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中国文学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工具论传统。“诗言志”（《尚书·尧典》）本来可以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但后来权威的解释总是把这个“志”同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于是诗歌就成了某种思想或政治的传声筒。汉朝儒生写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生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本来未必是工具，而经过“先王”的一番改造利用之后，它就变成了工具；于是后来也就有诗人主动地创作工具式的作品，例如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部分诗，写作目的就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与元九书》），是当作谏书来写的。
“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意思更明确，“文”是一辆车子，如果它不来运载“道”，那是毫无意义的空车。让文学肩负起道义和教化的重任，在中国文学里源远流长。
但是也有反潮流而动者，其中有两位中古时代的大人物，都是先当太子后来做了皇帝的，这就是曹丕和萧纲。曹丕当太子的时候写过一篇《典论·论文》，强调作品一定要洋溢着感情，此即所谓“以气为主”；他将作品分为四科八目：“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三类是应用文，最后一类是纯文学。“气”与“丽”，这就是曹丕心目中纯文学的两个基本点。后来刘勰讲“情采”（《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萧统讲“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都跟在他后面讲这两个基本点。鲁迅先生说：
（曹）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
中国文学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工具论传统。“诗言志”（《尚书·尧典》）本来可以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但后来权威的解释总是把这个“志”同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于是诗歌就成了某种思想或政治的传声筒。汉朝儒生写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生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本来未必是工具，而经过“先王”的一番改造利用之后，它就变成了工具；于是后来也就有诗人主动地创作工具式的作品，例如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部分诗，写作目的就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与元九书》），是当作谏书来写的。
“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意思更明确，“文”是一辆车子，如果它不来运载“道”，那是毫无意义的空车。让文学肩负起道义和教化的重任，在中国文学里源远流长。
但是也有反潮流而动者，其中有两位中古时代的大人物，都是先当太子后来做了皇帝的，这就是曹丕和萧纲。曹丕当太子的时候写过一篇《典论·论文》，强调作品一定要洋溢着感情，此即所谓“以气为主”；他将作品分为四科八目：“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三类是应用文，最后一类是纯文学。“气”与“丽”，这就是曹丕心目中纯文学的两个基本点。后来刘勰讲“情采”（《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萧统讲“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都跟在他后面讲这两个基本点。鲁迅先生说：
（曹）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