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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辛白的信札


  上周,本报“墨缘”版刊登了李大钊鲜见的一些书法墨存,其中有李大钊写给北京大学庶务主任李辛白的信、文稿;写给章士钊妻子吴弱男的诗札、信札;写给胡适的信札便条等,令人赞叹。
  梳理之下,能看到一条模糊的线索,将这些书信勾连到一起:李辛白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吴弱男的丈夫章士钊是李大钊前任的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不仅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更是其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通过这些信件,人们可以了解李大钊鲜为人知的一面。
  本期“品读”,笔者撰文管窥李大钊与朋友们的故交往事。
  一生挚友章士钊
  旅居日本东京的章士钊在当地主办了一份名为《甲寅》的杂志,当时的他有通过这份杂志结交天下“贤士豪杰“的想法。时间正是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
  《甲寅》创办之后,章士钊接到一封来稿,令其惊喜不已:“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翻看文章署名,“赫然”写着“李守常”三个充满力量的字。似乎昭示着燕赵之地侠义汉子的性格。
  章士钊并不认识李守常,不过他的文章打动了章士钊。章马上复信,请他来见。第二天,李守常果然来了,章李二人便在章士钊的斗室之中“以士相见之礼意”交往,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友谊。
  在日本的两年多中,李大钊与章士钊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有时还在章士钊的寓所一同吃饭。同时,李大钊在《甲寅》先后发表了《国情》《风俗》等文章,并由此结识了陈独秀、高一涵等人。1916年,李大钊辍学回国。同样回到国内的章士钊,前来邀请李大钊携手恢复《甲寅》,并将月刊改为日刊。不过,在八个月之后,章李二人都对《甲寅》日刊的发行感到疲惫,故于1917年八月停办了《甲寅》。
  之后,章士钊通过北京大学新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表示,可以入校担任逻辑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希望自己先入北大为李大钊铺路,之后也将李大钊推荐入北大,以补益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果然,半年之后的1918年8月,章士钊便向蔡元培和陈独秀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接任自己的职务。
  当时,李大钊面临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即虽然学问有长,但是因为没有去欧美的大学镀过金,仅仅是早稻田大学辍学的学历,让李大钊的声名不显,以致于一些“浅薄者”,“不免以樊哙视守常”。但短短两年后,李大钊凭借着在北大开设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很快便声名鹊起。1920年7月8日,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主持召开的北大评议会特别会议上,决议通过“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成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不久又被举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之一,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决策层占有了重要的一席。
  后来,李大钊还曾向章士钊介绍过共产主义理论,章士钊本人也曾有回忆:“一九二二、二三年之交,守常则时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然吾之赋性,最为守常所了解,相视而莫逆者,则吾实乃一个性特重,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之人也。”自此,二人之间虽然友谊尚存,但志向已经不同。之后,章士钊进入段祺瑞执政府,任司法部长,后又兼任教育总长,竟然大举整顿学风,压学生运动。同时,章士钊又一次恢复《甲寅》,改为周刊。因为受到段祺瑞政府资助,其进步性越来越弱,甚至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批判,以至于李章二人终于渐行渐远。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中国的人,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李大钊看来,共产主义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应该尝试的道路。也是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工人这些平民。而章士钊显然如其自己所说,“个性重”以至于无法如李大钊一般走进群众。故而,两人的分道扬镳,可以说是政治倾向的不同,而非个人感情、关系的不合。
  行文至此,就必须提及二人关系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即章士钊的第一任妻子吴弱男。
  李家与章家“不啻一家骨肉”
  在李大钊与章士钊几乎断绝交往时,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说:“行严(章士钊之字)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其时,李大钊坚持每周两次亲至章士钊住宅辅导他的三个儿子的学业,并为其讲授社会学。与此同时,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为吴弱男义女,李大钊的夫人亦经常到章宅存慰,彼此“时来时往,饮食谈天”“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
  李大钊与吴弱男同样相识于日本,李章二人见面时,吴弱男也在场,两人之间同样是朋友。章士钊在张次溪编写的《李大钊先生传》一书《序言》中曾写道:“次溪谓守常(李大钊)身后,凡营葬、募捐诸事,余妻(按,吴弱男)曾为出力,意不过是寻常风义,然次溪视寒家与守常之交谊,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
  其中提及的“身后”便是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之后。吴弱男曾当即赶赴李宅慰问遗孤,得知其家所余家用仅有银元一枚后,随即出面召集李大钊生前好友,商拟筹集赙金。经多方奔走很快集得二千多元,除支付棺木葬仪等支出近千元外,余存一千余元,委托李大钊生前友好白眉初、陶玄等人组成管理小组,以息金维持遗族生计。
  1920年正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曾经摄一张照片,当年二三月间,他将这张照片题字并赠予了吴弱男,题字为“弱男同志惠存 李大钊敬赠 九年正月”。
  1923年,李大钊以“弱男吾友”为称呼,写了一封近三千字的长信给吴弱男,其中谈及绘画、文学流派,最重要的是,在这封信中,李大钊鼓励吴弱男将家庭教育的经验分享出来,普惠世间。据介绍,这封信在2010年的拍卖中,拍出了414万元的天价,之后还曾引起过学术界关于这封信究竟是写于1922年底还是1923年春的争论。
  与胡适和李辛白关系甚笃
  在会面于北京大学之前,李大钊与胡适应该神交已久。早在《甲寅》月刊时期,二人都曾在其上发表文章,必然彼此知晓。至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更是刊载了二人多篇力作。尤其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新文学的第一枪。在此之前,李大钊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青春》。
  至于在北大会面,则应该是李大钊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的事情了(按,胡适入职北大任教授的时间为1917年秋,比李大钊略早)。两人的交往、交流十分频繁,方式也很多,包括面谈、共同吃饭、打电话、写信等。而他们的往来信件,也揭示了两人深厚的关系。
  就如何办《新青年》杂志的问题(他们都是杂志的主要编辑、撰稿人),两人常有书信往来。特别是在1919年10月《新青年》随陈独秀迁至上海,并从次年9月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之后,胡适写信给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称《新青年》“政治色彩太浓”。胡适提出解决办法,简而言之有三策,其一是保留《新青年》目前的属性,另创一哲学、文学杂志;其二是将《新青年》搬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办理;其三是停办《新青年》。
  就此问题,李大钊在1921年复信胡适,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办法,但同时强调,无论如何,《新青年》内部应该保持团结,可以效仿日本的“黎明会”,大家团结一致,为民族、国家的光明而努力,在信的最后,李大钊还特别强调,“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从这些言语之中不难分析出,李大钊和胡适关系是和睦融洽的。但二人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或者说,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存在分歧。尽管如此,李大钊还是希望胡适能够与众人保持团结,可见对二人这种同人关系的珍视。
  另外还有一例可作说明,胡适和李大钊的同人关系甚笃:1926年7月胡适去上海,次年4月他自国外归来途中听说了李大钊被害的消息,当即表示出了震惊和悲愤。后来,李大钊下葬之后,胡适还曾嘱咐蒋梦麟为李大钊立碑。
  李大钊在北大期间,除了担任图书馆主任及教授的职务外,同时还是多份刊物的同人编辑,其中就包括刊物《每周评论》,为此刊物,李大钊经常写信给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庶务主任的李辛白。
  李辛白原名修隆,字燮枢,安徽无为湖陇人。1917年担任北大庶务主任,两年半后任出版部主任,负责《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曾出版介绍俄国革命和工人运动方面的书籍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每周评论》《新潮》等重要刊物。1918年8月创办《新生活》周刊,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该刊撰稿,李大钊为该刊申请立案人之一,在此发表文章60余篇。
  《北京晚报》“墨缘”版刊登的《致李辛白》于2011年被发现,这封佚札的发现也使人们意识到,在李大钊、李辛白等人的辛勤努力下,《每周评论》的订阅者曾经遍及全国各地。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在全国各地很快就有了强烈反响,可以说与《每周评论》的鼓动与影响有重要关系。可见,李辛白当时也是李大钊推广新文化、引介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活动的重要助力之一,算得上是这些刊物的“幕后英雄”。
  从李大钊与朋友的这些交往不难看出,朋友们往往因为李大钊的学识、为人而打动,即便在其他观念上有分歧,大多没有影响情谊,这或许也是李大钊人格魅力的体现和例证。(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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