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于3月底对在纽约的作家进行了电话专访。谭恩美告知，自己正跟美国作曲家斯图瓦德·华莱士(StewardWallace)、旅美中国歌剧导演陈世正合作，筹备歌剧版的《接骨师之女》，去年底她曾来京寻找北京的民乐家参演。谭恩美说，歌剧将于2008年在旧金山首演，记者在旧金山歌剧院的网页上已经看到该歌剧的首演日程。谭恩美称，估计2010年歌剧将搬上北京和上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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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3月底对在纽约的作家进行了电话专访。谭恩美告知，自己正跟美国作曲家斯图瓦德·华莱士(StewardWallace)、旅美中国歌剧导演陈世正合作，筹备歌剧版的《接骨师之女》，去年底她曾来京寻找北京的民乐家参演。谭恩美说，歌剧将于2008年在旧金山首演，记者在旧金山歌剧院的网页上已经看到该歌剧的首演日程。谭恩美称，估计2010年歌剧将搬上北京和上海的舞台。
《接骨师之女》英文版封面，封面用的是谭恩美外婆的照片。
谭恩美的形象如此东方，但其实她连汉语都讲不好。
《接骨师之女》谭恩美著 张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月版 30.00元
谭恩美去年的新作《救救溺水鱼》，小说放弃了一贯的母女关系题材，却受到诸多恶评。
谭恩美的四部长篇小说，包括2001年出版的《接骨师之女》，一直离不开关于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家族史写作，并延续以母女关系为叙述的主线。谭恩美说，自己写作的动力来自自杀身亡的外婆，而这些有关移民家族史的作品，都多少与“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有关。这种“私人性”在《接骨师之女》中也有体现：书中女主人公名为“露丝”(Ruth)，而谭恩美的英文全名就叫“AmyRuth Tan”。作者在扉页写明，该小说题献给母亲与外婆，小说的中文版封面也是谭恩美外婆的真实照片。
“谈改编”故事的基本情感不会变
新京报：为什么要把《接骨师之女》做成歌剧？
谭恩美：作曲家斯图瓦德·华莱士提出想跟我合作一部歌剧很久了，考虑过以后，我决定尝试。我本身也爱好古典音乐，我学了15年钢琴。
新京报：小说本身的线索很复杂，歌剧是体裁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你要对故事做怎样的改动？跟歌剧的导演陈世正、作曲家斯图瓦德怎么合作？
谭恩美：其实跟当年把《喜福会》做成电影一样，我把小说的主要内容剔出来保留好，然后在形式上做更新。
为了适合在歌剧舞台上演出，改动肯定很多，角色省去了很多，但无论怎么变，露丝和茹灵一对母女还是一样，故事的基本情感也不会变。我不可能告诉作曲家该怎么做，只能大概告诉他我想要的是能清晰烘托故事情节的，既能表现过去，也能让人隐约听出未来发生的事。
新京报：你认为电影、电视或者舞台剧等形式会不会扭曲文学？
谭恩美：要看是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如果是好作家，他/她也可以让作品披上艺术外衣，文学的含量减少不是必然的，故事可以一样有力。
“谈寻根”外婆是我开始写作的动力
新京报：你怎么看自己？
谭恩美：我从不觉得自己在当代美国文坛地位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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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文学的误解。
新京报：听说你受邀去白宫吃饭要带着你的狗去，因为你怕寂寞。可自古好作家多少都是隐居世外的，你同意吗？
谭恩美：我不怕寂寞。是的，几乎所有的叙述者，都是疏离人群的，他们自觉与众不同，或者不属于大众，或者不能被理解，他们在心态上保持孤独的同时，以写作与世界保持联系。我不再写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多点时间独处，为取悦别人而写作很危险。我不要别人看我的作品，甚至连我丈夫都不行。
新京报：那一般谁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谭恩美：我自己，以前是我妈，如果外婆在世，也会是她。外婆正是我开始写作的动力———她自杀是因为她不能开口表达自己。还有我的编辑，也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会告诉我哪些部分该删去，哪些地方怎么修改。
新京报：母女关系经常是你小说里的主线，你愿意中国或美国的读者从你的叙述中得到什么？你的小说中，隔代的女性角色不断有相连的独白与叙说，从而凝聚成集体记忆，这种重复使用的写作手法是不是特别能表达你自己？
谭恩美：很多母女之间并不能互相理解，尽管母亲给女儿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
就像我妈，以前我只觉得她给我讲的故事很沉闷，有时很吓人，又悲惨。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真正的意思：别走你妈走过的路，要坚强，不能让别人摆布你的生活。我写作完全就是为了自己，不管出来效果是什么，读者有什么反应。比如我的新书《救救溺水鱼》，有些人觉得是出喜剧，是关于美国人在别国的历险记。可对我而言，小说涉及很多道德观的问题，很多很难回答，我在写作中尝试回答了一部分。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写的是神话传说，但那根本不是我的意图。
“谈东方”我是一个美国作家
新京报：有评论指出你的写作是伪中国文化，说你其实是基督教底子的。
谭恩美：我没有单一的宗教信仰，我相信宗教都有共通之处。我最不喜欢信一个教就必须自始至终地虔诚，相信一切有关的都是真理。我爱给自己提问，从自身找到信仰。
新京报：你的小说充满很多只属于东方的字眼，像“周口店”、“龙骨”，还经常出现旧时代中国家庭里的迷信气氛。你着笔时，会不会想到因为这些会吸引美国读者，所以更刻意去经营？
谭恩美：很多人看书都希望自己的想像力得以不断延伸。中国的历史精深博大又神秘，中国人在美国读者眼中同样很神秘，他们也许因为这样拿起我的书，但他们读的时候却会有情感上的熟悉感，认同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喜欢我的书是因为故事很有异国情调，他们都对我说，他们接收到了同样的情感，母女间的关系也都很相似。
新京报：你觉得华裔美国作家是否应有比一般作家更多的责任？
谭恩美：关于责任，我可以这样理解：以自我为中心，去走一条少人走的路，这时我的责任就是把这片地发掘出来并呈现到读者面前。但我不是要去猎奇，比如有人指责我不该写“妾”这些旧社会的事，可我并不是因为“妾”对读者来说有异国情调才提到的，我的写法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陈词滥调；我写，只因为这是发生在我家族里的事。
所以如果有人不愿意读出现“妾”的小说，大可以选择别的去读，但犯不着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该怎么走，这对文学来说特别危险。我觉得正是有了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小说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样感受力的读者。不少亚裔作家在美国，他们是政治型的作家，他们说你写华裔的母亲，不能说她会讲英语。如果角色的外观已经由政治的角度设计好了，文学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接骨师之女》中文版里有一处的译者按，提到你把“周”当作一位帝王的名字，而没意识到“周”是一个朝代的名字，经历很多帝王，并在脚注上指出“想必生长在美国的作者对中国历史并非十分了解”。
谭恩美：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
“谈评论”不喜欢读人家评我的文章
新京报：你至今一直是美国主流文坛的热门评论对象之一，像2000年，“耶鲁学派”代表哈罗德·布鲁姆给一本以你名字为题的书(“Amy Tan”)中写序。你跟美国同行或学者们交往多吗？
谭恩美：我见过布鲁姆一次，聊了一阵，他挺好的，但我不知道他写了我什么。我不喜欢读人家评我的文章或书，那样我会太清醒。我有不少美国同行的朋友。我有好些偏爱的小说家，像我正在读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他的小说很好读，没有很复杂的层次，可意思很深。库切历史知识渊博，叙述起故事来机智、自然。哈金也是，他的小说老少咸宜，然而不同的人读来有不同的感受，能引起读者扪心自问，是很有力的文字。
新京报：那大概你不欣赏作者在小说中添加自己观点的写法了？
谭恩美：我倒不在乎作者是不是加入自己的观点，问题是大多数这样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限制了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探入。作者应该以故事作为工具，引读者思考。库切他们从某一意义上来说，是政治型的作家，但同时他们的创作有给人提问的空间。
新京报：在写作和生活上，有没有过堵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尴尬？
谭恩美：很多的。比如早年我在美国，在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听不懂他们讲广东话，他们会笑我蠢。后来大家觉得我不会说中文很正常，有时候我说一两句普通话都会被人称赞。一切都在变化。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Isaac Hernandez
（编辑：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