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来《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6日
11版)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从地域而言,朱子学是江南儒学的主干。承继这样的客观现实,宋元易代之后,没有遭受战争重创的江南,朱子学更为发展,成为影响统一后全国的学问集散地。特别是元朝后来恢复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朱熹的集注为唯一标准,则更使道学的官学地位确固难移。
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学为中核的道学已经确立了官学的正统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朝廷正式规定《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学和科举的教材。王朝鼎革只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自然段,并不反映时代变革的逻辑关系。政策的延续性,则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国同一性。历史的结果往往由合力构成。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据官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学自身的因素。产生年代久远的六经或佶屈聱牙,或歧义丛生,还存在断编残简,又真伪难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重新诠释六经的基础上,将六经的衍生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抽出,确立了“四书学”。这四部经典既保留有六经原旨,又有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是四书通俗易懂,容易为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接受。对于六经与四书的关系,元人胡炳文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并且说:“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这句话也是强调朱熹对四书的提倡与阐发。四书学的确立与推广,让儒学走出了原始经学狭小的象牙塔,使经学走向理学,二者结合,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遗传。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习举业的士人都把朱子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来加以研习。宋理宗朝的许月卿就指出过这样的现象:“嘉定以来,士大夫专以朱氏之学为仕途捷径。”从这条捷径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们,又成为后来士人所效法的榜样。实惠的利益驱动,首先让朱子学在产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层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从地域而言,朱子学是江南儒学的主干。承继这样的客观现实,宋元易代之后,没有遭受战争重创的江南,朱子学更为发展,成为影响统一后全国的学问集散地。特别是元朝后来恢复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朱熹的集注为唯一标准,则更使道学的官学地位确固难移。
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学为中核的道学已经确立了官学的正统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朝廷正式规定《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学和科举的教材。王朝鼎革只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自然段,并不反映时代变革的逻辑关系。政策的延续性,则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国同一性。历史的结果往往由合力构成。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据官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学自身的因素。产生年代久远的六经或佶屈聱牙,或歧义丛生,还存在断编残简,又真伪难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重新诠释六经的基础上,将六经的衍生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抽出,确立了“四书学”。这四部经典既保留有六经原旨,又有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是四书通俗易懂,容易为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接受。对于六经与四书的关系,元人胡炳文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并且说:“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这句话也是强调朱熹对四书的提倡与阐发。四书学的确立与推广,让儒学走出了原始经学狭小的象牙塔,使经学走向理学,二者结合,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遗传。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习举业的士人都把朱子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来加以研习。宋理宗朝的许月卿就指出过这样的现象:“嘉定以来,士大夫专以朱氏之学为仕途捷径。”从这条捷径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们,又成为后来士人所效法的榜样。实惠的利益驱动,首先让朱子学在产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