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儒道思想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013-12-18 17:52阅读：
（（（选修课期末论文一篇，写的可能有点瞎，不过感觉还好。。。推荐一下郭晓东老师的《春秋》导读哦！虽然这篇是谢金良老师先秦诸子课的论文。。呵呵。）））
《孙子兵法》一直为世人所推崇，但我一直未曾拜读，对其作者孙武也没什么印象。曾经读过一部写春秋吴国的小说，里面略有记述孙武，但我当时深深地折服于能臣与游侠气质并具的伍员，而没有在意孙子——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辗转诸侯后入吴辅政，随后领吴人西击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尔后与范蠡、文仲斗智，终为奸臣伯嚭所误，悬首城楼，一生充满了“立志报楚终危楚，忠心事吴难存吴”的无奈。这样的“戏份”完全盖过了只有“向吴王献兵法”、“练兵时杀吴王爱姬以正军纪”、“破楚后莫名归隐”等寥寥几个情节的孙武。而今从儒道二家思想的视角再读《孙子兵法》，孙武的分量可能要提高很多，诚然，他的一生还是不如伍子胥的传奇，但绝非仅仅一个著书的军事理论家那么简单。
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士层崛起，文化下移，学术空前繁荣，但也出现了诸侯征伐，礼崩乐坏，民心不古的社会难题，于是诸子百家积极思考、著书立说以彰显自己的社会理想，进而求天下大治。老聃、孔丘、孙武都是春秋中晚期杰出的思想家。
虽说隐公到哀公的242年间
[1]天下都是兵戎不断，但前后情况毕竟是不一样的。春秋到了后期，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动辄就是大规模的野战、攻坚战，而且“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异常残酷。《孙子兵法》的出现可谓顺乎时而应乎变矣。但是该兵法绝不是一部“杀人百科全书”——孙子是教人怎么去打仗而不是教人去打仗，他的兵法中也是蕴含着丰富儒道思想的。
老子长孔子20载，孔子大孙子10岁，而孙武生活的齐国和孔子生活的鲁国也只在泰山之阴阳，在一个学术氛围宽松的时代，要说孙子受了二位的影响，是合情合理的，何况我们还能找到那么多相似点。
百家儒为首，先说孔儒对孙武的影响。孔子仁者爱人，重教化而轻刑罚，“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2] ，必然是反战的。而公羊家们认为《春秋》尊王攘夷、大复仇，但即便孔子真的认同攘夷、复仇之战，也是慎战的，而且说白了这两种都是防卫与反击，都是师出有名，都是礼的要求。可以说，孔子反战慎战以及仁爱等思想对《孙子兵法》在战争态度方面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慎重态度可见一斑；而孙武讲“五事七计”首先讲的就是“道”，他自己对“道”的解释是“令民与上同意”，在我看来即是一种政治上的“师出有名”状态，也即是孔子认为可以战的条件。孙武对战争给生民带来的荼害也是十分清楚：“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他也体恤士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开战了，孙武还是极力避战，“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顺便一提的是，战争态度虽若此，但是不同于孔子，孙武是战争方法上的变通者。《春秋》表扬“偏战”而贬低“诈战”
[4]，还以能偏战评定夷狄的进步
[5]，孙武则以胜负至上而用诈战——兵者，诡道也，孙武是更为理性与现实的。偏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宋襄公与楚国的泓之战——宋襄公拒绝半渡而击和乘乱而击从而落败，反而助长了楚国的嚣张，因而偏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上面所讲的影响是比较容易能看出来的，容易为大家接受。而从个人理解的角度，孔子对孙子的影响可能还有一些。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6]尽管可以认为因为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观而将“命”作“命运”来理解，但是个人认为考虑到“为君子”，孔子的真意应该是说君子要了解自己的“命”，即自己的特质、素养——知道自己鲁莽就要注意口有遮拦而不得罪于人；知道自己难以做到诚信就不要轻易许诺他人等等。在《孙子兵法》中，类似地就是何以为将、何以为战。孙武在《始计篇》中讨论战备时反复讲到要计算本方可以致胜的条件以及敌方可以致胜的条件，对将领的素养也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五个标准。如此一来，尚未开战时，“多算胜，少算不胜……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样的论断对于一部后面将要论述大量影响胜负的计略的兵书来说是很异常的。所以说，孙武可能沿袭了一种思想，就是“不知命，无以为战、无以为将也”，知己知彼，此所以百战不殆。另外，孔子讲的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是针对有禄位有官位的人，并指望他们安民济众、仁民爱物
[7]。类似的，孙武讲到：“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8]。”所以孙武兵法的受众也是有官位、能指挥的人，他不需要士卒们能具备战争智慧，而是单单寄希望于将帅使得军队所向披靡。
如果说孔子对孙武的影响多集中于战争态度以及准备方面，那么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对孙武的影响就在于方法上了。提到道家，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淮南子》中的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思想追溯到老子就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9]这可能就是辩证法思想的最早源起。老子正反两面相结合的思想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这种对立事物的联合出现了很多次，比如“治乱”、“虚实”、“奇正”、“利害”、“迂直”、“强弱”、“勇怯”、“劳逸”、“死生”等等，同老子一样，孙武也讲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以此思维为基础，孙武又提出了以反面现象迷惑敌军的战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中进而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孙武深谙其理，所以才会有“夫兵形象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胜”的论断。
[10]
儒家重义轻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见梁惠王时对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11]。”老子则不同，他是讲“利”的，国史大师钱穆先生曾说过：“老子思想，最尚自然，但还是最功利的。最宽慈，但还是最打算的。”孙武也明白不争利就难以得胜的道理，所以他才会主张诈战而不是偏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12]”便是他作战的准则。所以他向吴王阖闾献兵法的时候就不是“王何必曰利”了，而是“可战胜，为王致重利。”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是明确反对战争的，“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13]”说的就是战争带来的后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14]”也是对战争的强烈谴责。因而老聃，孔丘，孙武，道家，儒家，兵家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反映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对和平、休养生息的渴望。
尽管上面所述孙武的思维方法是因袭于老子的，但老子就偏偏没有写出一本旷世的兵书来，那是因为老子最终难免有逃避的倾向，他虽然反战，但他主张“无为”，最终诉诸于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来解决问题，“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15]”，没有一种以战止战以暴易暴的魄力，在当时战争频仍，国土兼并渐多的情况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景况根本无法出现。
从儒道思想对《孙子兵法》的影响来看，孙子也怀揣着一个社会理想，他也希望天下大治，战事不发。他很大程度上赞同孔子的仁，理解老子的道，但他没有像孔子一样陷入过去的礼制而无法解决问题——知战而不知变通，也没有像老子一样抱着一个无为的心态不作任何努力——知变通而不知战。他收起了理想，正视了现实。一个反战的人最终却写出了一部教人如何打仗的兵法，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希望以战止战、以暴易暴，在一个用武力说话的年代，他想用最近于现实的办法去解决现实的问题，用最近于现实的逻辑去回敬现实。孙武心中清楚如果没有这部兵书，即便圣人出现了，也难以改变现实的乱象。
应该说上天给了孙武一个机会去尝试他的兵法、实现他的理想。公羊传载：蔡昭公朝楚，楚人囊瓦因为蔡候不予他一件裘衣而拘留蔡候数年，蔡候得归时希望诸侯伐楚，楚人闻言怒而伐蔡。吴国因楚国无道而救蔡，于是才有了孙武与伍子胥十一天行军七百里的破楚之战。孙武因道义而佐吴大败楚国，之后却莫名归隐，不知所踪。原因恐怕就在于伍子胥最后在吴王默许下公报私仇、鞭尸楚平王从而失去民心的做法让孙武大失所望——这违背了这位思想家的理想。
老子出关西去，孔子见麟涕零
[16]，孙子莫名归隐，而春秋也就在这样一条线索中走进了尾声，社会之大变革在一时一地是没人能看的透彻的。
参考文献：
《孙子兵法》，陈曦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10月1日出版；
《道德经大全集》，文若愚，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6月1日；
《<孙子兵法>的功利观辨析》，吕菊，复旦大学中文系；
[1] 孔子作《春秋》，自鲁隐公元年始至鲁哀公十四年止，以此作为本文对春秋的定义
[2] 语出《论语 卫灵公》，课堂有所讨论。
[3] 本段中关于孙子兵法的引文依次出自于《始计篇》、《用间篇》、《地形篇》、《谋攻篇》
[4] 偏战就是双方约定好时间地点，摆好阵势再开战；诈战则可以使尽计谋，变化多端
[5]
比如昭公二十三年吴国打败诸夏联军的战役，公羊传认为《春秋》的笔法暗示了“吴少进也”。
[6] 语出《论语 尧曰》，课堂有所讨论。
[7] 观点引自谢金良教授
[8] 语出《孙子兵法 九地篇》
[9] 语出《道德经 第七十八章》
[10]
本段中关于孙子兵法的引文依次出自于《兵势篇》、《兵势篇》、《军争篇》、《始计篇》、《虚实篇》
[11] 分别出自《论语 里仁》和《孟子 梁惠王上》
[12] 语出《孙子兵法 九地篇》
[13] 语出《道德经 第三十章》
[14] 语出《道德经 第五章》
[15] 语出《道德经 第七十三章》
[16]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这是孔子作春秋的终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