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的故事是从一个叫比尔的男人开始的。她是一位年轻有才的女画家，在画展上与来自美国的外交官比尔相遇后，在周庄这个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里，他们遥不可及地“恋”上了彼此。对于阿三而言，她是爱比尔的，更爱他背后所处的“他者”文化。在她眼中，比尔身上无处不渗透着某种遥远的神秘性，这于她的艺术理想而言，是切实存在的“养分”，或者说，是她对于生命基质的一种最为深刻的探寻。对比尔来讲，或许如此，又不尽然如此，阿三虽然是同样作为“他者”的存在，但这种异质的存在对于比尔，无非是出于工作流浪中的排遣，异域漂泊的慰藉，乃至确证自我存在的某种差异化方式。因此，双方的文化距离所导致的心理距离，乃是造就故事里所谓“悲剧”风格的原因。事实上，被悲剧化的，只有阿三一人，或者阿三们而已。
阿三清醒地知道自己心里的中国和比尔所理解的中国并不具有同一性，但她依旧希望比尔能够去爱中国，因为爱中国，就意味着有“爱”她的可能性，或者说，因为“爱”她，所以，才会导致比尔去真切地去爱中国。然而，可悲之处在于，那一次停留只是比尔外交生命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片段，他走了便不会再回来，留下的，是阿三对于不可能之爱的痛悟，对永远无法真正涉足的“出去”之地的想象。
阿三对异域文化似乎存在一种极端的执著，并尝试用艺术的方式去找到两者的融合之处，“千万江河入大海”是一种理想的归途。于是，阿三把爱和理想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并设想两者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可以透过艺术的方式互生共存。而比尔，就是她走向这个审美乌托邦的中介。在与比尔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她关于自我的主体性认知是极度清醒的，遑论说抵达某种病态般的“通达”，而这“通达”中却又无处不在一种被动和尝试维系的吃力。因为，比尔与她的精神感受并不是等深的。由此，她所渴求的艺术境界，或许是一个想象性的存在，以至于那些作品在画商马丁看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画。
阿三明白此中真意，亦知晓或许自己永远无法走到内心所渴求的某种艺术存在之境，因为文化差异的悖论想要真实地达至和解，是不可能的。哪怕用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最原始的方式——做爱。所以她放弃了画画，沉沦为了在外国人之间辗转的“名媛”。这时的阿三，已经只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行尸走肉的傀儡了。
比尔走了，也带走了她的一切。
故事的最后，从劳教所里仓皇而逃的阿三在土地里发现了一枚处女蛋，她握着那枚处女蛋，埋头哭了。“
阿三对异域文化似乎存在一种极端的执著，并尝试用艺术的方式去找到两者的融合之处，“千万江河入大海”是一种理想的归途。于是，阿三把爱和理想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并设想两者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可以透过艺术的方式互生共存。而比尔，就是她走向这个审美乌托邦的中介。在与比尔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她关于自我的主体性认知是极度清醒的，遑论说抵达某种病态般的“通达”，而这“通达”中却又无处不在一种被动和尝试维系的吃力。因为，比尔与她的精神感受并不是等深的。由此，她所渴求的艺术境界，或许是一个想象性的存在，以至于那些作品在画商马丁看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画。
阿三明白此中真意，亦知晓或许自己永远无法走到内心所渴求的某种艺术存在之境，因为文化差异的悖论想要真实地达至和解，是不可能的。哪怕用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最原始的方式——做爱。所以她放弃了画画，沉沦为了在外国人之间辗转的“名媛”。这时的阿三，已经只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行尸走肉的傀儡了。
比尔走了，也带走了她的一切。
故事的最后，从劳教所里仓皇而逃的阿三在土地里发现了一枚处女蛋，她握着那枚处女蛋，埋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