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乐生命学/书法 ||
来源：掌上曲靖
魏晋是中国书法自觉发展、书体演进的关键时期，也是艺术表达、审美意识大放异彩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书体样式、技法还是风格都尽开前人未有之境界，使得魏晋书风成为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以书体流变而论，楷、行、草书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并迅速发展成熟，尤其以张芝、钟繇及“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开一代书风典范，取代了以篆隶等古体为主流的秦汉风气。
东晋永和九年（353），朝野文人雅集于浙江绍兴会稽之兰亭，各赋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为诗集作序。300多年后，这一《兰亭集序》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作至宝，奉为“天下第一行书”。自此以后，历代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皆以“二王”为宗，王羲之也被尊为千古书圣，提到魏晋书风，人们自然以“二王”为表率。
距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后52年，东晋义熙元年（405），时人在云南东部曲靖市立了一块墓碑，碑名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也称“爨宝子碑”。此后千年，此碑沉埋于地，并未引人注意。
清康熙以后，随着大量古代碑版的出土、传拓，考据学称一时风气，大量学者纷纷致力于此，书法界的审美视野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尤其是时任云南总督的经学大师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从学术的高度开碑学之先锋，明确提出中国书法除了南帖“二王”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就是北碑。在此风的影响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书法的源流、承继与取法，与“帖学”并驾齐驱的“碑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乾隆四十三年，《爨宝子碑》被发掘，其独特的书风立即引起了时人注意，此后得到一些碑学运动学者的极力推崇，遂扬名于世。
与《兰亭序》所代表的魏晋法帖相比，《爨宝子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似隶似楷，端方朴拙。自出土伊始，各家学者对其评价纷纭，有人以为是“隶楷过渡”，有人以为“不隶不楷”，有人断言是“刻工所为”。誉之者称其“如古佛之容”，也有人评价“模仿八分而不像”，但无论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历来书家对《爨宝子碑》的艺术价值都极为重视，对其艺术性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细审《爨宝子碑》书体，隶势昭然，又兼用楷法。说其隶势昭然，除了结字用笔多隶书特征外，也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古人书刻，因用途而各异。早在汉魏之际，钟繇
来源：掌上曲靖
魏晋是中国书法自觉发展、书体演进的关键时期，也是艺术表达、审美意识大放异彩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书体样式、技法还是风格都尽开前人未有之境界，使得魏晋书风成为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以书体流变而论，楷、行、草书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并迅速发展成熟，尤其以张芝、钟繇及“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开一代书风典范，取代了以篆隶等古体为主流的秦汉风气。
东晋永和九年（353），朝野文人雅集于浙江绍兴会稽之兰亭，各赋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为诗集作序。300多年后，这一《兰亭集序》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作至宝，奉为“天下第一行书”。自此以后，历代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皆以“二王”为宗，王羲之也被尊为千古书圣，提到魏晋书风，人们自然以“二王”为表率。
距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后52年，东晋义熙元年（405），时人在云南东部曲靖市立了一块墓碑，碑名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也称“爨宝子碑”。此后千年，此碑沉埋于地，并未引人注意。
清康熙以后，随着大量古代碑版的出土、传拓，考据学称一时风气，大量学者纷纷致力于此，书法界的审美视野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尤其是时任云南总督的经学大师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从学术的高度开碑学之先锋，明确提出中国书法除了南帖“二王”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就是北碑。在此风的影响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书法的源流、承继与取法，与“帖学”并驾齐驱的“碑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乾隆四十三年，《爨宝子碑》被发掘，其独特的书风立即引起了时人注意，此后得到一些碑学运动学者的极力推崇，遂扬名于世。
与《兰亭序》所代表的魏晋法帖相比，《爨宝子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似隶似楷，端方朴拙。自出土伊始，各家学者对其评价纷纭，有人以为是“隶楷过渡”，有人以为“不隶不楷”，有人断言是“刻工所为”。誉之者称其“如古佛之容”，也有人评价“模仿八分而不像”，但无论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历来书家对《爨宝子碑》的艺术价值都极为重视，对其艺术性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细审《爨宝子碑》书体，隶势昭然，又兼用楷法。说其隶势昭然，除了结字用笔多隶书特征外，也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古人书刻，因用途而各异。早在汉魏之际，钟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