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匋、封泥技法研究
2013-04-22 17:23阅读：
古印匋、封泥技法研究
赵 明 徐晓思
[内容提要]
站在现代篆刻的艺术立场，对古印匋、封泥进行技法解析，对它的文化生存环境和原始制作工艺重新认识和真切把握。并按照我们现在的审美主张，对它的原始制作工艺进行还原再现或艺术表现。充分挖掘释放出篆刻艺术“原型”的封泥、古印匋的素材能量，为今天的艺术篆刻创作服务。
[关键词] 原型 艺术立场 艺术篆刻
对古印匋、封泥进行技法解析，还不如说是对它的文化生存环境和原始制作工艺的重新认识和真切把握，按照我们现在的审美主张，对它的原始制作工艺进行还原再现或艺术表现。因为，古印匋、封泥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过是一堆篆刻艺术创作的素材而已。
同样是篆刻艺术“原型”的封泥、古印匋被文人雅士发现参用相对于古玺、秦汉印来说，时间并不太长。当唐宋文人雅士对归于“符玺”类中的印章“复述”情结渐趋兴隆，后来者津津乐道“印宗秦汉”、“印从书出”之际，古印匋、封泥还在艺术历史长河中沉寂。直到1872年，古印匋始被清著名金石家陈介祺发现鉴定收藏，积年所得近五千品，有藏品拓本《簠斋藏陶》流传，是为我国最早的古印陶拓本集。这比甲骨文的鉴定还早了27年。130多年来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的侧重辑集研究，以补史缺，紧随《簠斋藏陶》之后出版印行的有《铁云藏陶》、《季木藏陶》。其中周霖之《季木藏陶》藏品尤为丰富，所录印陶多达1212件。现在则有顾廷龙先生《陶文录》，北京大学高明教授编撰的《古陶文汇编》，蒐集古陶文拓片2622件，可谓集大成；有的侧重文字考释研究，有近人黄宾虹先生《陶玺文字合征》，高明、葛英会先生合著的《古陶文字征》等等。
文献中最早提及“封泥”的是《后汉书·百官志》，其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一人，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封泥之制为人们认知较晚。道光年间在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封泥曾被人误认为是“印范”。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一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刘鹗编著《铁云藏陶》，才纠正其错误，正名为封泥。其后，王国维著《简牍检署考》将封泥之迷完全揭开，并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
则较古玺印为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并将其主要用法归纳为5类：用于竹简木牍等文件信函的封简；用于各种罐、笥等储藏器的封储；用于土方工程的封标；用于封固门户；用于封守钱串。封泥起始战国时代，秦、西汉时达到使用高峰，东汉而魏晋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印章钤朱的出现而逐渐减少。汉代之前使用时往往不带“封泥匣”，汉代之后使用时往往带有木制的类似现在印床的“封泥匣”。不带“封泥匣”的封泥极易碰撞，容易破碎，不易保存长久。这或许是先秦古玺印封泥存世较少的原因之一吧。
最新的封泥谱录集大成的是孙慰祖先生主编的《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199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收录封泥编号2642枚，其中，战国封泥21枚、秦汉魏晋封泥2560枚、唐封泥6枚，补遗55枚。关于封泥的数量，孙慰祖先生最近又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四川、西安、山东及朝鲜乐浪遗址等相继出土了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封泥三千余枚。建国以来，田野考古发现的封泥约为五百三十余枚，其时代延伸至唐代，大部分已见发表。近年西安又出土大批秦封泥，据我的初步调查，总数约五千枚。这样，存世封泥的总量，已有八千五百枚以上。”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95年西安相家巷村出土的先秦古玺封泥，这个大发现，大大缩短了封泥和存世古玺、秦汉印的数量悬殊，形成了双峰并峙的新格局，完成了从古玺、秦汉印钤朱白文到古印匋、封泥墨拓朱文的视觉转换，大大拓展了篆刻创作取法范围。
古印匋、封泥的发现认知既晚又浅，完全进入近现代篆刻家的艺术视线不过百十年历史，人们几乎忽略了它的篆刻艺术审美价值的存在。
今天，我们从当代篆刻艺术立场出发，去审视古印匋、封泥的艺术审美价值，对其代表作品作篆刻创作式的把玩。从内容上去解读它的表现技法，感知刀法（作者注：古印匋、封泥由于是古玺、秦汉印的“反向”施用结果，质地、制作工艺不同，本不存在所谓的“刀法”问题，但工具制作性质带来的不同墨拓审美效果，仍会给我们强烈的刀法提示。本文沿用“刀法”一词，一是表明当代的篆刻艺术创作立场，二是替代古印匋、封泥原生线条形式美感的表述错位）、篆法、章法之时空差异；从形式上去把握它的审美样式，探讨风格、品格、意境之现代构成，从而创造出既符合时代精神要求又具有作者风格的新颖独特的艺术作品。
古印匋和封泥在用印方式上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以印印陶，一个以印封泥。但由于印体的制作过程和施用对象的不同，其技法特点和审美内涵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刀法
先说古印匋。
从艺术发生史上考察，古印匋、封泥均由古玺、秦汉“母印”印揿出，无论朱文、白文，其线形均是聚拢、挤压的结果，堆积感的大小、深浅、宽窄、轻重、厚薄、清浊和拓手的技艺及纸、墨的精良以及印刷的优劣等等可量化的标尺始终影响着墨拓效果，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审美。时间跨度在这里主要只是篆法、章法演变的一个历史参照。中国印章脱胎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制陶用的拍子、印纹陶的印模。这些工具性质的制陶拍子、印模即是印章的祖形、原始体。这些制陶拍子、印模有石制的、有木制的、有陶制的，这种物质材料的选取方式与后世印章的选材十分相近。中国古代印章由于使用不同材料，致使创作技巧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分野，这是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
通过古封泥，我们可以知道古玺、秦汉印钤泥后的效果，是有别于古玺、秦汉印钤于宣纸上的效果的，古封泥是对古玺、秦汉印的充分验证，构成一个使用过程；可对于古印匋，我们只看到了墨拓后的使用效果，难得一见的少数几枚时间跨度相当长的陶质古玺印还不具备普遍的对比意义。我们知道印章材料的不同，会导致制作方法的不一样，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就会有差异。最简单直接的理解，古印匋很可能是取之于陶(制印)，用之于陶(揿泥)。现代考古的发现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如在秦都咸阳遗址陶窑出土的一枚四棱锥体陶“母印”“咸里骄”(图1)，其印文也多次发现。传世古玺印中也有极少数是陶质的和瓦质的，这些陶质的瓦质的古玺印，有些可能就是古印匋的“母印”。如齐匋印“陈得三鄭昜”(图2)、“陈榑三立事岁右廩釜”(图3)、“陈囗立事岁安邑亳釜”(图4)、“幻賙”(图5)、“蒦阳匋里囗囗”(图6)和钤朱的“蒦阳匋里囗囗”(图7)、“蒦阳匋里孨”(图8)和钤朱的“蒦阳匋里孨”(图9)，晋系赵国匋印“襄城”(图10)、晋匋印“余子囗尹王睪”(图11)、“司工”(图12)、“悊玺”(图13)。还有时代靠后的汉代陶质的“梧成右尉”(图14)，瓦质的“日利王”(图15)、和炼制丹药以求得道成仙的方士印“黄神”（陶质羊钮）(图16)、“囗黄囗”（陶质羊钮）(图17)、“天帝煞鬼”（陶质蛙钮）(图18)，唐代的陶质印“蒲州之印”(图19)、“尚书兵部之印”(图20)等。
陶质的古印匋“母印”的制作离不开陶土的特性，印面的文字以刀刻(或类似刻刀的利器)为主，绝大多数在焙烧前印面印体一次制作完成。在半干的古印匋“母印”坯上，略无阻碍，挥利纷披，无需老成持重的碎切刀，直冲（此处可以等同于“划拉”）成了显示个性最方便最简洁的主要刀法工艺。朱文“母印”有个剔底过程，白文“母印”直接剔除墨线，如果起印稿于印面的话，用手掌抹平印面即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有的古印匋上看到清晰的掌纹，如“城阳众”(图21)。我们可以在大量的古印匋拓片中感受到这种爽利的刀法特性。烧制后的古印匋“母印”坯质地坚硬，印体略微有些外拓膨胀，造成朱文线条增粗变形略带弧度，白文线条边缘微微凸起，线条宽间距变小，线条变细，别有一种凝练坚实浑厚苍茫的感觉。
再说封泥。
封泥为当时行用的官私古玺、秦汉“母印”印揿出，它的刀法特性离不开“母印”的加工制作工艺。从它的实用性通用性上看，封泥保存的历史真实性，起码不亚于现今留存多半是供殉葬的明器性质的古玺、秦汉印章。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印章实物是那三方著名的“商代玺印”。见“亚禽氏”(图22)、“旬抑埴”(图23)和“瞿甲”(图24)。
殷商三玺二方为朱文，一方为朱白相间文，均为铸印。
关于铸印，明代甘旸在《印章集说》“铸印”条中说：“铸印有二：曰翻砂，曰拨蜡。翻砂以木为印，覆于砂中，如铸钱之法；拨蜡以蜡为印，刻文制钮于上，以焦泥涂之，外加熟泥，留一孔令干，去其蜡，以铜溶化入之，其文法钮形制俱精妙。辟邪、狮兽等钮多用拨蜡。”两种铸印方法，相对而言，翻砂法普遍使用，铸造件略为粗糙；拨蜡法工艺精细，适用于一些精致的要求较高的套印、辟邪、狮兽钮等印体。铸印细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印面的文字、图形是和印体同步铸造，另一种是先铸出印体备用，然后在印面凿刻出文字。从现存的三方著名“商代玺印”等印章实物看，最早金属印章印面的文字、图形是和印体同步铸造出来的。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以前者同步铸造为主，后者凿刻为辅。同步铸造能取得较好的工艺效果，无论是阳文印、阴文印的线条都能饱满均匀，无线条的空白处平整光洁。线壁深凹，不见刀痕。如“阳喽师玺”(图25)、“围之信玺”(图26)。印面像是石膏塑像的模具凹凸不平，但抑压在陶胚或泥丸上的实际运用和墨拓效果却是丝丝入扣，惟妙惟肖。古代图形印钤朱效果很差（只见轮廓，难见细节）的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凿印，甘旸在《印章集说》“凿印”条中说：“凿印以锤凿成文，亦名曰镌，成之甚速，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甘旸此说是以“急就章”印式来举证“凿印”的，其实，凿印也可以凿得很精工，如“灋（廢）丘左尉”(图27)。有的严整宽博似铸印，如“邦侯”(图28)。有的清刚瘦劲似玉印，如“董畜”(图29)、“王尚”(图30)。在秦封泥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美凿印施用的结果。
凿刻的基本刀法有三种：1、一刀刻。这和篆刻创作中的“单刀法”类似，因印材不同效果也截然不同。“急就章”印式常用此法。这种刻法始见于战国时期，全为阴文。如1984年山东苍山县卞庄镇柞城古城出土的战国齐国“苹大夫之鉨”(图31)。2、双刀刻。是指对印面线条以来去两刀刻成。印面效果可以是浑厚饱满，也可以是秀丽遒美。如1974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铜质“轪矦之印”(图32)。3、多刀刻。即在双刀刻的基础上再施以修饰补刀。如对一些长笔画加一刀剔底，对一些需要强调突出的线端、转角、连接等处进行补刀。或者因为是过分强调，这样的线条多少有些僵硬。如东汉“广陵王玺”(图33)。秦朝金属冶练制造业相当发达，金属印体和凿子的硬度可以驾轻就熟随心控制。秦印基本以凿印为主，工艺相当成熟精湛，有的印体经过防腐处理，黝黑光亮，俗称“传世古”，又称“水银沁”，一见便知，独具特色。如传世秦玺“王戎兵器”(图34)的印体。再以后的朝代凿印和铸印比例互有消长。封泥“母印”的加工制作工艺反映在封泥使用上的审美特征就是，先秦铸印封泥刀法圆融，线条苍老古朴。秦凿印封泥刀法爽利，线条瘦硬劲挺，雅健遒丽。汉铸印封泥刀法匀整精工，线条宽博厚重，浑穆端庄。
篆法
反映在古印匋、封泥上的篆法结构只是真实记录了当时行用的文字状况，并没有我们今天篆刻艺术创作字法选取时跨越时空的唯美现象。其文字特征和当时当地行用文字基本同步，“印化”的程度由古近今按时序逐步由古朴自然向整饬精工过渡。总体上看，商周、春秋战国古印匋、封泥用大篆；秦汉印匋、封泥有篆、有隶，晚期出现楷书；南北朝时期的古印匋、封泥，则和当时行用的文字在风格上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具体来说，先秦古文字由于地域国别的不同，其构形风格和特点各不相同。王国维将战国古文字区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东土文字是指东方齐、楚、燕、三晋以及这些地方的小国的文字，西土文字专指秦国的文字。李学勤又据此进一步将战国古文字细分为齐、燕、三晋（魏、赵、韩）、楚、秦五大系列。这五大系列战国古文字反映在七国官私印章中，构成了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先秦实用古玺印章体系。秦系印章用比较规范化的秦篆，字形修长飘逸，刚健婀娜，别具特色。陶器、板瓦之类上的秦系印章文字开始有方正气象，雄强霸悍之气初见端倪。汉印承接秦印而来，入印文字由篆及隶，字形进一步方正，文字线条横平竖直，以直线为主，曲线弧线为辅，增减笔划以适应章法需要，突出工艺线质，强调变化，名曰“摹印篆”。
再进一步说，古印匋、封泥本身的篆法结构因为印章制作者的人文、地域、审美和施用对象上的差别也有不尽相同的特色变化。印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和商业贸易交往中的信物，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立专门的印章监制机构，委派能臣负责管理。制作、颁发、回收、销毁都有一整套的工作程序和规定。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反映在封泥上的古玺、秦汉印的“母印”制作肯定是当时的专门技术人员治印高手工作劳动的成果，他们有起码的文化水准，体现一种官方意志，代表一种社会文化。其制作工艺足以代表当时印章制作的最高水平，最显现的篆法特点就是“标准化”。如“府”字在秦封泥官印中篆法结体基本上没有变化。从“标准化”联想到“雅正”是我们后人今天的审美理解。古印匋的施用对象是日常生活用品，原始商标意义上的归属、资信等问题成为首要表达的内容。陶器的生产基地只能在农村或者是近郊。这些陶器生产的管理者和工匠的文化素养相对于城市“技工”来说肯定要逊色许多。反映在古印匋上的篆法结构感性成份居多，字形方圆、大小、正反、繁简、结构等往往不拘，随心所欲，大胆泼辣。如只有4画的“公”字，在古印匋中就有众多的形体变化，其篆法特点就是“通俗化”。“通俗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乡土气息浓厚，就是“乡俗”。方言土语，南腔北调，通借通假，自由活泼。篆法趋繁、尚简、变异的三维空间要比封泥的篆法大的多。趋繁增饰大约是为了显示文化和美化，有点象我们现在有人写繁体字一样；尚简减省是为了便捷，约定俗成即由此而来；变异是随意缺省笔划、改变结构，大约许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所为。篆法的“标准化”和“通俗”化、“雅正”和“乡俗”显示了两种文化两种审美。
章法
章法和篆法的关系密不可分，种种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它的变化显现出来。在实用大于审美考虑的古代实用印章系统中，篆法的“因字赋形，因形造势，因势得法”的特点尤为突出，并贯穿始终。由当时行用的官私古玺、秦汉“母印”印揿出的封泥，入印文字字数基本固定，位置相当，章法变化，分朱布白容易形成规律。篆法的“标准”、“雅正”直接导致了封泥章法的平和温恭，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宽厚的泥边、残缺、变形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又给封泥章法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古印匋篆法结构的“通俗”、“乡俗”带来了古印匋章法的变化繁杂。入印文字多，章法变化空间大，随形布势，方圆不拘，闪腾挪跃，随遇而安，任由心造。剔除古印匋的热胀和封泥的冷缩等因素，古印匋一般仍比封泥略大，各种几何形状基本上都能见到，在较多的异体形状中，横竖长方形占有一定比例。
技法内容是审美形式的支撑，是作品解析的基础。审美类型反过来又对技法内容进行个性化的筛选、提炼和培育。不唯上，不唯书，培养独立完备的审美观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法表现手段，对于理论研究者、艺术创作者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古印匋与封泥的审美趋向，最直观的是入印文字和印面外在形式。以秦朝为分水岭，先秦文字较为简约、古朴，象形意味浓厚；秦以下文字则逐步规范，由篆及隶，渐趋方正，象形意味渐至淡薄。印面的外在形式无论公私印都以正方形为主导，长方形和异形印处在从属和末流地位。古印匋有高明先生考证的西周三方“令乍韶埙”(图35)、“（满）乍韶埙”(图36)、“令司乐乍太室埙”(图37)最为著名。战国古印匋则流光溢彩，蔚为大观。和战国古玺印相得益彰，难分伯仲。如齐国古印匋“平都囗囗左安囗男玺”(图38)和齐国古玺印“阳都邑望徙昷（徙昷，读誓盟）之鉨”(图39)，其气息如出一辙。齐系玺印文字的地域特色比较独特明显。有的印形体硕大、字形粗犷，多为有边白文。春秋中叶以后，齐国铭文流行一种某人某地“立事岁”的纪年格式，或缀以特殊的月名和纪年日干支。如齐国古印匋“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敀亳区”(图40)。“子某子”是齐国铭文中特有的称谓。如古印匋“子袶子里曰多乘”(图41)、古玺印“子圶子”(图42)。有的齐国古玺官印印面上端或下端凸起，如“邦立齐玺”(图43)、“善昜食玺”(图44)、这类印式和盟誓取信有关，所以，至今未在日常用品古印匋中发现这类盟誓印。古印匋“易安都王勹（读符）鍴”(图45)、古玺印“单佑都市王勹鍴”(图46)同为竖长条印，“勹”、“鍴”字作为印章的专用名称，此处连用，意同复指。这两点是燕国印章的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由于历史原因，从晋国分裂出的魏、赵、韩三国的古玺印，其形制、印文书写风格等基本相同。印体较小，一般为1.5厘米见方。多阳文铸印，线条细劲，结体秀丽。官、私玺印风格基本相仿，精巧端庄。许多奇特的字法为晋系所独有。“（汝）阳市”(图47、图48)为晋系韩国的同文古印匋和古玺印，虽然章法有所变化，但意趣意境却是完全一致的。秦印匋秉承秦系印章一贯作风，只是文字更加舒展恣肆，风格更加奔放雄壮，白文长方形印面形式居多。如“咸亭阳安吉器”(图49)。秦印匋还开创了“制范”式的印模用印方法。秦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下诏统一度量衡，其铭文制作方法因受体不同而多种多样。我们发现其中有一种，一印四字刻成朱文，连续排列抑压在量器陶胚周延(图50)。印面风格也不似我们所熟知的秦印风格，没有“田字格”、“日字格”，而且还是朱文原印抑压。耳目一新，别具创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种“制范”式的印模用印方法，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秦公簋》(图51)铭文的制作方法。它是由不同文字内容的单枚印章抑压在模型上，一印一字，拼成全篇，在熔铸成型的青铜器上表现出来。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它的这种“制范”式的印模用印方法，开创了我国“四大发明”印刷术之先河。
以迄今所见到的20多枚战国封泥为例，战国以前的封泥尚未发现，可以通过文字进行国别的甄别。如齐封泥“民信玺”(图52)、“宋连信玺”(图53)、“左司马闻竘信玺”(图54)、“粕齐木”(图55)、“囗戠詯玺”(图56)、“郜囗居玺”(图57)，楚封泥“鄱邑大夫玺”(图58)、“囗囗囗玺”(图59)，三晋封泥“邾吴”(图60)、“谢堘”(图61)、“诒囗”(图62)，燕封泥“都右司马”（疑伪）(图63)等。有的目前还不能作出国别判断，如“凫囗江囗囗囗”(图64)、“茜赵”(图65)、“大囗”(图66)、“甬绪”(图67)、“匋门”(图68)等。秦封泥由于承上启下的历史特殊性，加之现在有西安近郊相家巷村大批量“标准器”的出土，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将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将凸现出来。秦系文字的发展，正如王人聪先生在《考古发现所见秦私印述略》中所说：“从文字的字体来说，战国时和统一后的秦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在风格上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用小篆来统一文字，但只是对战国时期的秦文字作了一些省改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战国时期的秦文字和统一后的所谓小篆，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这是帮助我们理解从秦系文字到秦系印章风格的一把钥匙。
汉印匋遗存主要集中在砖瓦建筑材料上。汉印陶的篆法有篆、有隶，晚期出现楷书；南北朝时期的古印陶，则和当时行用的文字在风格上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汉高祖三年改秦废丘为槐里的“槐里市久”(图69)、汉印陶有“南陵大泉”(图70)、“田得万石”(图71)，在板瓦上连续揿盖的“萧将军府”(图72)，用在陶甕棺上的“大牢大富”(图73)、“百倚”(图74)，用在药罐上的“丹药”(图75)，“药”字倒置，可能还寓意药到病除之意。还有用印章直接揿在陶器上的，如“王若巨印”(图76)。南北朝有“年岁在已卯”(图77)、“刘颢”(图78)等。楷书印陶“连王光李”(图79)的年代可能还要晚些。汉封泥（广义的，包括魏晋时期）有几个显著特点，存量大，品种全，精品多，研究深，对近现代篆刻艺术创作的贡献最为直接和多元。如形式各异，线质有别的“菑川王玺”(图80)、“衡山相印”(图81)、“顷园长印”(图82)、“东平陵丞”(图83)、“周喜之印”(图84)、“笱遮多”(图85)等。
简言之，古印匋、封泥是彼时实用印章施用的“真实”写照，它和现存的古玺、秦汉印章多半是供殉葬的明器性质有所不同，其制作水准颇有高下。前者要比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古印匋、封泥的表现技法刀法、篆法、章法和审美样式风格、品格、意境和它们的“母印”虽有历史年轮上的“反向”差异，但“形质基因”却是惊人的一致。进一步具体而言，封泥和古印匋的实际情况又略有不同。封泥上所施用的印章基本上是由当时官方专门机构制作、监制和颁发，或殷实私家日常使用的玺印所抑出，权力凭证和商贸信物赋予它的宫廷性、城市性和文化性，比以来自民间作坊为主的古印陶来得强烈和突出。无论从刀法、篆法、章法上还是从风格、品格、意境上看，封泥都比古印匋来得规范端庄正统。虽然也有实用的古玺、秦汉印揿在陶器上成为古印匋，但至今未见现存封泥中有“急就章”印式的写意遗存。教科书上说，所谓“急就章”印式，以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汉代军中用印，为军情急迫急于封拜所造成率简快捷的风格，实际上现存的所谓“急就章”中只有少数为东汉、三国军中用印，而大量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将军、武职用印，少部分文官用印也有“急就章”印式的字形风貌。这恐怕是一种时代风格在印章制度中的反映。隋唐以后纸张盛行，替代了先前的竹木简，印色钤印替代了封泥的方法。它的官印越铸越大，印文改阴为阳，更适应于印章钤盖于纸张的实际需要，封泥遂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被淘汰。因此，今天见到的出土或传世的封泥，绝大多数是汉代及汉以前的古物。但是，翻检各种封泥辑集，我们不禁要问，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急就章”印式的军中用印和文官用印为何不见封泥孑遗？难道那时纸张已普及到这种程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这种时代印风难道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流行？相当时间跨度、相当数量的“明器印章”又说明了什么？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探索频道”的新问题。
总而言之，古印匋、封泥的当代篆刻审美价值是我们通过对纸质文本墨拓（印刷）印迹的鉴赏研读而揭示出来的。古印匋、封泥的纸本墨拓印迹和古玺、秦汉印的印体实物钤朱印花其实都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揿留在陶质器物上的印记和揿留在封简、封储、封标、封固、封守上的印记才是古玺、秦汉印的实际用法。是篆刻艺术将它们从物体转移到纸本上来的。欣赏载体的变化是区分印章和篆刻的标志之一。它的意境是古印匋与封泥本质特征最外在的体现，是通过篆法、章法、刀法等技法营构成经过鉴赏能感受到的审美情趣。我们只有从这一点上去理解把握古印匋与封泥诸要素之间的差别，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内涵。变化是艺术创作的手段，思想才是艺术的灵魂，移步换影，移花接木，万象为宾客，因字赋形，因形造势，因势得法，变化无穷。这是我们在对古印匋、封泥代表作品作技法解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