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能够让教民彻底地匍匐在上帝的座前，虔诚地信仰上帝的手段，无外乎三种手法的综合运用。
第一，要有一本《圣经》。所有的信徒，人手一本，便于诵读。
第二，要有宗教仪式。如洗礼、弥撒，唱赞美诗……（培育宗教情感）
第三，要有组织机构，如教会等。
李世民选择了儒教做为万民信仰的准宗教之后，便着手儒家《圣经》的打造工作。
比起《圣经》《古兰经》来说，儒家的经书实在太难于打造了。
不只是儒家的经书太多，不只是解释儒家经书的门派太多太杂，要让古代的儒家思想能切合当代唐朝发展的需要，这实在是一项难度太大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工程。
当时的“经部”书籍，除了孔子编定的经书原文外，还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相比较而言，这些注释与解说，似乎更加适合李世民同志的需要。
贞观初年，魏征任秘书监。这是一位勤奋工作的秘书长，在他的主持下，对征集来的图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但是，距离打造儒家经书的宏伟目标，似乎还很遥远。
对于李世民同志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麻烦的难题。经书中的理论，不只是用来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更为现实的是，他要立即用它们来满足科举考试与教学的需要。尽快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成为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相当于今天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编写工程）。
孔子整理的《六艺》中，《 乐》早已丢失。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流传下来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各个版本相差太大。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这人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贞观四年，李世民决定请他来做校刊《五经定本》的工作。
颜师古忙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五经》的校订。（为什么不多弄几个人来校订呢？真搞不懂李世民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这么大的工程，一个人怎么能搞定，应该搞一个团队）
颜师古终于完稿了，把他的工作成果摆到了李世民的面前
第一，要有一本《圣经》。所有的信徒，人手一本，便于诵读。
第二，要有宗教仪式。如洗礼、弥撒，唱赞美诗……（培育宗教情感）
第三，要有组织机构，如教会等。
李世民选择了儒教做为万民信仰的准宗教之后，便着手儒家《圣经》的打造工作。
比起《圣经》《古兰经》来说，儒家的经书实在太难于打造了。
不只是儒家的经书太多，不只是解释儒家经书的门派太多太杂，要让古代的儒家思想能切合当代唐朝发展的需要，这实在是一项难度太大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工程。
当时的“经部”书籍，除了孔子编定的经书原文外，还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相比较而言，这些注释与解说，似乎更加适合李世民同志的需要。
贞观初年，魏征任秘书监。这是一位勤奋工作的秘书长，在他的主持下，对征集来的图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但是，距离打造儒家经书的宏伟目标，似乎还很遥远。
对于李世民同志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麻烦的难题。经书中的理论，不只是用来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更为现实的是，他要立即用它们来满足科举考试与教学的需要。尽快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成为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相当于今天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编写工程）。
孔子整理的《六艺》中，《 乐》早已丢失。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流传下来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各个版本相差太大。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这人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贞观四年，李世民决定请他来做校刊《五经定本》的工作。
颜师古忙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五经》的校订。（为什么不多弄几个人来校订呢？真搞不懂李世民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这么大的工程，一个人怎么能搞定，应该搞一个团队）
颜师古终于完稿了，把他的工作成果摆到了李世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