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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乐生命学/佛学||中国人自己的圣经

2023-12-22 09:43阅读:81
林家乐生命学/佛学 || 中国人自己的圣经
来源:原创 汤森说 空谷语
上篇文章说到人类历史上最火的书,其实剔除了宗教类。不然《圣经》应该独擅胜场,当仁不让了。
圣经是一个极为奇怪的文本。作为文本,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不是像中国的金石铭文一般,一次写定,再无变动。而是如同病毒一般,寄生于人类群体大脑,与时代同步不停地进化。
它的底本是希伯来圣经。希伯莱圣经不是历史文本,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文本,而是一种神圣文本,它既是宗教也是意识形态,更是元宇宙,也是政治和智慧书,是各种特点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一种奇特文本。
从宇宙创造论,到人类创造论,再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所不包。
一个人几乎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解读这个文本,神话学、心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学,等等视角,都能获得很多收获。
美国作家奥康纳说,圣经让西方人在小说创作上领先他人两千年。这是说它的文本表现力和感染力。我们看它的一些诗篇,有一种启示录一般的神秘体验,又包含了一种共通的感情。你看它的创世纪,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和象征,令人眼花缭乱。
圣经本是犹太人讲述的故事,但是由于它独特的魅力,竟然就此衍生出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占了当今世界宗教的半壁江山有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三大宗教之间爆发多次宗教战争,多少人因此做了炮灰,去见了自己的主——当然是自己相信的那一个。
最近国际瞩目的战争,说起源头来,恐怕还是圣经。人类讲述的故事竟然寄生于人脑,操纵宿主进行生死斗,也是非常奇特之事。
很早之前,我就在想,中国有没有一部与圣经相媲美的文本?
思来想去,我觉得只有《左传》可以相近。
林家乐生命学/佛学||中国人自己的圣经

首先是成书时间。左传成书于世界史家所谓的轴心时代,和圣经文本同出于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国还有两部经典《道德经》和《论语》。
为什么不是《论语》?第一,过于理性,子不语怪力乱神。太过理性,文本的感染力就会变弱。而后人说左传则是妖而丽,其文本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有一种质朴的小说文本感染力。第二,论语是一种语录体,缺乏系统性,缺乏叙述性。人类偏好叙事,没有叙事性的文本,受众不会遍布各个阶层。我们看三国演义就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不是《道德经》?太偏重于形而上,类似一本哲学书,而缺少事件,缺少叙事。所以不选。何况五千言太短
春秋有三传,为何不选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者太过死板,有浓烈的教学参考书味道,有一种原教旨意味,所以不选。
为何不选《春秋》?春秋根本就是头条新闻标题的合订本,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只具备宗教意味上的地位。光看标题,几乎看不出任何东西,只有看解释才能窥见究竟。但就是如此,左传也留下了太多空白,尤其是讲本国事件,遮遮掩掩,处处春秋笔法,倒是讲他国事件,才能恣意纵横,讲清楚来龙去脉。
我们只选先秦典籍,不选秦之后。为何?
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这是一针见血,极为透彻的观点,只有到国家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有杀身成仁之血性,才能有如此觉悟。
秦之前,中国人是有血气,有人性的真正的人。秦之后,中国人只剩下奴性了。此后,再找有血气的人,只能从大字不识的农民中找了。两千年来农民起义就是如此。唯有农人,才能在忍无可忍之时,爆发出激烈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气概,敢管TND,干他一票。
《三国演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间的圣经,但是它的小说笔法和历史方位,限制了它的格局,注定无法有更大的作为。
唯有左传,堪称中国人的圣经,可谓是中国人的百科全书。中国人的宇宙论,世界观,道德观,智慧书,乱世心法,都可从中窥见。但是它本质上编年体史书,所以,并非完整地有意识地以圣经一般的宗教文本进行组织。而左传最最关键的正是体现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理性精神。
左传讲占卜,但最终还是强调理性。比如韩简在监狱里反驳自己老板夷吾的话语,就是例子。他直言,福祸都是咎由自取,不是天上降下来的。
左传讲礼仪,讲属下服从上级,但大夫或者国人,也就是后世的公民,对上级的效忠都是基于理性的效忠,敢据理力争,敢和领导拍桌子。而秦以后,中国精神大致就是一条,领导永远是对的。如果还有第二条,那就是,如果领导错了,请参考第一条。
左传讲春秋时期的贵族风度,并暗示这种贵族风度的日益沦丧。所以,它也是某种启示录。
左传的文本极为复杂,笔法多变。讲占卜,讲星相,讲天运,讲人事,讲贵族们的权力的游戏。它长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国人的精神史、心灵史。
左传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必读教科书,位列五经之一,在韩愈讲儒家道统之后,儒家慢慢宗教化之后,说左传是宗教典籍,也不为过。
问题是,左传慢慢开始失传了。读左传的人越来越少。主要问题在于,它的文本太过简略,不是拿起来就能读,而是要下一番功夫才能读进去。就算在古代,左传也是几世积累的家传学问,秘不示人。一般人要读,只能读一读名人校注本。
近一月,我一直在读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三百多万字的大长篇,极为细腻。但是故事却根本不如左传有趣。我不禁想,为何没有人把左传演绎成冰与火之歌一般的文本。
柏杨把资治通鉴译成白话,使无数人受益。为何没有人把左传演绎成白话?当然,直译的白话左传是有的,我这里的意思是,不是那种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演义,把事件的留白弥补起来,形成一种小说文本 。
日本人把德川家康写成超长历史小说,不仅一个人写,而是写了又写,编了又编,山冈庄八写完,司马辽太郎又写。一部又一部,几百万字。德川的故事怎么能跟左传比?真正清醒的日本人,如盐野七生,知道,德川根本不是英雄,整个日本历史上就没有英雄,为何还要不停地用“时代小说”的笔法塑造?说到底,战后日本需要一个精神偶像,需要一个精神核心。
相比之下,我们的左传故事,只有冯梦龙的通俗章回小说演绎本,那还是明朝的创作,全然没有现代小说文本的趣味。还有一些跟风《明朝那些事儿》写的《春秋那些事儿》,更是没法看。
没有人沉下心来,写一部真正类似明朝那些事儿的左传白话文本,这才是真正的遗憾。估计主要是难读太大,就算是如今最为推崇的杨伯峻先生的注解本,也是煌煌六册,读完不易。
当然,明朝那些事儿的笔力太弱,若是能写成冰与火之歌的文本,将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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