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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

2020-06-04 10:11阅读:
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





摩崖石刻中的生命品质/原文/3743字符/






2016-01-20 /作者/钱叶全


发表/中国网-中国视窗 http://zgsc.china.com.cn


发布时间/2013-12-16 21:02:54






枞阳的怀抱里有一座坚硬的浮山。说其“坚硬”,是因为浮山是一座火山,国家地质博物馆里有一尺厚的浮山地质资料,开卷称其为“国内极其稀少的古火山标本,其火山形态、溶岩流向、龟裂纹路和断层裂隙,均为全国罕见。”据考证,浮山的古火山地貌成形于一亿四千万年前,其后数度喷发,多次岩浆侵入,形成奇岩幽洞之貌。浮山从亿万年前走到今天我们的脚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感受这时光的绵韧,我想,只能用“坚硬”二字。


在时光面前,时间维度的无限与人生情态的有限,始终是一对无法破解的哲学命题。面临默默行走
的浮山,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显得那么短促,于是在时光的追问中,浮山对生命有了一种特殊的承载形式———摩崖石刻,天人合一。在浮山摩崖石刻中,表达“天”字的石刻就有几十处之多,如“雨花天”、“天河坠玉”、“一线天”、“别有天”、“天台幻境”、“天地枢机”“天生月窟”等。可以想象,当时来浮山的古人,面对这样的奇壑幽洞,无法不对自身的生命作一番反思和省悟,哪怕是驻足式的停顿和歇息,生命究竟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他们在滴水洞抬头看天的时候,当雨花似玉从天而降,溅湿脸颊,心身沁凉,一定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沐浴,生命的庄严。在一缕天光的照耀下,“洗心处”三字显得隐秘而神圣,心何以洗?“洗心处”又何以在这方洞口?古人的目光一定从“天河坠玉”中再回归到自己的脚下,他一定会知道,我从哪里来?是什么遮蔽了我生命的灵光和真谛?于是,朗目和尚拿起了凿头,朱作鼎拿起了凿头,黄琰拿起了凿头,黎道熠拿起了凿头……面壁,也许是数月,也许是数年,浮山的角落响起了叮当叮当凿石声。经年累月,他们用生命与石头对话,用有限向无限皈依,在浮山的石“纸”上留下了他们的印痕———浮山摩崖石刻。是石刻吗?不是石刻,而是生命。


石刻对于文化的意义起始于原始的文化描述。对于“文化”一词,信息时代的描述可谓千姿百态,打开电脑搜索引擎,对“文化”解释的辞条就达百余种之多。还是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对“文化”的解释形象生动,他说,一块自然石,许多人从石头旁边走来走去,这块自然石不产生文化意义,突然有一天有个人在石头上划下一道痕,或者刻了一个字,后来的人就好奇了,研究的人就多了,好奇和研究就产生了“文化”。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拟,真正的文化也不会就在一块石头上产生,人类文明的诞生从古老的陶罐到今天的芯片,文化承载的多样性已层出不穷,可石头与古文化的关系仍是文明演进的主体线路。石头(摩崖石刻)不仅承载了古文明丰富的信息,而且传递着古文明深刻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丘山大壑存在着大量的石刻文化,泰山是,黄山是,嵩山是,浮山亦是。


石刻作为一种语言,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情态。泰山石刻彰显的是帝王封禅文化,黄山石刻彰显的是山水奇秀文化,嵩山石刻显现的是少林禅宗文化,而浮山石刻恰恰不在于文化的彰显和宣扬,而在于“隐而秘”的丘壑思想内涵。如钟惺诗“古人负奇情,题岩必幽独”;林古度诗“片语若不磨,知必具岩气”;程胤兆诗“不信有此石,未尝宣此义”;雷鲤诗“金鸡解鸣石龙舞,一啸空谷生云烟”等,都体现了这些智者藏智寓石的大心胸,构建了特定历史境况的思想语言,这些语言与浮山特殊地理位置相适应,与浮山的奇幽山体相适应,与来者的处境心况相适应。在悬崖峭壁,在幽洞深处,在中国历史的断面上,浮山记载了一部以思想藏壑为内容的“石史”。从林古度的“明烛备梯”到姚鼐的“明烛天南”,浮山的文人似乎都置身在一个“漫漫夜色”的背景下。尽管烛光如豆,尽管苍山负雪,但他们的生命把天地照得通明。


让我们来到浮山,在亿万年火山前,虔诚地仰望一下这摩崖石壁上的生命印痕吧。


因棋说法,说什么“法”?欧阳修不可谓不是个大智者,滁州的山水并没有使他清醒,使他真正清醒的是浮山远禄公手中的“棋子”。“一着落在什么处?”远禄公并没有解答他,但从此以后欧阳修转变了对佛教的歧误,心智重获新生。是浮山挽救了他。“因棋说法”作为一个佛教故事,体现了佛教智慧和文人智慧一次碰撞的通变过程,欧阳修作为一个顶级文人,在体制的桎梏下,他的灵魂照样没有出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还有更高的智慧在等着他。那年,上浮山,他遇到了远禄。


行窝,方以智所刻。石刻位处雪浪岩洞口,长二尺一寸,宽一尺,楷书,旁注“方潜夫氏命子智书。”浮山有了“行窝”是浮山之幸,世界有了方以智是世界之幸。明亡,崇祯自缢,所有大臣顾命南逃,唯有他抱帝痛哭。他不是愚忠,他哭的是一个中国,一个朝代的腐朽。他无力回天。而往往在一种文化腐朽的节点上,新思想的光芒就会喷薄而出。世代以《易经》传家的他,在大变大痛中找到了“义随世变而改”的智慧薪火,目光从一个悲剧朝代转向对人类普遍真理的探求。二十载“行窝”面壁,他先后完成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药地炮庄》,哲学《易馀》、《东西均》等时代巨著,成为中国明清贯通中西、打通儒释道的“第一人”。其中《物理小识》所揭示的物理现象比牛顿早20多年。在日本江户时代,他的科学思想被广泛引用和传播,而在中国却沉睡了两百年之久。“大地处处有行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他仅能做到的就是以思想与天地相接,用自己的学术体系实践《中庸》的宣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方以智与天地参矣。 洗墨池。“洗墨池”石刻在枞阳有两处,浮山一处,枞阳老城一处。县城为陶侃洗墨池,浮山为释超仁洗墨池。在一个县同有两处“洗墨池”,恐怕全国少见。“洗墨池”是枞阳人人格自我完善的一种象征。一是把人文之“墨”与山水之“池”联系起来,把文化皈依于大自然而成就“天人合一”;二是怎样做“人”,成就人的一生。一方面,浮山“岩洞天开,石溪地涌,海潮乍惊。浮空光荡”(方学渐语),为“天人合一”创造了自然条件;一方面,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是浮山“天人合一”中的人,“真正的人,是真人、至人、完人、圣人,是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充实自我的人,是宇宙和人生和谐共进直指无穷止于至善的人”(方东美语)。浮山正好承载了这两种使命,一是以“鬼斧石室”承载了人的自然人格,一是以“洗墨池”为象征承载了人的文化人格。从浮山发端,枞阳文化从一池之墨走向江河之墨。因之,唐宋以来,孟郊、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陆元钧、赵盂、王阳明、袁宗道袁宗宏等都与浮山结缘,而至明清以降,本邑的钱澄之、方以智、左光斗、方苞、戴名世、刘大櫆、姚鼐等则形成了枞阳浩然壮观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文化气象。从钱、方文化滥觞导引,至方戴刘姚形成文化高峰,浮山发端的“桐城派”影响了中国文学二百余年之久,及至吴汝纶、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朱光潜、方东美,其文化教育自成一脉,主宰了本邑乃至国人的灵魂。目前浮山脚下书声朗朗,枞阳教育数年居全市之冠,向国内外输送人才数以万计,盖出浮山教育之源。


还有一块石刻是需要说一下的———“三侯继美”。明代,无名氏刻。历史上碑刻不署名的多,然这块无名氏石刻所记载的恰恰是三位县令的名字,是先后三任桐城的县令。此“三侯”,即南昌进贤的樊仿,顺天遵化的陈玉阶和直肃曲周的陈玉阶。樊仿在浮山建有石龙亭、泛槎亭、洗心亭、樯山双塔和樊公书院;曲周陈玉阶在浮山建祠立碑,彰德扬善;遵化陈玉阶修筑陈家洲江堤,保护了枞阳家园。自史以来,侯者众多,而“继美”甚难。当官的为老百姓做点事,老百姓是记在心里的。“三侯继美”、“陶母还酢”,枞阳有不少的典故与县令有关。老百姓把当官的政德刻在石头上,“三侯继美”是个先例。“三侯继美”在今天看来,其时代意义超越了他本身的文化意义。美,政德之美,是百姓心中的太阳,也是中国百姓永恒的期冀。而一个“继”字则包含了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容,即当官的要为百姓做好事,而且要一届接着一届干,千万不能乱折腾。所幸,枞阳当今水在变清,山在变秀,城在变靓,浮山又逢盛世开发,可谓“政通人和”,“继美”善哉!


浮山石刻,其形态气象万千。石头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浮山的大美。然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石刻就是石刻,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期望用现代的声音完全代替石刻本身的信息。事实上,浮山的许多石刻已在风雨中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浮山或许深藏着更加宏大的声音,更加壮阔的波澜。在字迹模糊的石刻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仰望和沉默。对历史保持肃静。而对于保存尚好幸存在时光中的石刻,我们包括更多的人,应该想到“责任”,想到“良知”,想到浮山上的那块“石乳”。浮山是母亲,是枞阳的母亲,也是人类文化共同的母亲。


面壁,源于达摩祖师面壁十年的故事,表明做一件事决心之坚,立志之远。浮山古人在面壁创作摩崖石刻时,一定有一个坚定的文化心理动力。生命在于不朽,但不是每一块石头都成就了人的不朽。真正不朽的应当是精神,是面壁精神。浮山的古人有,枞阳的先贤有,枞阳的后来者也一定有。当我们翻开这本《浮山摩崖石刻》时,先贤的光芒不是让我们的目光流连在书本之上,也不是让我们拿起凿头再去石头上刻字,而是在面壁精神中,透过历史的背影,激励我们要永远面向未来,面向创新,面向日出东方的新世界。


阳光下,浮山森壁争霞,枞阳生机勃发。


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





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改文】/3848字符/






方义华/修善/


改时/2016.1.25. 12:38---2.12.20:39






中华文明的怀抱里,有一座坚韧的浮山。


说其“坚韧”,是因为浮山曾是一座年代久远的火山。据考证,浮山的古火山地貌成形于一亿四千万年前,其后数度喷发,多次岩浆侵入,才有众多奇岩幽洞。


国家地质博物馆里,有一尺多厚关于浮山的地质资料;誉称浮山:“国内极其稀少的古火山标本,其火山形态、溶岩流向、龟裂纹路和断层裂隙,均为全国罕见。”


浮山,从亿万年前一直稳健地走到今天。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人类才能感受出这时光流逝中浮山的品质呢?


我想,起码用“坚韧”二字。


时间维度的无限性与人生过程的有限性,是一对难以把握的哲学命题。


面临浮山,默默行走的每个生命都显得那么短促。在人类不断地追寻中,有缘智慧的生命赋予了浮山一种特殊的承载形式———摩崖石刻。


在浮山摩崖石刻中,表达“天”字的石刻就有几十处之多,如“雨花天”“天河坠玉”“一线天”“壶天别业”“天台幻境”“天地枢机”“天生月窟”等。可以想象,亲临浮山的古人,面对这样的奇壑幽洞,无不对神秘的自然、自身的生命作过一番思考。哪怕是驻足式的停顿歇息,他们都会寻问:大自然到底是什么回事?生命究竟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


在滴水洞抬头看天的时候,雨花玉瓣,从天而降,溅湿脸庞,身心沁凉,他们或许会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沐浴、生命的庄严。


在一缕天光的照耀下,“洗心处”三字,显得隐秘而神圣。心何以洗?心为何洗?心洗若何?……


古人的目光,从“天河坠玉”中回归到自己脚下,他或许会想:是什么遮蔽了或赋予了我们生命的灵光和真谛? ……


在这些寻思中,朗目和尚拿起了凿头,朱作鼎拿起了凿头,黄琰拿起了凿头,黎道熠也拿起了凿头……面壁凿石,也许是数月,也许是数年。


浮山的灵魂深处,于是响起了一阵阵叮当叮当的叩恳声。经年累月,他们用生命与石头对话,用有限向无限皈依,在浮山的石头上留下了他们智慧和汗水。尽管汗水容易挥发,但智慧却生根。


是石刻吗?不只是石刻,是生命,是智慧,是文化。


石刻,属于原始描述性的文化。“文化”一词,信息时代的解释可谓千姿百态。打开电脑搜索,注释的“文化”辞条就达百余种之多。


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对“文化”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一块自然石,许多人从石头旁边走来走去,这块自然石不产生文化意义。一天,突然有个人在石头上划下一道痕,或者刻了一个字。后来的人就好奇了,研究的人就多了。好奇和研究,就产生了“文化”。


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拟,真正的文化也不会只在一块石头上。从古老的陶罐到今天的芯片,人类文明文化载体已层出不穷;可石头仍是古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


摩崖石刻,不仅承载了古文明丰富的信息,而且传递着古文明精深的文化。中国的丘壑存在着大量的石刻,泰山有,黄山有,嵩山有,浮山亦有。


摩崖石刻作为一种语言,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泰山石刻,彰显的是帝王封禅文化;黄山石刻,彰显的是山水奇秀文化;嵩山石刻,显现的是少林禅宗文化。


而浮山石刻,恰恰不在于文化的彰显和宣扬,而在于“隐而秘”的丘壑思想。


钟惺诗有“古人负奇情,题岩必幽独”,林古度诗有“片语若不磨,知必具岩气”,程胤兆诗有“不信有此石,未尝宣此义”,雷鲤诗有“金鸡解鸣石龙舞,一啸空谷生云烟”,等等。这些智者都藏慧于石。他们用自己的诗句表达了特定历史境况的思想情怀。


他们思想情感与浮山的特殊地理相对应,与浮山的奇幽山体相适应。在悬崖峭壁,在幽洞深处,浮山构建了一部以思想藏壑为内容的“石史”。从林古度的“明烛备梯”到姚鼐的“明烛天南”,与浮山结缘的文人似乎都置身在一个“漫漫夜色”的背景下。尽管烛光如豆,尽管步履维艰,但他们用生命用才情用智慧,把天地照得异常明亮,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快慰和希望。


来到浮山,在沉睡了亿万年的火山前,让我们虔诚地瞻仰着这摩崖石壁上的生命珍贵与光华吧。


因棋说法,说什么“法”?


欧阳修,曾是个有过糊涂的大智者。滁州的山水并没有帮他清醒,帮他真正醒悟的还是有着远禄公的浮山。禅师手中的“棋子”,于无声处献灵心。“妙子怎么落?当落何处妙?” ……远禄公并没有直白解释文豪的困惑。但欧阳修也就此破解了人生的难题,心智大开。浮山,无私地恩慧了他。


“因棋说法”,传为故事,展现了佛教和儒学一次友情的碰撞,灵光四射,辉映着人类文明一段高远的时空。


欧阳修作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高级文人,在当时体制的桎梏下,他的灵魂仍然难得最好的皈依。他在浮山,有幸获得高明的感化,帮着他成就了精彩辉煌的人生。


那年,他上了浮山,他遇到了远禄大师。


“行窝”二字,明代方以智所刻。


石刻位处雪浪岩洞口,长二尺一寸,宽一尺,楷书,旁注“方潜夫氏命子智书。”


浮山有了“行窝”,是浮山之幸;世界有了方以智,是世界之幸。


明朝灭亡,崇祯自缢,所有大臣顾命南逃,唯有他抱帝痛哭。他不是愚忠,他哭的是一个泱泱大国,又有了一个封建朝代的腐朽没落。他无力回天。在一代文化转承的节点上,新思想的光芒往往就会喷薄而出。


世代以《易经》传家的他,在大变大痛中找到了“义随世变而改”的智慧薪火,他的目光从一个朝代的痛惜转向对人类普遍真理的探求。二十载的“行窝”面壁,他先后完成了《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药地炮庄》等科学著作,完成了《易馀》《东西均》等哲学巨著。


他屹然成为中国明清时代贯通中西、打通儒释道的“第一人”。《物理小识》,揭示的物理真象比牛顿早20多年。在日本江户时代,他的科学思想被广泛传播和引用;而在中国,却沉睡了两百年。


“大地处处有行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他能做到的,就是以思想与天地相接,用自己的学术体系实践《中庸》的宣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方以智,参天地矣!


“洗墨池”,石刻在枞阳有两处:浮山一处,枞阳老城一处。县城的为陶侃洗墨池,浮山的为释超仁洗墨池。同一个县有两处“洗墨池”,恐怕全国少见。


“洗墨池”,是枞阳人人格自我完善的一种象征。


一是把人文之“墨”与山水之“池”联系起来,“天人合一”;二是怎样做“人”,成就人的一生。一方面,浮山“岩洞天开,石溪地涌,海潮乍惊。浮空光荡”(方学渐语),为“天人合一”创造了自然条件;一方面,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是浮山“天人合一”中的人。


“真正的人,是真人、至人、完人、圣人,是摄取宇宙的智慧来充实自我生命的人,是宇宙和人生和谐共进直指无穷止于至善的人”(方东美语)。浮山正好承载了这两种使命,一是以“鬼斧石室”承载了人的自然人格,一是以“洗墨池”为象征承载了人的文化人格。由浮山发端的枞阳文化,从一池之墨涌成江河之墨。


因此,唐宋以来,孟郊、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陆元钧、赵盂、王阳明、袁宗道、袁宏道等,他们都与浮山结缘亲善。而至明清以降,本邑的方以智、左光斗、戴名世、钱澄之、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终于形成了浩然壮观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的枞阳文化大气象。从钱方文化滥觞导引,到方戴刘姚形成文化高峰,由浮山发端的“桐城派”,影响了中国文学二百余年。吴汝纶、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朱光潜、方东美等,其文化教育思想自成一脉,主导了本邑乃至国人的灵魂。


枞阳教育成果,多年稳居安庆市之冠,向国内外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今天,浮山脚下依然书声琅琅。浮山教育,仍为源大势广。


“三侯继美” , 明代无名氏刻。


历史上碑刻不署名的多,而这块无名氏石刻所记载的是三位县令的名字。他们是三任桐城的先后县令。“三侯”,即南昌进贤的樊仿,顺天遵化的陈玉阶和直肃曲周的陈玉阶。樊仿,在浮山建有石龙亭、泛槎亭、洗心亭、樯山双塔和樊公书院;曲周陈玉阶,在浮山建祠立碑,彰德扬善;遵化陈玉阶修筑陈家洲江堤,保护了枞阳家园。


有史以来,侯者众多,而“继美”甚难。当官的为老百姓做点事,老百姓是记在心里的。“三侯继美”、“陶母还酢”,枞阳有不少的典故与县令有关。老百姓把当官的政德刻在石头上,“三侯继美”是个先例。


“三侯继美”,在今天看来,其时代意义超越了他本身的文化意义。


德政之美,是百姓心中的太阳,也是中国百姓永恒的期盼。


一个“继”字,包含了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容,即当官的要为百姓多做好事,而且要一届接着一届干,千万不能乱折腾。


庆幸,枞阳当今水在变清,山在变秀,城在变靓。浮山又逢盛世开发,可谓“政通人和”。


“继美”,善哉! 善哉,“继美”!


浮山石刻,气象万千。


石头上的每一道痕迹,都是浮山之美。然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石刻既是石刻,石刻更是历史,我们不能期望用现代的声音完全代替石刻本身的信息。


浮山的石刻,许多已在风雨中消失。在文化的深处,浮山或许深藏着更加宏大的声音,更加壮阔的辉煌。


在字迹模糊的石刻前,我们能做的,不只是仰望和沉默,更应对历史保持一种肃敬和反思。对于保存尚好的石刻,我们应该想到“责任”,献出“良知”,做到“爱护”。


浮山,是枞阳文化的慈善母亲,也是人类文化的美好源泉。


生命的奇迹,在于不朽。但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成就不朽的奇迹。真正不朽的应当是人类的精神。浮山的先贤不朽,枞阳的来者也一定会有。


翻阅这部《浮山摩崖石刻》时,我们应该真切地感受到先贤的生命和光华。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目光只流连在他们的石刻表象上,而应该在他们面壁追求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要永远面向未来,勇敢创新,成就旭出东方的新文明。


明媚大好的阳光下,浮山石刻焕发出生命的熠熠光辉。


享有浮山的枞阳,必将因浮山石刻文化更加魅力大增,生机勃发。
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
浮山摩崖石刻的珍贵与光华









附注


一、偶读钱叶全先生大作《摩崖石刻的生命品质》,深感浮山石刻文化美好,敬作修善。言不尽意,等待完美。此文不失为枞阳文化史上的一篇较好的小品文。


二、钱叶全先生,曾任枞阳县文联主席,主编《枞阳杂志》,和王建生先生共同主编完成了《枞阳历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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