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音乐思想
2013-05-15 10:08阅读：
浅谈孔子音乐思想
李 沅（源）/文
一、前言
被世人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周游列国十五年，宣讲他的治国方略，其实只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礼”，一个是“乐”。因此，孔子创立的中国文化主流之学——儒学，包括了礼、乐两个部分。可是，孔子之后二千五百多年里，儒家学者们只发扬光大了礼的部分“礼教”，而鲜有人提及孔子的音乐思想“乐教”。笔者秉承家学渊源和对音乐的爱好，近十来一直致力于孔子音乐思想的发掘和研究，略有所获，在此奉献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希望在国学复兴的今天，对他们的工作能有所裨益。
二、孔子音乐思想概说
孔子的音乐思想概括起来讲，就是：“中、正、美、善、和”。这五个字是他的音乐思想的核心或宗旨。在这个核心旨义下又表达了音乐的三个主要义务：一、为培养心灵服务；二、为天下太平服务；三、为达道服务。我们也可以说，孔子音乐思想的中、正、善、美、和五字是“经”；
三个主要义务是“纬”。它们编织成一幅提供给统治者参考的“大同盛世，长治久安”的宏伟蓝图。这就是孔子的整个音乐思想体系。
下面，笔者试作阐述：
（一）中：孔子授徒以礼、乐、御、射、书、数六艺，在授“乐”中包括了《诗》（《诗经》），因为那时的诗是以唱歌的形式唱出来的，所以包括在“乐”中。我们以孔子对《诗经》的开篇《关雎》的评论为例，可以得知孔子对音乐作了“中”的审美要求：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关雎》是《诗经》的首篇，讲的是周武王与后妃的故事，内容有悲哀有欢乐。“淫”：一般是指事情的极端、过分。“不淫”：这里指音乐旋律中的欢乐气氛不过分；“不伤”：则指旋律中的悲哀之处不过于悲哀。孔子这里认为，一首悲喜交织的歌曲，如果悲与喜表现得太过分，反而会不及或有损于音乐的美。这种强调表现哀与乐都不要过分的去其两端的审美要求，就是孔子关于音乐的守“中”思想。孔子音乐守“中”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一书中进行了发挥，就是对喜、怒、哀、乐的发而“皆中节”。
（二）正：除“中”之外，孔子对音乐的词曲从内容到形式直到演唱都提出“正”的要求。如：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诗》”指《诗经》。
“三百”是个概数，一是指《诗经》三百首左右；二是说无论作多少诗（歌词）。都要本着“思无邪”的原则。“思无邪”就是思想要纯正。
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诗经》为例来说“思无邪”。那时的诗是唱出来的，因而，这里“诗”也包括了曲。意即：无论作多少诗与曲，都要像《诗经》三百首那样，一句话，思想要纯正无邪。不仅歌曲的内容与形式要纯正无邪（诗是内容，曲是形式），还有唱歌者的心态和唱腔也要纯正无邪。这正如朱熹所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论语集注》）。以此推理，那么，恶者就会感发人之恶心了。因此，邪恶之音乐与邪态的唱腔声音，都无疑会感发人的邪恶之心。所以内容要纯正无邪，作者就必须有纯正无邪的思想，只有作者用纯正无邪的思想来进行创作，才能创作出纯正无邪的作品，加上纯正无邪地演唱。这样，音乐作品才能起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的作用。这就是孔子对音乐的“正”的标准要求。
（三）美：“美”是孔子对诗与曲在艺术上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诗在内容上做到中与正了，但诗的文句是否优美，曲调是否好听？这都是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问题。如果内容上中了正了，但文句不美，曲调不好听，也是没有感染力的。没有感染力，人们就不爱听也不爱唱。所以孔子对诗与曲提出中、正的要求外。还提出“美”的要求。美是什么呢？美就是好的，能引起人惬意、愉悦、高兴、喜爱的。在诗与曲的音乐欣赏方面，孔子是位审美大师，《论语·泰伯》记载他听了当时鲁国乐师师挚演奏的《关雎》之后所给予的评价：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始”：乐曲的开始。
“乱”：乐曲的结尾，因为多种乐器合奏，不同音色相混故谓之。这里说师挚演奏《关雎》，其开始和结尾处理得很好，“洋洋乎盈耳哉！”美满充盈于耳。
（四）善：如果说美是孔子对音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善”就是孔子对音乐艺术的终极要求了。音乐不美，就称不上艺术；但音乐不善，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音乐光有美，虽可称艺术，但可能只算一般的艺术；如果又美又善，那就是完美的具有灵魂的高雅艺术了。什么是音乐艺术的“善”呢？我们从孔子对古乐《韶》与《武》的评论上可见一斑：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韶》：舜帝时音乐。《武》：周武王时音乐。舜帝时，以仁安邦，王位禅让，没有为权而争，为利而伐的战争，百姓安居乐业。故其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充满柔和之美，仁爱之善。因而孔子评价《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王也施仁政，《武》乐也美，但因伐纣救民，却有一些威武雄壮的军歌风味，意味着战争，与没有战争味的《韶》乐相比，还是略逊一筹。所以孔子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音乐是带有时代特征的，孔子听出来了；二是孔子崇尚“乐以载道”，即音乐应使人的心灵受到音乐所载之“道”的洗礼而趋于至美至善的精神境界。虽然北宋哲学家程颢和程颐说武王“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打伐纣战争不是武王的愿望，而是时代所迫）。但对于孔子从音乐载“道”的角度来说，“道”是绝对的仁慈，没有半点瑕疵，就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道德）一样，所以，载“道”是孔子对音乐评价的形而上的准则，是没有客观原因可讲的。音乐的“善”就是如此。
（五）和：“和”是音乐的功能，是音乐在中、正、美、善的基础上应起到的社会作用。“和”既是音乐演奏的乐理要求，如“《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的最后效果，又是乐教应达到的社会效果。所以，“和”带有“乐”与“礼乐之治”的双关语义，是两者的共同目标，在治理社会的效果方面就是社会“和谐”、天下“大同”。关于孔子音乐“和”的思想蓝图，《论语·先进》篇有所记载：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坐，孔子对他们说：“我比你们年纪大些，没有人用我了。但你们平时老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假若有人知道你们，要用你们，那你们将干些什么呢？”
子路抢先回答说：“如果有一个千辆战车的小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受大国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让我去治理。我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该国人，既勇敢善战，有懂得遵守礼义。”孔子听了一笑，然后又问冉有：“冉求，你怎么样呢？”
冉有比子路谦逊，回答说：“如果有一个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我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该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只有等待君子去实行了。”孔子听了又问公西华：“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华回答说：“我不敢说我能做到什么，但愿意学习一下。如在宗庙的祭祀工作中，或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最后转向曾皙，问道：“曾点，说说你的想法如何？”
曾皙正在弹瑟，听到老师问他，就逐渐放慢弹瑟的声音，然后“铿”地一声结束了弹奏，站起身回答说：“我与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
孔子说：“没关系，讲一讲，只是各人谈各人的志向嘛！”
于是，曾皙富有诗意的说：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意思是：暮春和煦的时节，春天的衣服穿上了，我和五六位青年，六七个少年，去沂水河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完了，一路唱着歌儿回家。孔子听了长叹一声说：“我赞成曾点的想法。”
为什么孔子独独赞赏曾皙的回答呢？因为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的回答，在他们的理想中都没有出现“和谐”“大同”的社会景象。唯曾皙的回答，形象的描绘了这一图景，如：人们三五成群，想去河中洗澡，就去河中洗洗澡；想在舞雩台上吹风，就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想唱歌就唱歌，想玩耍就玩耍，多么美好祥和，悠然自得。说明人民不愁吃穿，没有争斗，生活无忧无虑，才能这么悠然自在。这正是他“礼乐之治”、“和谐社会”、“天下大同”的美好生活图景呀！在这样的社会景象中，仁呀！礼呀！公平呀！正义呀！都得到了实现，人民生活才能这么祥和、欢乐、美好，载歌载舞，富有诗意。所以，孔子听了长叹一声，赞成曾皙说的。
三、音乐的三个主要义务
（一）为培养心灵服务：孔子之所以崇尚雅乐，反对俗乐。是因为在孔子看来，雅乐有益于人的心身健康和社会健康，而俗乐对人的心身和社会健康有害。因此，孔子对当时的俗乐郑、卫之音深恶痛绝。他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郑卫之音是扰乱雅乐的淫秽音乐，是应该放弃的。杂家之书《吕氏春秋》也说：“肥肉厚酒是烂肠之食，郑卫之音是伐性之斧”说明了坏的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变坏的道理，应该放弃。因为人的心性变坏了，社会就变坏了。故孔子崇雅乐弃俗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共同心声。
（二）为天下太平服务：孔子重视乐教，是因为在他看来礼、乐、刑、罚是治国的四大利器，如《乐记》所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故孔子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意思是，礼乐是教育人的，刑罚是惩防犯罪的，要人不犯罪，先应进行教育，如果礼乐不兴，教育失职，而人犯了罪，又去惩罚，是不恰当的，结果是人民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天下就不会太平。而在礼乐中。乐的功能还有如《乐记》说的，是“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的，是“通伦理”的，是“乐者，天地之和也”的。故乐应为天下太平祥和服务。
（三）为达道服务：“达道”，是指人通过内在修养达到某种精神境界。如前面我们说过“乐以载道”，孔子对音乐“中、正、美、善、和”
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音乐使人达到“中、正、美、善、和”的精神境界。“中、正、美、善、和”是“道”，音乐只是载着“道”的工具，而人通过乐教提高了修养，达到了音乐所载之“道”的要求，就是“达道”。
“达道”了亦即“成人”了。如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就是说礼乐难道仅仅是我们看见和听见的那些表面的东西吗？以此暗示礼乐还应有更深的内涵。如《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怎样“成人”。孔子回答说：“若······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所以，音乐服务于人的内在修养的“达道”，目的就是“成人”，实际上就是提高人的道德精神境界。
四、结 语
纵观孔子音乐思想，是与他的“道”思想分不开的，所谓“道”，也就是他的“天道观”。《论语》多处记载了他对“天”、“道”、“天命”的论述。虽然《论语》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一般研究家论及孔子的“天道观”，都说带有神秘色彩，说孔子是信“神”的，只是“不语”而已；他说的“天”也是有意志的“神格”的“天”。
而笔者认为，孔子的“天道观”
其实是一种自然哲学观，以“天道质人事”，以天道与人道合一，这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就已形成，故周公有“以德配天”之命题。“以德配天”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承上启下者，所以，他的音乐思想与这一自然哲学观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就是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直接写照，就是“以德配天”。所以，他提倡人的行为要摹仿天的德行，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如他崇尚的雅乐，是音域宽广、节拍徐缓、典雅纯正、庄严平和的旋律和歌唱形式，这在《乐记》中称：宽裕、慢易、简节、肉好、顺成、和动、廉直、劲正、庄诚之音，其作用是使人：康乐、肃敬、慈爱。笔者认为，这种“宽裕、慢易······”的音乐旋律，正好与天高气朗，行云徐缓的自然气象相吻。生活中，人们遇到这样的好天气，心情往往也是清爽愉快的，相遇时打起招呼来也喜笑颜开一些。正因为雅乐摹仿或体现了好的自然天象和气候，对人的心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身心健康、社会祥和等均有益处，所以，孔子崇尚雅乐。因此，孔子的音乐思想源于他的“天道观”并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分不开，而“仁”也就是“厚生”。
所以，孔子的音乐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一致，谋求的是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同盛世，长治久安”。
2008年6月29日
（本文曾交长沙群众艺术馆，但是否发表，作者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