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东城区的会馆（一）
2016-12-01 15:04阅读：
东城区的会馆（一）
会馆作为民间自律自卫自治组织形式与商业型、联谊性活动场所，从明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后，传承至今仍在海外华人中继续、衍化，且勃兴不衰。
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每年考试之时，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在租住客店时遇到困难。出于同情，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筹资置房，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另外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为了社交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这类会馆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到了作用。但由于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
会馆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印记。如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湖广会馆举行了欢迎仪式。1912年5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曾居住于湖南会馆。
明朝至清中叶，北京公开演戏的场所很少，大部分戏剧的演出是在会馆的戏楼里举行，所以，较大的会馆都建有戏楼。现在保留下来的湖广会馆戏楼、银号会馆的正乙祠戏楼、平阳会馆戏楼和湖南会馆戏楼等，都是难得的北京戏剧活动的见证。
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限于资金的困扰，目前只有极少数会馆得到了修复。
贵州会馆
贵州在北京的会馆和其他省份在北京的会馆不同，一不是按地望划分，二均为省级会馆，是以老馆为中心，依新馆的位置而分为东馆、西馆、南馆、北馆、新馆、中馆。
由于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又是各地客商云集的地方，因而会馆较多。会馆既是同乡聚会的场所，又是商务繁忙的交易所，还往往兼作客栈、货栈。几乎所有的会馆都设有戏台，商人们坐在台下看戏、饮酒，故称酒戏台。为了团聚同乡，会馆还为过往或新到贵阳的乡人提供食宿。不少会馆设有私塾、学堂培养子弟，清末的客籍学堂就是会馆兴办的学校。
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１１０１０３９４３１８０００００６９
贵州会馆清前门街道
东城区文保牌
位于大江胡同的是贵州东馆
云间会馆
云间会馆也叫松江会馆（古代松江律属江苏，为松江府。），云间一词与东晋陆云、陆机兄弟有关，机字在南方发“间”的音，故用云间代替其原籍松江。最早记述云间会馆的是《蒲褐山房诗话》，记述某人进京赶考寓居云间会馆一事，此事《京师坊巷志稿》书中有记。解放后出版的《旧京大观》书中记有位于大蒋家胡同的云间会馆大门照片，大门建筑仿西式，匾额上题“云间会馆”。云间会馆有义园，在崇文门外小兴隆街。此文字在《京师坊巷志稿》书中有记。
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１１０１０３９４３１８０００００７１
云间会馆清前门街道
东城区文保牌
云间会馆位于大江胡同，与图为会馆相邻。
二进院北房
二进院南房
东厢房
西厢房
台湾会馆
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坐落于大江胡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科举制度移植到台湾，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陆续有台湾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为方便台湾举人来京参加考试和联络感情，1893年台籍进士施士洁主持建立台湾会馆，1896年搬至大江胡同114号。
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１１０１０３９４３１８０００００７３
台湾会馆清前门街道
东城区文保牌
民国时期，台湾会馆出租给商户。1949年后，台湾会馆变成民居。1993年，台湾会馆恢复为纪念场所。1993年，台湾会馆得到修缮，1994年7月18日举行揭幕仪式，会馆重新成为在京台胞交流聚会的活动场所。1996年举办了百年纪念活动。
台湾会馆说明牌
由于会馆原面积狭小、交通不便、设施陈旧，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随着整个前门地区修缮整治工程的全面推进，2009年6月24日台湾会馆的修缮扩建工程正式开工。修缮后的台湾会馆把相邻的云间会馆、福德禅林一并作为新会馆的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400平方米增加到3800多平方米。
扩建后台湾会馆的东门
2010年5月7日，台湾会馆重张仪式暨台商入驻崇文台湾商务区签约仪式盛大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夫人连方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出席仪式并为台湾会馆牌匾揭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梁国扬、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先后致辞。
会馆东墙外的“五人上书”塑像再现了历史
会馆前“五人上书”雕塑
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吗关条约》。噩耗传来，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台籍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与在京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等多方奔走，率先上书都察院，反对割台议和，表明“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都察院将呈文代奏光绪帝，表达台湾同胞强烈反对割台的决心和民意。是为“五人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