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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进云南艺术学院读书之前，是在昭通师范读书。当时的师范生都是从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中录取的。师范的学科设置比较齐全，而且教师水平都很好，特别是音体美方面的老师，在昭通都很有名气。我的音乐老师是温曦教授、刘永忠教授以及姜维荣老师。温老师与刘老师在昭通的音乐教育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细说；而姜文荣老师，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因为他在三十多岁就自杀了，这是一位在心灵、气质上更像钢琴家的一位肖邦似的“钢琴诗人”，对我的钢琴演奏影响比较大；绘画老师杜跃江老师、书法老师李皋、魏绍华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我的音乐、绘画、书法的学习。三者相比，我更喜欢音乐，从而被保送到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读书。
回想起这些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非常温暖。更为幸运的是，在大学遇到了钢琴老师——李兆仁教授和书法老师——樊端然教授。李兆仁老师让我陶醉在诗一般的音乐海洋里，而樊端然老师把我带进了哲学般的书法世界。钢琴和书法在我大学的生活中都同等重要，当时我已分不清楚自己的专业是什么。
使我真正想弃乐从书，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由于我在中师才开始接触钢琴，当时十六岁，对于技术学习来说，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期。虽然在大学期间我总是幻想向贝多芬、肖邦看齐，但是某些高难度的技巧根本无法突破。如果一生只能作为一名钢琴老师，那将“世间原无有斯人”，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情感上逐渐向书法靠近。
第二。我听过德国舒曼专家的舒曼作品演奏会，据说，这位舒曼的首席专家曾考订、补正了舒曼的许多乐谱从而闻名世界。但是，其演奏让我大失所望，我认为他对某些作品的诠释非常普通，而听众却啧啧交赞。于是，我在想，中国人在国内学外国人的东西，最容易甚至永远没有自己，相比之下，学习自己民族的东西，就较为容易找到自己。与其“俯首称臣”不如“占山为王”。
以书法创作为例。书法创作最为直接也最为简单的学术链条为：书法创作——词章之学——文字学。书法创作，包括书写技术（如笔法、结字、章法、墨法等）以及与书写相关的书法理论、技法史等内容，这是必须具有的技法能力；词章之学，因为书法创作大多是抄写词章或者自作诗词歌赋，故是书法家必备的学问；文字学，草书、篆书、隶书甚至行楷都与造字法、文字嬗变等文字学息息相关，要想在创作上有所推进，文字学是书法家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只要看看历史上的书法大家就知道了。
以上三个方面是书法艺术家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而书法理论家的学术链条又不同，我设想一个简单的链条为：书法理论——文论、画论、乐论、建筑理论等——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文论、画论、乐论、建筑理论等是书论的扩展，通过这些理论，才会更深入地研究书法理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儒释道与书法理论都有关系，甚至宋明理学对周孔思想的思辨与书法理论都有关系；西方哲学，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哲学，据海德格尔专家所云，海德格尔的思想能转换中西、古今艺术理论问题，所以，西方哲学对书法理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是我所思考的书法理论家的“学术链”。
一般而言，传统学术重通才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为通才，也是有可能的。如“四书五经”，听起来似乎高不可攀，实际上，借助现在的音响手段，人人都能容易背诵；阅读外文的能力，其实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就能达到的。具有这些能力，便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没有广博的学术储备，不可能创作出精湛的学术。文理科都是这样。
咱们不能用教授、副教授、博士这些头衔来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没学术。不要以为我说得过头，如果这些人都是学者，我们云南大学就有这样的上千人，何况全国！一个时代有几个学者就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了。我接触过研究中国文化的归国博士，大多功底差得令人难以相信，这些人就是西方的所谓“研究”思维浸泡出来的。所以，没有多种知识储备、没有丰富的治学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学术的。
与古代相比，当代的书法无论“热”到什么程度也比不上古代，书法是古代读书人的“敲门砖”，如唐代的“身、言、书、判”取士标准就推动着整个唐代的书法之“热”。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大抵都如此。一门学术或者艺术的“热”与否，是由普通大众的关注度而定的。当代社会的书法大众与古代相比相差甚远。
从现在的书法展览来看，表面上对书法是起了促进作用，但实际上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操作展览的人是官员、商人，而不是艺术家；操作艺术媒体的也是官员、商人而不是艺术家。我常常感叹，历史文献往往不可信！我们这个时代被媒体所记载的书法大师、书法名家实际上并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后来研究者如果没有眼光，最容易根据“文献记载”来把这些“所谓”的一流书家当成“真正”的一流书家，这样写出的书法史可信吗？
有“历史高度”之“积累”有助于“创新”，如王铎、邓石如、黄宾虹等等是也；没有“历史高度”之“积累”仍然可以“创新”，如梵高、毕加索、徐渭、齐白石等等是也；故“历史高度”与“创新”的关系既不是必然也不是非然的关系，也就说，二者不存在条件关系。换句话说，当艺术家的才气足够大，完全无需思考二者的关系，“才气”可以改写逻辑。
普通艺术创作者，最好先掌握“历史高度”，即使不能创新，也还有传承历史之功。
曾入入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二届全国草书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