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一）

2018-05-28 18:2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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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一）

舒亚平整理

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一）

康翠玲剧照

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山西朔县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家庭。我小的时候，家境较好，生活基本上是小康水平的。父亲有些手艺，母亲勤劳持家；我和弟弟经常跟邻居家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耍，大人们都说我爱跑爱跳，性格象个男孩子。
我懂事的阶段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逃难的生活使我对童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为了逃避日本军的魔爪，父亲、母亲领着我和弟弟跟邻居们拣崎岖的山路小路走，我们一直向南走，在代县的塔嘛山找了一间破房子，暂时住了下来。
第二年开春，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了，我家仅有的一点高梁面也吃光了。母亲看我和弟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和父亲商量：“孩子他爹，贾桂林的戏班又来招演员了，要不我就搭她的班子唱戏，找条活路吧。”我母亲以前是唱河北梆子的，因为受不了地痞流氓的欺负，跟我父亲结婚后就离开戏班不唱戏了。现在眼看一家人走投无路，母亲只好重操旧业，又端起了唱戏这碗“开口饭”，并且改唱北路梆子了。

学艺艰辛

我学戏没进过科班，启

蒙教师就是我母亲。最初所受的艺术熏陶也是来源于我母亲。那时，我母亲每次演出我都跟着去。母亲在家练唱时，我也搬个小板凳坐在一边听。戏班里的叔叔婶婶排戏时，我也爱在一边模仿，大人们夸我学得象，说：“这孩子天生就是块唱戏的料。”
我8岁那年第一回登台演出，完全是出于偶然。一天，我妈演王宝钏，正在前边唱着呢，该轮扮小丫头的演员上场了，偏巧她不知哪去了。叔叔婶婶们正着急呢，就把我拉过去说：“翠玲，你敢不敢上去顶一下？”我高兴地赶忙说：“敢！”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给我化好妆。当我唱着“小丫鬟迎接三姑娘……”不慌不忙地款步上台时，我母亲乍一发现是我都惊呆了。我在台上从容自如地把小丫鬟该唱该演的一点没错地都演完了。下场后，母亲激动地把我搂在怀里问：“是谁教你唱的？”我说：“我自己听会的呀。”戏班里的大叔大婶都说：“翠玲这孩子第一次上台就演得这样好，将来准是个‘吃大饭’的。”我妈叹了口气说：“看来这孩子也只好演戏了。” 从那天以后，我就正式开始学戏了。
我母亲白天要连着演好几场戏，没有时间给我教戏，就只好利用做饭的时候教我一些唱段。我一边拉风箱，一边随着风箱的有节奏的声音跟母亲学唱。有时吃若饭，母亲用筷子敲着碗边教我唱。晚戏散场后，妈妈累得精疲力尽，还要一段一段地给我讲解戏里的剧情。我就是凭着母亲一字一句的教唱，一遍一遍的看戏班的演出，学会了一出出的戏，记住了一本本唱腔。但由于人小个子矮，只能串靶子，演个小丫鬟、小宫女，或穿上狗衣戴上狗形演个欢蹦乱跳的小黄狗，还不算正式演员。逢年过节时，班主说：“这孩子演了不少戏了，挺辛苦的。”于是给我几个钱。
我12岁那年，父亲带着弟弟回朔县老家，回来的时候，因为没钱给我弟弟买火车票，到天镇车站时，被日军查着了，把我父亲拖到站台上打得皮开肉绽。从那以后，父亲得了精神病，我们全家生活更加困难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只好教我踩木跷，以便加高三寸，和大人们一块正式演戏。母亲用一丈多长的宽布条把我的脚紧紧地捆在木跷上，让我在两块竖起的砖头上站好，然后点起一柱香，一直到香烧完了（大约三四十分钟），才允许我下来。我经常是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硬是练出了踩木跷演戏的本领。终于能正式参加演出，和大人们一样挣钱了。
我母亲是唱青衣的，花旦戏也有一点，但不多。于是，我就拜别的旦角为师学戏。那时的老演员都比较保守，怕别人学会了抢他的饭碗，有谁肯诚心诚意地教我呢，我只好趁他们演出时，一招一式地偷着学。比如，我串靶子时，身子站在台上，眼睛却在观察主角是怎样演戏的。和别人配戏时，我也悉心学习各个角色的演唱风格，表演技巧。开始，我常在后台撩起帘子看那些老演员是怎样演戏的，学他们的身架表情，一举一动。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了，有的动作就不做了。于是，我只好跑到台下藏在戏院的大红柱子后面往台上看，悄悄地记下哪句唱词该用什么表情，怎样动作。就这样，凭着一宿一宿的站在大柱子后面，我硬是看会了晋剧里的三十多个基本的传统剧。，
那时，戏班里经常有人生病，而且一到逢年过节，主角就回家团圆去了。遇上这样的时候，我妈就赶紧把我叫过来顶缺。无论是小旦、彩旦、小丑、小生，因为我平时已经看了七八成熟了，到时再由母亲指点一下，我就上台演开了。那时，演正戏之前都先演个折子戏，算个帽吧，我就把自己从小玉庆、武彩凤那学来的《女起解》、《拾玉镯》、《拣柴》、《断桥》、《祭塔》、《香山》等等搬上台去演，大人们都说：“翠玲这娃子戏路子真宽。”记得13岁那年演《天河配》缺个牛郎，我以前看过别的角演出，他那些动作脑子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可是那么多唱段一时背不下来，到底演不演呢。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上场。我妈一边给我梳头化妆，一边紧着在我耳边念唱词。锣鼓一响，我就壮着胆子走上台演开了，幸亏有我母亲在一旁提词，每一场换妆时都教我下一场的台词，我居然把个牛郎演下来了。
班主见我小小年纪，敢担重任，就开始安排我演主角了。那次《天河配》，就是我演主角的开端。

茹苦从艺

旧社会的戏都是冬天散伙、春天搭帮。建班的时候，班主给演员一小部分钱，就算是和你订下合同了，你得跟他演一年戏，到年底散摊时再分红，谁要是中途退出他的戏班，那前几个月的戏就算是白唱了，班主连一文钱都不会给你的。我母亲带着我随着戏班，到处颠沛流离，辗转于山西雁北一带，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大同一带比较有名的演员了。当地的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砸锅卖铁也要看看康翠玲。”
那是1947年旧历年前的事了。记得腊月二十三封箱之后，按照惯例，艺人们都各自回家，等着大年初二响锣时再搭班唱戏。我们家在大同棋盘街租了一间房子住着。有一天，母亲和我正忙着拆洗被褥准备过年，戏班的叔叔大婶跑来告诉母亲说：“绥远有个叫刘玉文的班主来大同了，正找演员搭他的班子到口外唱戏去呢。”母亲早先听说过口外生活比大同强，唱戏的也能多挣俩钱，眼下有人来请了，就有心出去闯闯试试。大伙商量了一番，母亲才决定和李凤仙、武彩凤、李贵、丁祥等十来家艺人一块搭刘玉文的班子上绥远唱戏。
大年初二早上，母亲忙着打点行装，还紧着嘱咐留在大同的大娘好好照顾生病的父亲。同行的叔叔大婶们来叫我们了，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带着简单的行李，含泪坐上了西去的火车。
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而且又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觉得很好奇，一路上不停地往外张望。到了归绥车站后，班主带人把我们安排在旧城小南街的太和店住下来。
我的第一场开锣戏《狐狸缘》，是在旧城财神庙戏院演出的。我扮演的四姑姑有耍布条的动作，这种布条类似现在红绸舞中的红绸子，而四姑姑拿的是白布条。这根白布条共三丈多长，要按照要求挥舞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在台下练习时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出了多少汗，才摸出了耍布条的诀窍。观众们看到耍布条的是一个扎着木跷子的小姑娘时，全场轰动，掌声四起，叫好声响成一片。我一看观众们喜欢看我表演，心里踏实多了，就越发卖力气地演开了。散场后观众们边往外走边说：“新从山西来的那个小姑娘演得可真不错啊j”班主也非常高兴，他紧接着又让我演出了《梅绛雪》、《坐楼杀惜》等剧目，场场都是喝彩声不断。
那些天，到财神庙看戏的观众一天比一天多，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叙说着刘玉文的戏班有个女演员，是从山西新招来的，名叫康翠玲，那姑娘演得怎么怎么好等等。班主见观众欣赏我演的戏，就天天挂我的头牌卖票，还真赚了不少钱。大观园戏院看见我的上座率高，也来邀我们戏班子去演出。就这样，我一到归绥就连着演了两个多月，把名声一下子就唱出去了。
旧社会的戏班大都是“跑野外赶庙会”，露天演出的时候多。开春之后，班主就带着戏班到武川、乌兰花、百灵庙等地搭台演出去了。
乡下人很少看好戏，一听说有戏班来演出，人们步行的、骑马的、坐毛驴车的，纷纷从十几里、上百里外的地方赶来看戏。班主赚钱多了，有时也给艺人们分一些赏钱。当地的一些富户也拿出一些素油、白面来给我们吃。生活比在城里要好些，但也吃了不少倒台换场、跋山涉水之苦。
虽说我来绥远之后，比在大同更出名了，但母亲对我在艺术上的要求也更严格了，使我在唱、念、做、打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母亲常对我说：“若要戏路通，全靠苦练功。”我不是从小坐科，演武戏的功底不扎实，就拜戏班里的武彩凤、丁祥等老艺人为师，苦练武戏中的高难动作。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腰腿都挺硬了，练武功实在不容易，可是我硬咬紧牙关挺着，练毯子功、把子功，练功服上的汗水就没干过。叔叔婶婶们见我能吃苦，就鼓励我说：“要想台上显贵，必须台下受累。”“翠玲这姑娘是块有出息的料。”在老艺人的帮助下，我终于从只擅长演《打金枝》中雍容华贵、傲慢骄矜的升平公主和《柜中缘》出身低微、活泼可爱的玉莲姑娘等小旦戏，进而成为能够饰演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和花木兰等不同形象的文武双全的旦角演员了。从这以后，我拿下了更多的晋剧传统剧目。我扮演的小旦、刀马旦等不同角色，观众看了，掌声不断。
我母亲原来是演河北梆子的，我受她的影响，力求念唱吐字清晰，音色脆甜。无论在哪演出，不管是剧院还是露天，我都可以不用扩音器就把唱词清楚明白地传送到观众的耳中。
到绥远的头一年，收入比大同要高一些。母亲除了给父亲寄钱治病，供弟弟念书外，还省吃俭用，省下钱来为我买了一件戏装。我穿上这件新戏装，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泣泪艺苑

转眼又到了旧历年。班主刘玉文为了让我们来年还驻他的班，就给了我母亲一些压款，让我和母亲回大同看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大同，看见父亲病得很厉害，母亲成天领着父亲去看病，我在家里给父亲熬药，盼望父亲吃下去能快点好起来。可是过了年，父亲的病还不见好。刘玉文又捎信来催我们回归绥。母亲拖了两天，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回绥远，否则都在大同，一家人指什么活呢？母亲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我大娘，让她继续给我父亲治病，然后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急急忙忙赶回归绥。
我这次到归绥后，戏价比第一年更高了。戏班在同乐园、财神庙、大观园这几个戏院转着演，只要挂出康翠玲主演的头牌，无论票价多贵，都有人抢着买票。
虽然我的戏价越来越高，可班主给我的月份钱却一点儿也没长过。我吃的仍然是玉米面、莜面、小米；穿的依然是布衣：夏天蓝布长袍，冬天黑布棉袄。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在演出空余时间，一针针地缝的。母亲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月月都攒下一些钱，捎回大同给我父亲治病。
旧社会戏班的班主，为了多赚钱，想尽一切办法招引观众看戏，我们艺人就得经常串演一些噱头戏，引观众发笑，好多卖些票。我和母亲一块儿演的《辛安驿》和《高三上坟》这两出戏更是叫座。母亲演《辛安驿》中的店婆，我演店婆的女儿。我有一段戏是需要女扮男装唱花脸的，每当我戴上耳帽，挂上大红胡须出场亮相，唱出花脸腔时，台下就笑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演《高三上坟》时，我也是女扮男装演高三，母亲演高三的瞎老婆。高三这个角色是个三花脸，我演得滑稽可笑。母亲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东敲西敲的，演得瞎婆子活灵活现，使人忘了是看戏，以为她真是个瞎婆子。其中有一场高三回家和老婆开玩笑逗趣几的戏，能让人笑破肚皮。现在有些老观众恐怕还记得，当时我个矮，母亲个高，有个亲吻的动作，我总得踮起脚尖才能够着……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台下是母女，台上却要演夫妻。我演这些噱头戏时，要装出高兴的样子，但心里却是很凄楚的。“满目辛酸泪，强作笑颜生”，就是1日社会艺人们生活的沉痛写照。
我还反串过大花脸、小生、小丑、彩旦等角色，人们说我演啥象啥，这对我拓宽戏路很有好处。我模仿别的角色的唱腔、动作、眼神、手势、台步，也是学谁象谁，一些老艺人都说：“翠玲这孩子从小就透灵。”
我们在归绥演了一段以后，班主又领上戏班去包头唱戏。那时的包头是绥远西部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又是水旱码头，来往客商很多。有不少山西的晋剧演员都在包头演过戏。我们一到包头，就在西北剧院和别的戏班唱开了对台戏。我们演的是《七世姻缘》连本戏，我连着扮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英台，《盂姜女》中的孟姜女，《琵琶记》里的赵五娘等角色。虽然演的都是小旦，可是我赋予不同身份的人物以不同的形象，配置不同的唱腔，使包头的观众耳目一新。于是，“康翠玲”这个名字又在包头地区传开了。
我们正在包头演出的时候，从山西来了两个老乡，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大同病故了。母亲顿时就哭得死去活来，我和弟弟妹妹也都哭作一团。
“命运”专门捉弄受苦人。那天晚上，偏偏是让我演《蝴蝶杯》，里面有一场卢凤英和田玉川拜堂人洞房的戏，要穿大红喜服戴红花，这和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让我在这么悲痛的日子里去演“喜事”，我实在不愿意。于是，我就穿着孝衣去找班主，想让他给换一个别的戏。班主正躺在那里抽大烟，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票都卖出去了，怎么改？看客砸了戏院你担着？”我被这话吓住了，我真的怕地痞流氓乘机找岔闹事，把戏院砸了，那就是我倒楣的时候到了。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含着眼泪脱下了孝衣换上喜服，登台去演和我当时的情感完全相反的《蝴蝶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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