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沈从文的这篇日记不能不说，它犹如一股清凉缓缓流入我的心田。而这股“清凉”对于当时的作者是灼热难熬的。
写作时间是1949年5月30日。当时，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正如火如茶筹备中。从抗战开始，由于政治意见和文学观念的差别，沈从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文艺思想上起过正面冲突的他理所当然被孤立了。政治上的乌云摧残了他的神经，开始“神经失常”，他感受到“空洞游离”。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这篇手记富有象征意义的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强烈的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是他真正赶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在外。他“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他“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他不能再执笔，不能再创作，还被所有人看做“精神失常”。这些伤害，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有多么的残酷？而他“却静止而悲悯的望着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他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而是想满腔热情的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样的感受多么清醒、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精神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宣布：“我没有疯”！
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插入了三段不同的叙事文字：历史中的丁玲、现实中的夫人张兆和、幻觉中的翠翠。历史是多么嘲弄人？沈从文“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是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当他的思绪从照片上不到历史回到现实时，他用两句话来描写了自己的家庭，他说：“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这又怎么不能看做事他对兆和的愧疚呢？孩子们自重自爱，若不是兆和，怎么会调教出可爱的孩子。眼看着这样一个在温馨的幸福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他的恐惧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沈从文陷入了困境。他的痛苦来自于他体内的客观促使去符合“时代的节奏”，以“群众”为己任；可体内的主观却一直处于“自我”的习惯性思维中。在这种矛盾中，他一度对自己的世界观都进行了否定，思想上想“掉头”。却从没有去谩骂给他错误评价的人。
“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不知向谁去说。”日记中的这一句话，读来满是心酸。我想，沈从文始终
写作时间是1949年5月30日。当时，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正如火如茶筹备中。从抗战开始，由于政治意见和文学观念的差别，沈从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文艺思想上起过正面冲突的他理所当然被孤立了。政治上的乌云摧残了他的神经，开始“神经失常”，他感受到“空洞游离”。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这篇手记富有象征意义的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强烈的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是他真正赶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在外。他“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他“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他不能再执笔，不能再创作，还被所有人看做“精神失常”。这些伤害，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有多么的残酷？而他“却静止而悲悯的望着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他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而是想满腔热情的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样的感受多么清醒、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精神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宣布：“我没有疯”！
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插入了三段不同的叙事文字：历史中的丁玲、现实中的夫人张兆和、幻觉中的翠翠。历史是多么嘲弄人？沈从文“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是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当他的思绪从照片上不到历史回到现实时，他用两句话来描写了自己的家庭，他说：“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这又怎么不能看做事他对兆和的愧疚呢？孩子们自重自爱，若不是兆和，怎么会调教出可爱的孩子。眼看着这样一个在温馨的幸福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他的恐惧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沈从文陷入了困境。他的痛苦来自于他体内的客观促使去符合“时代的节奏”，以“群众”为己任；可体内的主观却一直处于“自我”的习惯性思维中。在这种矛盾中，他一度对自己的世界观都进行了否定，思想上想“掉头”。却从没有去谩骂给他错误评价的人。
“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不知向谁去说。”日记中的这一句话，读来满是心酸。我想，沈从文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