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金代《子孙多福背梅花月纹》大型民俗钱
一是，刻意制作的不承担货币功能的花钱起源西汉，成习于宋代。所谓成习，乃是指的自宋代开始，出现了民间（包括官炉）铸制花钱的量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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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金代《子孙多福背梅花月纹》大型民俗钱
一是，刻意制作的不承担货币功能的花钱起源西汉，成习于宋代。所谓成习，乃是指的自宋代开始，出现了民间（包括官炉）铸制花钱的量产情
况。因此，宋辽金元是花钱的第一个量产时期。而这一时期由于历史距今较远，所遗存下来的花钱总体上已经比较稀少。这也给识别断代带来了困难。
二是，以花钱铸制量大幅增加的时代为另一个断代时期。那就是明代和清代，包括民国时期。由于清代民间（包括官炉）花钱铸制量达到顶峰，其年代距今又比较近，因此，明代尤其是清代的花钱遗存量较丰，断代较易。
基于上述这点，明清（民国）花钱，我们通常不再去细分，其价值判断主要依据形制、铸工、内容去做大体上的断代，精确与否并不追究。故此，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阶段上去过多言及。
而真正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辨识的，是第一个历史阶段的花钱。即宋辽金元时期。前述，从总体上而言，这一时期的民俗花钱，相对价值最高。而我们知道，辽代的民俗花钱，由于受其铸习铸相和钱体上很多独特的特征所决定，相对比较容易区别，并进行断代。最难的是金代和两宋民俗钱，元代因为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加之这一个时代民俗钱铸制量似乎不大，因此可不必专门去区别。
故，我们最需要深入研究辨识的就集中到一点上，即金代和两宋时期的民俗花钱断代。这是因为，金代和两宋，尤其是金代民俗花钱，遗存稀少，如果撇开形制大小不论，则其每一枚都属珍贵或较珍贵之品。
就我个人的体会，给宋代花钱断代，除了某些已经公认的品种，比如马钱等以外，其余的包括宗教、吉语花钱，则最容易混淆。同理，对金代民俗花钱也是一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大概断代呢。愚见以为，在辨识过程中，首先我们按照金代或者宋代铸钱的主用材质来区分，即应以青铜为主，将明代尤其是清代中晚期大量采用的黄铜材质排除在外，此其一；其二，根据铸体厚薄，依据经验，金代或宋代民俗花钱的最重要的铸体特征就是，钱体较薄，其和辽代时期的铸体厚重完全不同，当然也和明清的较厚不同；其三，就是书意纹饰的时代特征等；其四，那就是锈色包浆和铸相这个涉及所有东西的问题了。
上述几点看法，乃愚之随写浅薄之见解，并未详细认真的去考究。算是为下面展赏认识的这枚民俗花钱做点儿铺垫。
所展这品花钱，乃愚帐中所藏。其纹饰独特，铸体硕大。其出自大东北地区，罐装窖藏。可见其包浆十分凝重老道，紧实而自然，质感足让人一眼踏实。略露铜之处，可识其乃青铜材质，铜色呈老熟之相。其浆质材色，与许多宋辽金时代之钱高度相似。故，从锈浆、材质、出地等上看，其应与辽金北宋铸品出于同一时期。
再观铸体，此钱铸制甚为精整，完美铸相堪称极美之品，十分罕见，谓之具备官炉水平毫无疑问。其直径63.5毫米，重量43克余。其铸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干净，字廓尤显深竣挺拔，纹饰笔划线条清晰有加。而从板型看，其乃薄板型。再察其缘，乃细缘窄穿廓。因此，根据这些形制和铸相上的特征来看，此钱非为辽代所铸，正相反，其具备了金代或者北宋时期的典型形制特征。故，通过铸相形制上来识别，此品可能出自金代或者北宋时期，十之八九矣。
复品钱文纹饰。此钱钱文为我们熟知的民俗吉语“子孙多福”，直读。该吉语乃宋以来应用较广，出现在多种制器上，此无需赘述。品其书体，乃楷书书就，书法端庄大方，笔划有力，字体结构布局协调，可感书者功力非凡。整体上赏品，乃隽美俊朗之书，结合铸相，美书美制，毋容置疑。
再品背面之纹饰。可见其穿上一大型仰月纹，穿下为瘦石梅花纹。其中，这一枝梅花，铸制精美，十分生动。梅枝苍劲，石缝而出。其枝上一朵梅花绽放，数颗花骨朵待放挂于枝头，整体画面，简洁而生动，可感纹饰绘者功力之非凡。
上述两纹饰，构成了月下赏梅之意境，诗情画意，跃然而出。而其为什么与面文“子孙多福”相衬呢？一般来看，这似乎不大贴切。然，仔细思之，则可以感觉到，铸者之境界高雅。月为恒，此喻意子孙恒长，自在意中。
而梅喻意何在呢？我们知道，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它不仅是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而被喻为民族之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中国历代文人志士爱梅、颂梅者极多。梅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之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有关梅的传说故事、梅的美好寓意在我国流传深远，古往今来应用极广。
显而易见，此处之梅花一方面喻意传春报喜之吉祥；另一方面则期盼子孙有高尚雅致之品德，受人尊敬，如此，乃为真福气矣！再一方面，如果将月纹和梅花合起来理解，则是所谓“梅花月”，其意思则是梅花开的月份，一般为腊月，因此而得腊梅之说法矣。
言及于此，不由得让人想到南宋诗人、江湖派诗风创始人、永嘉四灵之一，宋太祖八世孙——赵师秀（公元1170—1219年）的题诗一首：
《呈蒋薛二友》
中夜清寒入緼袍，一杯山茗当香醪。
鸟飞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
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
春来拟约萧闲伴，重上天台看海涛。
好一句“人立梅花月正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钱之背纹饰，通过其“梅
花月”的画面，几乎活脱脱的展现了诗之绝妙意境。由此，这一画面似乎也明白告诉了我们此钱可能的铸期铸者。那就是，此钱铸期在南宋与金代交织时期。
由此可见，虽然此钱从钱文上看不甚稀奇，然从背纹上看，其意倍儿增，其雅倍儿添，在民俗钱上，如此高雅之喻意，还是十分罕见的！
接下来，愚试着为此钱断个代。根据上述的锈色包浆材质、铸相特征（细缘窄穿廓）和书法特征，毫无疑问，我们可将其辽铸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当然，她也绝非元代和明清时期所铸。同时，也非宋铸，而最大可能是为金代所铸。
一是，其板型为薄板。众所周知，金代摒弃了辽钱厚重费料的铸习，以薄板之型铸币，这无论在金代超折十大钱还是五等钱型之中，皆表现十分鲜明；
二是，其缘为窄缘制式，这在金代铸币中较为常见，其中泰和钱最为典型；
三是，此钱可谓美书美制。众所周知，金代铸币美书美制，无论铸书，尤其是书法，皆楷书端美俊朗，钱文粗细得当；
四是，此钱背铸大型仰月。我们知道，月纹在辽金钱中出现最多。而在宋钱及其以后渐趋减少，在宋以后的民俗钱中，也很难见到；
五是，前述，“人立梅花月月正高”的诗句出自赵师秀诗作，而赵师秀则为公元1170—1219年南宋时期人，而这一时期，同时也是金代（公元1115－1234年），存续时期。因此，如果我们把此钱背的“梅花月”纹饰与赵师秀诗词句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此钱的铸期是南宋时期。但是，当我们再结合铸相形制书意等来看的时候，似乎此钱南宋所铸，觉得还不甚准确。故，从多因素综合判断，此钱更趋于金代晚期所铸的认识结论。
由上五点，再结合此钱出自大东北，其包浆质色又具鲜明的辽金钱特征，我们便有较为充足的理由断其为金代所铸的一品民俗钱了。至于，赵师秀作为当时诗坛名人，其诗作流传出来，为金人所借喻，则是完全存在可能性的。何况，此钱还并未出现“人、梅、月”三个要素的齐聚，仅是“梅花月”。
由于民俗钱断代，尤其是明清以前的民俗钱断代，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难度，因此，除辽铸民俗钱因风格鲜明较为易断以外，金代民俗钱几乎成了一个空白，除非钱文纹饰具有一眼明白的情况。而事实上，金代在辽之后，其钱币又几乎完全以汉文为文，本民族固有文化习性在钱上反映极少，故其在钱币文化上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深重，因此，其便不可能不铸民俗钱。换言之，金代必有民俗钱，无非由于其民族性弱，我们往往难以区分辨识而已矣！
最后，此钱以愚之有限眼界，未曾多见，在长篇巨制的《中国花钱图谱》上也不见有载。因此，其存在便更显珍贵，其认定便更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南宋所铸，其意义价值也是一样的）。愚学识有限，孤陋寡闻，在此，以如此啰嗦篇幅论及于此，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是为一管之见，乃与诸泉好交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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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花钱铸制量大幅增加的时代为另一个断代时期。那就是明代和清代，包括民国时期。由于清代民间（包括官炉）花钱铸制量达到顶峰，其年代距今又比较近，因此，明代尤其是清代的花钱遗存量较丰，断代较易。
基于上述这点，明清（民国）花钱，我们通常不再去细分，其价值判断主要依据形制、铸工、内容去做大体上的断代，精确与否并不追究。故此，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阶段上去过多言及。
而真正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辨识的，是第一个历史阶段的花钱。即宋辽金元时期。前述，从总体上而言，这一时期的民俗花钱，相对价值最高。而我们知道，辽代的民俗花钱，由于受其铸习铸相和钱体上很多独特的特征所决定，相对比较容易区别，并进行断代。最难的是金代和两宋民俗钱，元代因为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加之这一个时代民俗钱铸制量似乎不大，因此可不必专门去区别。
故，我们最需要深入研究辨识的就集中到一点上，即金代和两宋时期的民俗花钱断代。这是因为，金代和两宋，尤其是金代民俗花钱，遗存稀少，如果撇开形制大小不论，则其每一枚都属珍贵或较珍贵之品。
就我个人的体会，给宋代花钱断代，除了某些已经公认的品种，比如马钱等以外，其余的包括宗教、吉语花钱，则最容易混淆。同理，对金代民俗花钱也是一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大概断代呢。愚见以为，在辨识过程中，首先我们按照金代或者宋代铸钱的主用材质来区分，即应以青铜为主，将明代尤其是清代中晚期大量采用的黄铜材质排除在外，此其一；其二，根据铸体厚薄，依据经验，金代或宋代民俗花钱的最重要的铸体特征就是，钱体较薄，其和辽代时期的铸体厚重完全不同，当然也和明清的较厚不同；其三，就是书意纹饰的时代特征等；其四，那就是锈色包浆和铸相这个涉及所有东西的问题了。
上述几点看法，乃愚之随写浅薄之见解，并未详细认真的去考究。算是为下面展赏认识的这枚民俗花钱做点儿铺垫。
所展这品花钱，乃愚帐中所藏。其纹饰独特，铸体硕大。其出自大东北地区，罐装窖藏。可见其包浆十分凝重老道，紧实而自然，质感足让人一眼踏实。略露铜之处，可识其乃青铜材质，铜色呈老熟之相。其浆质材色，与许多宋辽金时代之钱高度相似。故，从锈浆、材质、出地等上看，其应与辽金北宋铸品出于同一时期。
再观铸体，此钱铸制甚为精整，完美铸相堪称极美之品，十分罕见，谓之具备官炉水平毫无疑问。其直径63.5毫米，重量43克余。其铸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干净，字廓尤显深竣挺拔，纹饰笔划线条清晰有加。而从板型看，其乃薄板型。再察其缘，乃细缘窄穿廓。因此，根据这些形制和铸相上的特征来看，此钱非为辽代所铸，正相反，其具备了金代或者北宋时期的典型形制特征。故，通过铸相形制上来识别，此品可能出自金代或者北宋时期，十之八九矣。
复品钱文纹饰。此钱钱文为我们熟知的民俗吉语“子孙多福”，直读。该吉语乃宋以来应用较广，出现在多种制器上，此无需赘述。品其书体，乃楷书书就，书法端庄大方，笔划有力，字体结构布局协调，可感书者功力非凡。整体上赏品，乃隽美俊朗之书，结合铸相，美书美制，毋容置疑。
再品背面之纹饰。可见其穿上一大型仰月纹，穿下为瘦石梅花纹。其中，这一枝梅花，铸制精美，十分生动。梅枝苍劲，石缝而出。其枝上一朵梅花绽放，数颗花骨朵待放挂于枝头，整体画面，简洁而生动，可感纹饰绘者功力之非凡。
上述两纹饰，构成了月下赏梅之意境，诗情画意，跃然而出。而其为什么与面文“子孙多福”相衬呢？一般来看，这似乎不大贴切。然，仔细思之，则可以感觉到，铸者之境界高雅。月为恒，此喻意子孙恒长，自在意中。
而梅喻意何在呢？我们知道，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它不仅是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而被喻为民族之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中国历代文人志士爱梅、颂梅者极多。梅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之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有关梅的传说故事、梅的美好寓意在我国流传深远，古往今来应用极广。
显而易见，此处之梅花一方面喻意传春报喜之吉祥；另一方面则期盼子孙有高尚雅致之品德，受人尊敬，如此，乃为真福气矣！再一方面，如果将月纹和梅花合起来理解，则是所谓“梅花月”，其意思则是梅花开的月份，一般为腊月，因此而得腊梅之说法矣。
言及于此，不由得让人想到南宋诗人、江湖派诗风创始人、永嘉四灵之一，宋太祖八世孙——赵师秀（公元1170—1219年）的题诗一首：
《呈蒋薛二友》
中夜清寒入緼袍，一杯山茗当香醪。
鸟飞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
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
春来拟约萧闲伴，重上天台看海涛。
好一句“人立梅花月正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钱之背纹饰，通过其“梅
花月”的画面，几乎活脱脱的展现了诗之绝妙意境。由此，这一画面似乎也明白告诉了我们此钱可能的铸期铸者。那就是，此钱铸期在南宋与金代交织时期。
由此可见，虽然此钱从钱文上看不甚稀奇，然从背纹上看，其意倍儿增，其雅倍儿添，在民俗钱上，如此高雅之喻意，还是十分罕见的！
接下来，愚试着为此钱断个代。根据上述的锈色包浆材质、铸相特征（细缘窄穿廓）和书法特征，毫无疑问，我们可将其辽铸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当然，她也绝非元代和明清时期所铸。同时，也非宋铸，而最大可能是为金代所铸。
一是，其板型为薄板。众所周知，金代摒弃了辽钱厚重费料的铸习，以薄板之型铸币，这无论在金代超折十大钱还是五等钱型之中，皆表现十分鲜明；
二是，其缘为窄缘制式，这在金代铸币中较为常见，其中泰和钱最为典型；
三是，此钱可谓美书美制。众所周知，金代铸币美书美制，无论铸书，尤其是书法，皆楷书端美俊朗，钱文粗细得当；
四是，此钱背铸大型仰月。我们知道，月纹在辽金钱中出现最多。而在宋钱及其以后渐趋减少，在宋以后的民俗钱中，也很难见到；
五是，前述，“人立梅花月月正高”的诗句出自赵师秀诗作，而赵师秀则为公元1170—1219年南宋时期人，而这一时期，同时也是金代（公元1115－1234年），存续时期。因此，如果我们把此钱背的“梅花月”纹饰与赵师秀诗词句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此钱的铸期是南宋时期。但是，当我们再结合铸相形制书意等来看的时候，似乎此钱南宋所铸，觉得还不甚准确。故，从多因素综合判断，此钱更趋于金代晚期所铸的认识结论。
由上五点，再结合此钱出自大东北，其包浆质色又具鲜明的辽金钱特征，我们便有较为充足的理由断其为金代所铸的一品民俗钱了。至于，赵师秀作为当时诗坛名人，其诗作流传出来，为金人所借喻，则是完全存在可能性的。何况，此钱还并未出现“人、梅、月”三个要素的齐聚，仅是“梅花月”。
由于民俗钱断代，尤其是明清以前的民俗钱断代，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难度，因此，除辽铸民俗钱因风格鲜明较为易断以外，金代民俗钱几乎成了一个空白，除非钱文纹饰具有一眼明白的情况。而事实上，金代在辽之后，其钱币又几乎完全以汉文为文，本民族固有文化习性在钱上反映极少，故其在钱币文化上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深重，因此，其便不可能不铸民俗钱。换言之，金代必有民俗钱，无非由于其民族性弱，我们往往难以区分辨识而已矣！
最后，此钱以愚之有限眼界，未曾多见，在长篇巨制的《中国花钱图谱》上也不见有载。因此，其存在便更显珍贵，其认定便更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南宋所铸，其意义价值也是一样的）。愚学识有限，孤陋寡闻，在此，以如此啰嗦篇幅论及于此，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是为一管之见，乃与诸泉好交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