不是父子关系，而是祖孙关系！我以为这和鲁迅《祝福》原著的意蕴是大有出入的。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家出少年”，这是讲家庭条件优越，生活无忧无虑，即使是年纪大点的人也显得很年轻。阅读《祝福》，人们很难不被祥林嫂临终前的这幅肖像所打动——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这一幅“木偶图”，这一幅“中年老妪图”，未老先衰，未到老死之年而老死，使祥林嫂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更具体更丰富了——由此反过来而可作思考的问题自然有：鲁四老爷的老态究竟如何呢？
读《祝福》原著即可知，祥林嫂初到鲁府打工时“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在她被婆婆从鲁府门外河边抢走时小说写了这么一句：“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这意味着阿牛本来不到烧火的年龄，而现在不得不烧火，其年龄大约五六七岁吧。这用朱杰老师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在祥林嫂初来鲁镇时，阿牛已出生，而且还能够承担起烧火的工作，即使我们尽可能地把他的年龄往低推测，那至少也该是五六岁。”二十六七的祥林嫂和五六七岁的阿牛相对应，我们可以作何感想呢？揆情度理，如果祥林嫂和年龄相当的男子结婚，而不是去当比她少十岁的祥林的童养媳，那么她的子女的年龄应当和阿牛相仿。由此可知，祥林嫂的年龄应当和鲁四老爷相差不大。
祥林嫂“四十上下”而亡时是那样一副老态，和她年龄相仿的鲁四老爷又怎样呢？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未留胡子”说明他还不能算“老”，与此相称的年纪当在“四十上下”；他只是和“五年前”比而显得“老了些”——一一句话：他还不是一个“老人”！
当然，小说此前还明确提到过鲁四老爷的“老”：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但就历史文化意义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他就自然年龄意义而言并没有“老”！也就是说：“老监生”≠“老人”；或者至少应当说，“老监生”未必=“老人”。为什么呢？有科举名言为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何谓明经和进士？它们都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唐代的贡举诸科中，以明经、进士两科规模最大，最受当时社会的高度重视。明经——考帖经，主要考背诵功夫，每年取约百人；进士——虽有帖经，但主要考诗赋，每年取十数人；进士科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二。由此，30岁的读书人能考取明经科，年龄就算是老大了；而50岁的人考取进士，从年龄上说，还算是年轻的。
而鲁四老爷的科举身份“监生”又怎样呢？明清时代，不能考取秀才者，如能获得监生资格，即可和秀才一样参加选拔举人的乡试。如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尽管曾在童生考试中得过第一名，但六十多岁了却依然一介童生，没有秀才资格参加乡试；后来受人资助捐得监生资格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又去会试，中了进士，从此，为御史，做学道，升国子司业，飞黄腾达。
从文化程度上讲，明清的“秀才”和“监生”显然低于唐朝的“明经”。鲁四老爷显然并无考取秀才功名之“学力”，其监生身份乃捐资而取得者也。在此身份之前寇上“老”字，随后稍稍展开肖像描写，乃“也还未留胡子”云云，和“老童生”一样，揶揄的不是其年龄之老大，而是其学力之低下。
此外，“我”用“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介绍鲁四老爷，这个“讲”字用得极为讲究，可惜人们却习焉不察。周作人已经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指出：“鲁四老爷却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假如要找实在的模型，那也并不是难事，但总该是个举人，或至少是个秀才，监生是没有讲理学的资格的。”为什么“没有讲理学的资格”，但鲁四老爷还要“讲理学”呢？自然是想用其监生的“学历”而显示其“学力”。但对其书房陈设，鲁迅又是如何描写的呢？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但其书房中所有的却只是“理学”的入门书（《四书》和《近思录》；课本注释指明《近思录》是一部理学的入门书），并且还不是入门书本身，而是入门书的注释本（《四书衬》和《近思录集注》），其水平也就可想而知。是不是他像钱钟书那样过目不忘，“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已经毋需借助书籍？非也，小说明确告诉我们：“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正如鲁迅在杂文《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所说：“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同样，如果要想了解鲁四老爷对理学的不正经，我们也可从他一本正经地去做的事情上去研究。他一本正经地做什么事呢？是祝福这一旧时江南每年年终的迷信习俗。清代范寅《越谚·风俗》载：“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小说起于祝福，结于祝福，中间一再写到祝福，情节的发展与祝福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再寡的祥林嫂再来鲁府打工，鲁四老爷“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所谓“败坏风俗”，所谓“不干不净”，其依据就是鬼神崇拜，而不是理学。理学倒是继承孔子的传统，不信奉鬼神的（对孔子不信奉鬼神，鲁迅在《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曾有论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张载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说法即为明证；但鲁四老爷虽从《近思录》上读过张载这一说法，却并不能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上升为信念，用来指导其行为。
在对鲁四老爷书房的描写中，鲁迅还不忘特意提到一副语出朱熹《论语集注》的对联（朱熹在《季氏》篇中“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语下分别注云：“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一边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另一边却脱落了，而它的内容却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这神来的一笔，不正是指出鲁四老爷对理学并不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因而“能言”却不“能立”（能行）么？所以书房中“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因而也极分明的告诉我们：鲁四老爷讲的是理学，信的却是道教，至少他们夫妻俩对祥林嫂的防范所依据的并不是理学……
可叹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却因为“他‘案头’堆放的是‘理学’著作，墙上挂的是朱子格言”，就说鲁四老爷“孔孟之道流布于周身血脉，封建伦理浸透了通体细胞，孔孟理学、封建伦常正是他处世立身、待物行事的准则”（李百昌：《一副残联，曲尽其妙》，《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6年第12期）。殊不知，鲁迅考察中国国民性有其独到的视角和结论——早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鲁迅就和许寿裳“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循此视角考察，鲁迅甚至认为：
“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威廉·莱尔说得好：“鲁迅的讽刺经常指向‘名’与‘实’之间的割裂。名，是传统的社会公认的理想的美妙名称；实，是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威廉·莱尔：《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第362页）而《祝福》中“名”与“实”之间的割裂又如何呢？鲁四老爷是“老爷”，是“老监生”，但其年龄实际上却和祥林嫂相仿，并不“老”也；更重要的是，他“讲理学”，但其书房陈设“极分明的显出”的却是道教的“寿”，他因此一本正经地“祝福”，并因此而对祥林嫂的再嫁再寡深加防范，更对祥林嫂的未老而死于祝福之时不仅不生恻隐之心，反而痛骂她为“谬种”……
因此，鲁迅给鲁四老爷的命名，显然是想通过谐音修辞而达成反讽效果——小说行文只有两处“鲁四老爷”（“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但却用了21处“四叔”，除了“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外，没有一处是非用“四叔”不可的（即没有一处是出现在叔侄对话中，侄必须称他为叔）。“四叔”和《四书》同音，《四书》乃理学推崇的儒学经典，这个“讲理学”的“四叔”，能读懂《四书》、信奉《四书》、能像孔子那样不信鬼神并像孟子那样富有恻隐之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