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英译本幽默翻译的一些问题
2013-08-22 13:32阅读：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将翻译的焦点确定为目的语接受者的反应，并且将信息论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接受者的理解和接受对幽默欣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幽默文本中大量的语言专有特征和文化专有现象也使得从信息论角度分析幽默翻译的策略尤为合适。本文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对《围城》英译本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幽默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译文。
关键词：功能对等接受者信息论幽默修辞
一、引言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的英译本由珍妮·凯利（Jeanne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作而成。自从该译本问世后，褒贬不一，西方评论界有人对译本给出极高的评价，也有许多读者看完英文译本后，认为它未能传达出原作者学者式睿智的语言风格，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文化的意蕴。笔者将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角度分析《围城》英译本的幽默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译文。二、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幽默翻译的适用性20世纪60到80年代，美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并提出实现这种对等效果的翻译策略。1964
年Nida在《翻译科学探索》中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金隄，1998：14）。由此可见，翻译最终不是两个文本的比较，而是涉及信息传递和信息接受的两个交流过程的比较。想要实现两个交流过程的对等，就不能不重视译文信息接受者的作用。奈达史无前例地将翻译的焦点放在了接受者的反应上，而不是信息的形式对等上，从而使这一焦点最终落在了原文与译文分别对其接受者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对等。幽默是一种修辞活动，其最终目的是引人发笑，或使接受者体会到幽默的情趣，因此接受者对幽默的理解力在幽默欣赏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接受者恰当而到位的理解，幽默效果最终无法实现。那么，在幽默创造的过程中，幽默创造者总会不断衡量他预期中的接受者的反应，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幽默的内容，斟酌言语的表达，以期达到最佳的幽默效果。因此，创造出幽默效果的修辞表达就与接受心理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Ⅰ.表达者1（接受者2）-接受者1（表达者2）即表达者1将修辞话语传达到接受者1那里，一旦为接受者1所接受，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接受心理，特定接受心理又可以通过接受者1建构的话语反馈到表达者1那里，进一步影响表达者1的修辞表达。（张春泉，2007：前言3）基于单语环境下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幽默翻译中原文作者、译者和目标接受者之间的关系：Ⅰ.表达者1（作者）-接受者1（译者）Ⅱ.表达者2（译者）-接受者2（目标接受者）阶段1和表1中的关系相同。阶段2中的语言环境不同于阶段1，译者试图用目的语在目的语接受者身上建造出与原文在源语接受者身上对等的效果，因此既要考虑到阶段1中目标语接受者的接受，也要预计阶段2中目标语接受者的接受，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来选择翻译策略，指导翻译实践。奈达在功能理论中引入了信息论的概念。翻译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而任何信息都需要凭借某一渠道得以传递。根据信息论，译文接受者的接收渠道与原文接受者不同，符合原文语言规律而不符译文语言规律的言语不能通过或很难通过，这样的译文实际上不能或很难完成信息传递任务。（金隄，1998：14）从普通的接受者角度看来，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使得信息超负荷，即不能顺利通过译文接受者的接收渠道，这不仅包括语言方面的原因，更包括文化方面的原因。译者需要通过调整译文的信息形式，使之符合译文语言规律，从而符合解码者的接收渠道。在信息论的基础上，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功能对等追求目的语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和源语信息与源语接受者之间关系的对等。信息应该符合接受者的语言需求和文化期待。根据这一翻译原则，译者应试图使目的语的表达在接受者身上产生的影响与源语的表达在源语接受者身上产生的影响一致。动态对等的译文追求表达的自然并能使目的语接受者产生其文化语境下的与源语接受者对等的行为。言语幽默分为语言表达的幽默和语言创造的幽默。（谭达人，1997：48）两种言语幽默，都包含了大量的源语语言的专有特征和文化专有现象，这对于不属于源语文化语境下的目的语接受者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从而使得目的语接受者的接收渠道超负荷，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特别是语言创造的幽默，这种幽默原本就是凭借语言本身所特有的语音特征或语法结构特征等创造出来的，所以在幽默翻译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有时是不可译的。那么基于信息论基础上的一些翻译技法就非常适合解决幽默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三、《围城》英译本幽默翻译存在的问题《围城》英译本的作者之一珍妮·凯利是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威士康辛大学中文系。茂国权是美籍华人，香港新亚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威士康辛大学博士。显而易见，两人同时对于英汉双语及英汉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译文读者不难发现译文很多地方的用词非常传神到位，可见两译者文字表达的功力不俗。原文作者为体现幽默，利用多种修辞手段，创作出了许多新颖的语言表达，这些表达依赖于汉语本身固有的特点以及中文读者所熟知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然而，两位译者在翻译中未能体会出某些修辞的用意，或者没有把翻译的重点放在传达幽默效果这一方面，使得译文里关于幽默语句的翻译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对这些原因大致分类如下：1.译文翻译出大意却失去了修辞色彩。《围城》中的许多修辞手法都属于言语创造的幽默，这类幽默的创造依赖于汉语本身语音、语法、词汇和结构等方面固有的特点，因此在翻译成英语后，这样的幽默效果很难通过形式对等的手法译出。在英译本中，许多处的翻译，都是由于这类原因使得译者没有给予幽默修辞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从而只翻出了译文的大意，忽略了幽默修辞的传达。实际上，文中多处修辞的使用是可以通过转变修辞手法或改变修辞内容的方法传达出幽默效果的。例1.家丑不但不能外扬，而且不能内扬。（钱钟书，1980：291）Not
only must the family disgrace not be spread
abroad，itmust not be spread within the family
either.（Jeanne Kelly&Nathan
K.Mao，2003：302）在这个例子中，钱钟书使用了仿拟的修辞手法，他在“家丑不能外扬”的基础上仿拟出了“家丑不能内扬”。两位译者采用了直译的修辞手法，传达出了原文的大意，但是不能让译文读者体会到仿拟的修辞效果，因为没有一个接受者能体会出原文的此处作者的语言是别具用心的。因而笔者认为可以使用“without”的古语用法来代替单词“abroad”，于是就形成了与单词“within”头韵的修辞效果，而在意思上恰好形成反义。海明威曾经在他的短文《真正的高贵》（True
Nobility）里使用过这样两个词，“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man who hasbegun
to live more seriously within begins to live more
simplywithout.”（李震，2005:76）虽然whitout是古语用法，但是在像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翻译中，笔者认为这样的用法是可以接受的。参考译文：Not
only must the family disgrace not be spreadwithout the
family，it must not be spread within the family
either.例2.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天气热，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钱钟书，1980：296）Second
Daughter-in-law and third Daughter-in-law haddone thorough makeup
jobs which，because they had perspiredso much in the
heat，looked like the
half-melted“happiness”character
on wedding cakes.(Jeanne Kelly&Nathan
K.Mao，2003：309)这里使用到了摹形的修辞手段。中文读者能够发现“喜”字的字型结构与人的面部五官的布局相似，原文作者借此生动地描绘出了二奶奶和三奶奶汗流满面、融化满脸脂粉后的模样。汉字是象形文字，而英语单词是拼音文字，因此如果译者只是直接把“喜”字翻译成英文单词“happiness”，译文接受者不会把这个单词和一张汗水模糊了妆容的脸联系在一起。此处，理解不理解“喜”字的含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喜”字的字型结构所能在人的脑海中描摹出的形象。冯庆华在《实用翻译教程》中指出，在翻译摹形辞格时，除了可以用“丁”字和英文“T”、汉字“工”和英文“I”、汉字“乙”或“之”同英文里的“Z”相互套用，其余的摹形字一般都原封不动地搬到译文里去。（冯庆华，2002:178）所以这里可以直接把“喜”字放在译文里。参考译文：Second
Daughter-in-law and third Daughter-in-law had done thorough makeup
jobs which，because they had per-spired so much in the
heat，looked like the half-melted
character喜on wedding
cakes.例3.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声音相近的姓。(钱钟书，1980：213）If
the family name had been
Chang，he would have given him-self the name
Chamberlain，the English prime minister.And if hisname had
been Chi，he could have become the German plane
Zep-pelin，or even called himself Napoleon if there had just
been a Chi-nese family name close
to‘Na’.(Jeanne Kelly&Nathan
K.Mao，2003：221)这个例子是方鸿渐在开中国学生的玩笑，调侃他们英语学不好却喜欢给自己取外国名人名字的现象。中国读者会发现这些姓氏和这些名人中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是一样的，学生们就是按这个规则给自己取名字的，而这一点也是译者应该在译文中有所体现从而传达幽默效果的关键。《围城》的英译本在涉及人名和地名时采用了威氏拼音法。译文中“Chang”和“Chamberlain”、“Na”和“Napoleon”的前两个英文字母是一样的，这两组译文可以体现出幽默修辞的效果，只不过转换成了让译文接受者认为学生在根据自己姓氏的前两个字母选择名人的名字；但是姓氏“Chi”和飞机的名字“Zeppelin”两者间不具有这个特点，不能与其他两组保持一种延续性，所以可以改变”齐”字的翻译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