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我在一处见得某人说：孩子看对错，成人讲利弊；觉得此言可取。
可取之一，这观点，较之之前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认知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调整。长期以来，教育所倡导和呈现的是道义为先为上，“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等；典型的如黄宗羲所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凡此，都将道义置于高处，其余皆不得逾越，只得仰望。因此，人们的思想，包括思维便出现了僵化，而限于模式。其实，对于人类的进步，这是有问题的。如今有人提出反向的观点，打破固有模式，冲击僵化思维，无疑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可取之二，这观点，对于人们的认识论是一个质的飞升。人的认识，一般都遵循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规律，最初出现的是“是”；接着出现的是“是”的对立面，即“否”；再接下去出现的则是“否”的对立面，即“是”，而这个“是”则不是之前的“是”，而是经过一个“否”的演变过程后的新的“是”，即“否定之否定”。回到观点，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起初是很质朴的，也是很物质的，看谁更符合和有利于人们的需要，更实惠；后来由于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精神的加入，人们开始强调“道义”的制衡，因此在对事物认知取舍时便出现了“道义优先”，甚至“道义至上”，尤如上述黄宗羲之言。再后来，便是如今，又有人提出了“孩子看对错，成人讲利弊”，将“对错”与“利弊”重新换了个位置，提出“利弊优先”、“利弊至上”，严然，如今这利弊与起初的实惠虽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孩子看对错，成人讲利弊”，有说这话是韩寒提出来的。我想，话是谁提出来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是否可取，它的进步意义卫何在？
我认为，之前讲道义优先，自有它的道理在，自不必说；如今讲利弊优先，其理由何在？
我想，其一，所谓对错，本没有客观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的划定和臆造出来的；如果一味地讲对错，假使这对错的标
可取之一，这观点，较之之前我们所受的教育和认知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调整。长期以来，教育所倡导和呈现的是道义为先为上，“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等；典型的如黄宗羲所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凡此，都将道义置于高处，其余皆不得逾越，只得仰望。因此，人们的思想，包括思维便出现了僵化，而限于模式。其实，对于人类的进步，这是有问题的。如今有人提出反向的观点，打破固有模式，冲击僵化思维，无疑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可取之二，这观点，对于人们的认识论是一个质的飞升。人的认识，一般都遵循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规律，最初出现的是“是”；接着出现的是“是”的对立面，即“否”；再接下去出现的则是“否”的对立面，即“是”，而这个“是”则不是之前的“是”，而是经过一个“否”的演变过程后的新的“是”，即“否定之否定”。回到观点，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起初是很质朴的，也是很物质的，看谁更符合和有利于人们的需要，更实惠；后来由于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精神的加入，人们开始强调“道义”的制衡，因此在对事物认知取舍时便出现了“道义优先”，甚至“道义至上”，尤如上述黄宗羲之言。再后来，便是如今，又有人提出了“孩子看对错，成人讲利弊”，将“对错”与“利弊”重新换了个位置，提出“利弊优先”、“利弊至上”，严然，如今这利弊与起初的实惠虽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孩子看对错，成人讲利弊”，有说这话是韩寒提出来的。我想，话是谁提出来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是否可取，它的进步意义卫何在？
我认为，之前讲道义优先，自有它的道理在，自不必说；如今讲利弊优先，其理由何在？
我想，其一，所谓对错，本没有客观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的划定和臆造出来的；如果一味地讲对错，假使这对错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