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与虚构——读格非《凉州词》 10 茹恺琦
2013-05-17 09:51阅读：
纪实与虚构——读格非《凉州词》
摘要：格非的小说《凉州词》以纪实的基调记述了文化学者临安与“我”的一场学术谈话。临安戏仿式的研究与写作和他对王之涣的解读，以及临安反常的婚姻和学术经历，传达出作者对后现代思想中“荒谬”的理解和超越。临安也可视作后现代时期处于思想和人生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关键词：王之涣 诗词再叙事
存在 本源性缺失
唐人王之涣存诗极少，而《凉州词》为其中最著一首。此诗写塞外春风不度之致，教吹笛人无需怨杨柳，构思奇警，意境宏阔，格调苍劲慷慨，令人击节赞叹，一咏三回，从中实可领会唐人恢廓洒脱的胸襟与落拓不羁的超逸之致。唐代薛用弱的笔记小说《集佚记》里记载了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三人“旗亭画壁”的传说。格非在其小说《凉州词》中化用此典，通过戏拟一场“我”和文化学者临安博士关于《凉州词》的对话，呈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存在之思。
一、
王诗中的存在隐喻
《凉州词》写作的时地与其中字句之讹夺，历来为人们争论不休，但基本可以确定是王季陵漫游西北边塞孤城时目见黄河时即
景抒情之作。首句写黄河之水渺入云间，遥不可及，此处必不是“近水楼台”了；二句写一座群山簇拥间的孤城，一座沙漠中孤零零的存在，此景大概可与后代词人范仲淹《渔家傲》中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共其苍莽；三四句写诗人因“春风不度”而感到的愁怨，对于大漠而言，春风似不能为“生命之风”或“绿色之风”，因为它本就不可能到达，诗人故索性说“无须怨”，这又是知其不可而遂退的旷达了。
而格非小说中的主人公临安先生却从这首古典作品中阐发出了自己的现代性见解，写作了他的那篇《王之涣——中唐时期的存在主义者》。通过“我”与临安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不过是一篇完完全全的揣度想象之作，它不过只有一个与“旗亭画壁”相似的外壳，中间情节的细节，几乎只是出于杜撰。
我们来看看临安对王之涣及其诗的观点。在对“我”的突然造访之前，临安隐没与西北大漠中，似是为了专门探访王季陵走过的旧迹。他撰写的学术论文里虚构了王之涣之妻得知丈夫在边关舞楼遭到冷落后假扮妓女以安慰丈夫的故事。在对话中他总结到“在王之涣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悲剧的范畴。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看，它正是荒谬。类似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倒是俯拾即是。”这里的荒谬一方面是指王之涣在旗亭里遭到的冷落，他的工丽奇巧的诗歌在这座塞外娱乐场所极难得到粗鄙歌女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他竭力想逃离与他无法沟通的妻子，但她的妻子却对他情真意切，甚至以假扮妓女的方式来接近他，令他无所逃遁——王之涣在诗名和婚恋上都遭遇了荒谬。但更重要的一点，也是临安希望强调的，是王之涣面对这种荒谬的态度，主要在《诗作及其散佚》一节中体现：王之涣并未试图在世上留下任何遗存，对于他来讲，他宁愿“自我毁灭”，自愿导演自己在历史间的湮没，因为即使自己能够留下些什么，它也会随着整个人类的湮没而湮没。“王之涣生前对于自己诗作的公之于众极为谨慎，即使是惠送知己、酬赠美人也往往十分吝啬…如果王之涣像李氏所说的那样爱慕名声的话，那么他现在的地位已不在李、杜之下”，这样的原因是“王之涣意境窥破尘世这座废墟的性质，并且谦卑地接受了它。这一点，我以为，他在《凉州词》一诗中已说得十分清楚。”
如果将王诗看做一篇象征型文本，或许临安的想法是有所本的，格非设置这样一首诗歌作为引子和主题也是有其用意的。“孤城”存在于苍茫大漠之中，“王之涣常年生活的那个地区最常见的事物就是沙漠，在任何时代，沙漠都是一种致命的隐喻…如果说这个世界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既定的进程的话，毫无疑问，那便是对沙漠的模仿”，沙漠在人类的生活印象和体验中是一种虚无的表征，它所行处，生命无存，希望与执着转易为绝望和颓废；它同时象征着让人无处可逃的苦难与“烦”，人被无缘无故地抛掷与“存在”之中，他无法认识“存在”或“物自体”究竟为何，也无法认识他人为何。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也有这样的沙漠隐喻：他将人由于“此在”而引起的限制比作“荒芜缺水之地”，而真正的有力量者应当坚持下去，“仔细地观察远处的奇异植物”——既然已知人生的荒谬，何不如正视这荒谬，而不是为了寻求形而上的超越而走向“思想自杀”呢？正如王诗中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处荒漠中无需生出愁怨，因为荒漠本就如此，连我们想象中的“超越之物”春风都无法到达，那何须为了本不存在的希望而失落呢？这也许正是临安理解中的《凉州词》。
二、
临安与王之涣——讲故事的人与故事中的人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王之涣的故事处于最内层，其外是“我”与临安的谈话，最外层是临安自己的境况。《凉州词》作为小说题目既是对小说中“我”与临安探讨对象诗歌《凉州词》的借用，更是在故事的最外层构筑了一部当代《凉州词》。临安既是王之涣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格非存在之思的传达者。
临安与王之涣有诸多相似之处：王之涣在诗坛隐没无闻，而临安也处在学术界的主流之外，“他的研究方式大多建立在猜测和幻想的基础上，甚至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他经常以戏仿之作表达他对学术界的不满，当然也包括他那篇关于《凉州词》的文章。他们都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在临安的讲述下，王之涣已对婚姻表现出决然的淡漠，而在临安自己看来，“爱情正是一种病态的疯狂”；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存在”上的共识：他们都认识到人生的荒谬与孤独，临安最终得出“你无需考虑别人的命运，却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承担”的结论。小说的叙述中隐秘地透露出临安在遇到王之涣前后的变化：在临安妻子数年前给我的那封信中写道临安“在不经意的言谈中已经渐渐流露出了他对地狱的渴望”，对于虚无缥缈的时间以及种种未知事物的思索已令临安产生一种“自我毁灭的念头”。而从王之涣那里，临安学会了“谦卑的承受”，最终得出他的那段结论，这是一种经历“思想自杀”的倾向后走向自我承担的心路历程。在小说结尾，临安目睹自己数年前与妻子共同赠给我的礼物，一站就是很久，这是否预示着他最终从思想困境中走出，并且以谦卑的姿态重拾幸福呢？
临安戏仿《蜀道难》或其他诗作，并不影响小说叙事的自足性，而他讲述《凉州词》，则引起了小说的内在矛盾。他对《凉州词》的解读完全是基于自己的戏仿和想象，于是《凉州词》那丰富的意涵与存在之思与其说是王之涣的，不如说是临安自己的。他以作小说的形式来研究哲学和文学，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自觉来看待王之涣。在他的眼里，“史”不仅可读，而且可写的，他不是先读史，而是先写史，再读自己写的史，从而使他自己与王之涣完全合二为一。小说写临安自己的经历，已是第一重虚构，而临安自己又是在有意无意地编织一个有关王之涣的虚构，这两重虚构消解了彼此本身存在着的时间上的质的差异，临安是格非的临安，而王之涣不仅仅是临安的王之涣了，他从临安的叙事中跳了出来，成为一个与临安并立的另一个临安。临安主观中的王之涣不能作为一个意义的生成者，临安自己的阐发就更不必说了，说到底，临安的虚构是对自己内心的抒写，是在自己诠释自己的存在状态，王之涣给予他的只是一些奇闻佚史中的残缺不可缀的细节。而真实的王之涣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理解中的“存在”，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是不可考察的。这正是格非小说常用的“本源性缺失”的手法。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小说本身也采取了戏仿的手段，它用学术随笔的结构来给故事一个看似真实的背景，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在一场真实的学术谈话之中，读罢方觉这是一个彻底的虚构。
三、
临安的象征意蕴
在格非的小说中，临安是一位“文化学者”。这一称谓本身具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也暗示了他不能以注重事实和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它的研究。小说写作之时，正值文化研究兴起兴盛之时的90年代，研究文章众多，而真正体现历史纵深和实证精神的优秀之作却甚少；与此同时，借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分析古典诗词之风也十分盛行，临安先生正可视作当时知识界此种现象的一个代表。而弥漫在临安言语中那种沉重、痛苦、颓唐的气息和临安自己解构历史的研究方法、存在主义思维，都可视作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人身上发生的影响。
临安之名也别具意味。众所周知，杭州在南宋时为国都，易名为临安，处于风景优美、环境舒适的江南，与王之涣常年所处的塞北迥异。小说给主人公这样的名字，正是要加强它对“存在”的荒谬的寄寓：即使是风景秀美的临安，也难逃如荒漠般荒凉的人生的掩盖，正如临安自己所说：“我离开甘肃几天后，依然会梦见它在身后追赶着我所乘坐的那趟火车，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小说并不意在借古喻今，而是实实在在地描述了一个当代的故事，格非对于当代人的描摹正是通过临安对《凉州词》的解读方式和临安的亲历来实现的。
《凉州词》的创作，可以看做是一种“诗词再叙事”手法的运用，它通过酒瓶装新酒，再从一个当代人的口中道出，别出心裁地解读旧诗，展现了当代智识者的烦与忧、焦虑与痛苦。格非的另一篇“诗词再叙事”《锦瑟》规模则要大得多，结构更加复杂；除了这些区别之外，《凉州词》则体现出更强烈的当下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运用随笔手法而使故事显得真实的创作技法中。
参考文献：
1.《戒指花——格非短篇小说选》
2.加缪《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
3.清
沈德潜《唐诗别裁》
4.唐
薛用弱《集异记》
5.格非《小说叙事研究》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7.蔡志诚《荒诞、反讽与存在的考证——格非的“智者叙述”及其知识分子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