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
2013-12-04 11:57阅读：
论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
[摘
要]：对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思想的讨论通常集中在“Gavagai”的例子。事实上该例子只能表明指称的不确定和刺激意义的确定，却不能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而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的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由于意义作为一种经验内容是在主体间的交流中所磨合而成的一种约定。
[关键词]：意义；刺激；刺激意义；不确定
一、什么是翻译的不确定性？
1960年，蒯因在其著作《语词和对象》中提出了“翻译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理论。当代哲学大师普特南曾指出该论题是“自康德的先验范畴演绎以来最吸引人的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1][p.260]，可见其重要性。按蒯因本人的说法，所谓“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的就是：“可以不同的方式编写一些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全部言语倾向相容，但彼此之间却不相容。在无数地方，它们都以这样的方式互有歧义，即这些翻译手册将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些彼此并无任何似乎合理的等价关系的句子分别作为此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的翻译，无论这种关系多么疏散。”
[2][p.28]
这就是说两种语言间的“正确翻译”不是只取决于一种，而是可能有许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直观地看，既然意思相同的内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达，那么，也就可以把其他语言的某一语句翻译成另一语言中各种不同说法的
任何一种。因而，“正确的翻译”就不只一种了，而会有多种不同的译文出现。这一点再常识不过了。然而，蒯因的主张不止于此。蒯因想说的是：
一种语言的语句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手册而被翻译成本国语言中的不同语句，
这些译句在本国语言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说成是“意思相同”的。
对于翻译的不确定性这个论题，通常是根据蒯因在《语词和对象》一书的第二章所提出的“Gavagai”例子来阐述的，以致在某种意义上“Gavagai”成了翻译不确定性思想的代名词。然而蒯因在其晚年之作《真之追求》中明确指出：“在强意义下，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我创造这个词要说明的东西”。[3][p.44]那么，“Gavagai”究竟是不是一个代名词呢？这样，除了要理解蒯因的这句话之外，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Gavagai”不能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又该从何处着手来分析这个论题呢？如果“Gavagai”的例子不能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那么蒯因在《语词和对象》中以大篇幅阐述“Gavagai”又有什么目的呢？
二、“Gavagai”不能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
（一）“原始翻译”语境下的“Gavagai”
“Gavagai”是蒯因在描述“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过程中虚构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所谓“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指的是对迄今从未接触过的某种语言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人在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和语言学家之间进行介绍，担任译员。蒯因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语言学家来到某个原始森林，试图建立一本能够沟通英语与土著语的翻译手册。在这之前，语言学家对该土著语没有任何概念，两种语言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历史与文化上的交流，由于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使用，语言学家必须从头开始学习土著语，就像初生的婴儿学习母语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先也是最可靠被翻译的话语是那些谈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话语，“Gavagai”[1]就是这样的话语：
语言学家来到原始森林后某一天，看见一只兔子跑过，这时他听到一个土著居民喊了一句“Gavagai”，语言学家推测这个发音可能指的是“Rabbit”或“Lo,a
rabbit”，于是把它作为观察句记录下来。此后，语言学家会在面临同样刺激或类似刺激时向同一个土著居民或其他土人试探性地发问“Gavagai？”看他们是否赞同或反对，以此来寻找机会检验他的判断是否正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学家还需要辨别清楚土著语中表示“赞同”和“反对”的语言。假设语言学家最后终于弄清了土著语中表示“赞同”和“反对”的语言，那么他便可以由此积累归纳的证据，将“Gavagai”译为“Rabbit”。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作为被广泛讨论以致成为翻译不确定性代名词的“Gavagai”是以原始翻译语境为前提背景的。因此，确切地说，我们所要论证的是原始翻译语境下的“Gavagai”不能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
（二）作为观察句的“Gavagai”的刺激意义是确定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几个概念：刺激意义(stimulus
meaning)、观察句(observation
sentence)，场合句(occasion
sentence)。
刺激意义表示的是一个句子相对于一个特定的说话者在特定时刻的意义。它要解决的是有了什么样的感官刺激才能肯定该语句以及有了什么样的感官刺激才能否定该语句这一问题。一只兔子跑过，土著喊了一句“Gavagai”，又一只兔子跑过，语言学家马上尝试着询问土著“Gavagai?”以便通过土著的肯定或否定来验证“Gavagai”和“Rabbit”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这里要注意的是，促使土著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是刺激，而不是兔子本身。兔子即使被换成是仿制的假兔子，而刺激仍可保持不变。相反，由于角度不同，光线及颜色的陪衬不一样，土著人的回答也会发生不同，尽管兔子可以保持不变。当刺激相同的时候，土著人会对语言学家的提问做出肯定的回答，这时我们可以说“Gavagai”对土著的刺激意义与“Rabbit”对语言学家的刺激意义是相等的。
刺激意义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当下的非言语刺激，一个句子与当下刺激越紧密，则它的刺激意义越强，据此蒯因划分了场合句和固定句。场合句指的是由当下刺激引起的，对它们的肯定或否定总是要依赖于当下的刺激情形的，其真值总是随着每一次刺激的不同而改变。
在场合句内部又分为观察句与非观察句。观察句与当下的刺激联系最为紧密，我们可以仅凭当下的刺激就对该语句的刺激意义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一致判断，“Gavagai”就是一个观察句。而像“对面走来一个单身汉”就是一个非观察句的场合句。这是因为，我们要对“对面走来一个单身汉”这个语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不是仅仅凭借出现了一个人这样一个当下的刺激就完成的，而是取决于对面前的那个人的婚姻状况的了解，依靠我们过去所储存的信息。任何两个人几乎不可能对所有人的婚姻状况有同等程度的了解，因此“对面走来一个单身汉”这个语句对任何两个人也几乎不可能有等价的意义，它的刺激意义无论如何想象都不能被当作是它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刺激意义不等于意义。然而，观察句是个例外。观察句直接而确定地与我们的刺激相关联，是最强烈地依赖于伴随的感觉刺激而不是储存的辅助信息的句子。“观察句的刺激意义十分逼近它的意义，这是一种将意义显现在表面的场合句”[2][p.44]，我们可以把这类语句的刺激意义等他于它的意义。由于这个特点，观察句也具备了其他语句所不具有的主体间性：这样的句子“必须得到所有有语言能力的证人对这一场合的共同裁决”[3][p.2]，换句话说，观察句的刺激意义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从场合句到固定句，语句的刺激意义越来越少，直至固定句的极端恒久句几乎可以被视为不包含刺激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蒯因很少谈论固定句与恒久句，他甚至认为“不能用作场合句的，从而谈不上什么刺激意义的问题”[2][p.58]。
厘清了这几个概念，我们可以对“Gavagai!”这个例子做一个剖析：
如前所述，语言学家翻译土著语的过程中，最先也是最可靠被翻译的话语就是那些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话语，这些事件对于语言学家与土著人都是一目了然的。“Gavagai”就是这样的话语。促使土著人对语言学家的问句“Gavagai？”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时候是当下的刺激，当这一刺激场景出现，土著人就做出肯定回答。因此“Gavagai”是一个观察句，其意义就是它的刺激意义，或者严格地说，在“Gavagai”阶段意义尚未产生，有的只是刺激意义，“在现阶段，决定翻译的只是与非言语刺激之间的相互关联”[2][p.33]，语言学家是根据刺激意义来翻译观察句的。而根据上述的分析，刺激意义不等同于意义，观察句的刺激意义又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这就表明了无论语言学家用什么样的句子来翻译“Gavagai”都没有影响，它们的刺激意义总是相同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根本就没有出现。[2]蒯因在《真之追求》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意义下，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我创造这个词要说明的东西。它并没有说明那个东西，因为‘Gavagai’是一个观察句，可以肯定地整句译为‘(Lo,a)兔子’。”[3][p.44]
（三）指称的不确定性不是翻译的不确定性
也许有人会质疑：即使“Gavagai”例子不能在强的意义上得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弱的意义上，即指称层面上呢？的确，“Gavagai”说明了指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reference)[3]。在“Gavagai”的例子中，虽然“Gavagai”能够被确定地翻译成“Rabbit”，但是当一个人对着一只兔子说出“兔子”或指着一只兔子，在“兔子”或者指这个动作和兔子之间是不确定的，它可以表示一只兔子、兔性、兔子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但即使是这样的不确定也对翻译过程没有造成影响，因为在“Gavagai”的例子中，刺激并不等同与指称的对象。蒯因在《语词和对象》中也一再强调：“当你问土著人‘Gavagai?’时，促使他作出肯定回答的，是刺激，而不是兔子”[2][p.32]。这就说明刺激并非是外在的对象，刺激是一个社会事件，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外在事物。所以刺激意义是根据刺激作出的反应，而不是单纯根据外在对象作出的反应，指称对象的不确定并不影响刺激意义的一致。因此，在“Gavagai”的例子中，指称虽然是不确定的，但由于刺激意义的一致因而翻译仍然可以是确定的，“‘Gavagai’例子至多只是表明了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而不是关于语句翻译不确定性的例子”[4][p.178-183]。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归纳而言，“Gavagai”这个例子之所以不能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就在于“Gavagai”这个观察句的刺激意义和意义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在且仅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它的意义是确定的。但对于非观察的句子，如“Bachelor”,“我们显然不能凭不同说话人之间的刺激意义的同一性就将‘Soltero’译为‘Bachelor’”[2][p.47]。再者，就语词的指称而言，即使我们很明确地说“兔子”指的就是兔子[4]，而不是“兔性”或“兔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试图确定“gavagai”作为一个词项的指称，这样的约定已然渗透了语言共同体的意义，意义已经先在了[5]。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是对意义的翻译，“意义大概就是语句及其翻译所共有的东西”[2][p.33]，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
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蒯因用这个例子来作为原始翻译的起点，也是不大成功的。理由如下：（1）无论语言学家与土著语有多么的疏远，语言学家在用“Rabbit”来翻译“Gavagai”的时候，其自身的语言模式已经发生了作用，他是把自己对兔子的理解投射到土著人身上。所以，当语言学家做出“Rabbit”的翻译时，意义已经先于刺激意义出现了，这多少会给人造成一种意义是先天的感觉，无论这里的意义指的是什么；（2）蒯因认为最先也是最可靠被翻译的话语就是那些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话语，而“Gavagai”就是这样一种话语；（3）
“Gavagai”是一个观察句，只有刺激意义。结合（2）和（3），我们可以推出（4）刺激意义是逻辑上先于意义而产生的，这是与（1）相矛盾的。
但蒯因的这个不大成功的例子却给了我们启发：蒯因的目的是要通过“Gavagai”的例子来说明刺激意义和意义的不同，而只要我们引进了语言学家，我们是无法把意义从刺激意义中剥离出来的。那么，我们如果在进行“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时选择的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儿童呢？那么情况就会是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在蒯因那里，“翻译是作为语言学习的特例加以处理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源自于语言学习过程中对经验证据的超越”[5][p.120]。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来阐述意义的形成机制。
（一）儿童语言学习原初阶段的意义缺席
蒯因赞同弗雷格的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分的理论。然而，仅此意义仍然可以像被弗雷格认为的是一种客观的观念，这样的意义显然是具有确定性的。蒯因要说明意义是不确定的，就首先要指明意义不是先天的。蒯因借助于儿童语言学习理论表明是在语言学习的原初阶段，并没有意义的存在。[6]
蒯因指出，婴儿后期的咿呀学语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个现象。成年人则会利用这一随机性的言语行为来强化婴儿偶然碰到的合适的话语。在蒯因看来，观察句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切入点。蒯因以因而学习“妈妈”这个观察句为例。一个婴儿在妈妈的面庞出现时，或许会随意地发出“妈妈”的声音，而当妈妈听到这一声音的时候，妈妈会奖励婴儿的这一随机行为。这样反复多次之后，当妈妈的脸再次出现时候，婴儿就会发出“妈妈”的声音，完成了“妈妈”这个句子的学习。当然，“妈妈”这一声音的原初发出可以是在多种刺激下出现的，可以想象，婴儿在感到轻风吹过的时候发出“妈妈”这一声音以便获得奖励。当然，对轻风做出如此反应的倾向会逐渐消失，因为它与外在的标准并不一致。总之，在这一阶段，婴儿的学习语言只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根据蒯因的行为主义立场，对婴儿而言，“妈妈”仅仅是一个声音，“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那些引导儿童学会对之做出同样反应的言语反应的刺激原来就是根据某种观念在他那里结合在一起的”[2][p.87]，“我们仍然没有权利把孩子嘴中发出的这些声音首先看作是表示事物或实体的词项”[6][p.7]，也就是说，婴儿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使用词项，至多只是在学说“妈妈”。这里的“观念”我们理解为就是传统的意义观念论所认为的意义。蒯因认为“观念”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语言学习的最初阶段，根本无所谓意义。蒯因指出：“对婴儿而言，母亲、红和水完全是同一类型，儿童一开始并不知道在第一种情况下该说“喂！又是妈妈”,在第二种情况下说“喂！又来一个红的”，在第三种情况下说“喂！再来点水”。它们全都一样：喂！更多的妈妈，更多的红，更多的水。”[2][p.96]
（二）从刺激意义到意义
既然意义不是先天的，那么意义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认为意义是从刺激意义中逐步形成的。意义的缺席并不导致语言无法交流，刺激意义仍然存在，作为一种“通用货币”，“尽管枝杈的具体形状芜杂纷乱，而其整体态势则个个相同”[2][p.9]，它引导着儿童学习被社会所认可的语句。儿童是以刺激意义为途径，通过社会对他反应的奖励或惩罚而逐渐掌握语言的使用。在《语词和对象》的序言里，蒯因就提到了这一点：“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2][p.1]
这也就是说意义是在主体间的交流中形成的。蒯因在这里所要探究的就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所能提供的资料，能够确定多少语言上的意义？”[7][p.115]我们要提前强调的一点是：意义是在交流中形成的，交流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语词，语词的意义严格地说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只有当语词作为句子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才能由句子分配给它。
当一个儿童要学习“单身汉”这样的场合句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有若干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儿童面前。当第一个人出现的时候，语言学家说出了“这是一个单身汉”这样一个场合句；当第二个人出现的时候，语言学家还是说了“这是一个单身汉”。当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儿童也说出了“这是一个单身汉”，那么语言学家给予了儿童一定的奖励；而当第四个人出现的时候，儿童也还是说出了“这是一个单身汉”，而这次语言学家却对儿童进行了惩罚。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儿童终于理解了“这是一个单身汉”这个场合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这是”、“一个”和“单身汉”有了理解，明白了自己受奖励或惩罚是由于“单身汉”这个语词，这就把“这是”、“一个”和“单身汉”区分开来，赋予了“这是”、“一个”和“单身汉”以各自不同的意义。[7]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儿童不得不使自己的语言符合社会的标准，因此，（1）意义就是在人们的交流过程当中磨合而成的不自觉的约定。
然而，即使儿童能够在说出“单身汉”的场合都得到了奖励，这也不能得出儿童对“单身汉”的理解与其他人的理解是完全吻合的。我们虽然是通过刺激意义这个“客观的引力”来交流学习语言。但是，蒯因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客观的引力”的一致，而忘了在通过交往把我们联系起来的一致性下面，有着个体联系方式的千差万别。我们当中没有哪两个人是以同样的方式学习我们的语言的。蒯因指出：“譬如两个人，在所有一切可能的刺激条件下，所体现的言语行为倾向可能完全相同。然而尽管其刺激条件和声音完全相同，其话语所表现的意义或观念却可能截然不同。”[2][p.28]“单身汉”的刺激意义对儿童与其他人来说是一致的，但刺激意义背后的意义则不尽相同。行为倾向并不能完全确定语句（以及语词）的意义。因而，（2）即使在同一时段内，主体之间对某个表达式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重合。再者，这种个体的联系方式对每个人来说，是不断地进化的，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在他一辈子中曾完结他的语言学习。因此，不仅在同一时段内意义不可能完全重合，而且（3）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意义也会随之变化。[8]
由于这三个特点，意义在蒯因看来就不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仅仅是人们行为倾向的显现，但主体间的行为倾向又是不足以完全确定话语的意义的，因而意义是不确定的。以之为对象的翻译也就成了不确定的过程。
四、结 语
蒯因在阐述“Gavagai”例子的时候，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在现实的翻译实践当中其实是不存在这样的原始翻译。同样，我们也认为，以观察句作为起点，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观察句的刺激意义的确定性是我们进行语言学习交流的一个基本前提的语言学习理论也是一个“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刺激、指称、刺激意义、与意义区分开来并具有一种先后的顺序，特别是要在逻辑层面上把意义从刺激意义中剥离出来，否定了意义的先天性。这种区分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区分，同时这种先后关系也只是一种逻辑顺序而不是现实的顺序，在现实当中无论是翻译还是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同时一股脑儿给出的，而不是具有明确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语词和对象》中蒯因要设计一个“原始翻译”，要选择探讨初生婴儿学习语言的历程。
注释：
[1]
大写的Gavagai表示的是句子，小写的gavagai表示的是词项。
[2]
当然，严格地说，在这个阶段，不存在着纯粹的观察句，但是对于这点，蒯因是认为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因而他也多次强调“Gavagai”和“Rabbit”是刺激同义的。
[3]
蒯因最初是把指称不能确定地指示对象称为“指称的不可测知性(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后来在《真之追求》中将之改为“指称的不确定性”。这里的原因，可能是“不可测知性”会有这样一种意味，即指称有“事实问题”，只是我们无法知道。而根据蒯因的论述其意似为即使是指称，也没有“事实问题”。
[4]
这句话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常识的层面上来说的。
[5]
这里实际上就是蒯因在《语词和对象》第二章所提到的“分析假设”。翻译的不确定是发生在“分析假设”的阶段。而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分析假设”本身就带有了翻译者的文化语言模式，是把翻译者对其固有语言的理解投射到被翻译者的语言中。而翻译者对其固有语言的理解，即语词意义的理解，是在其学习其本国语言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的。因此我们这里没有过多的涉及分析假设问题，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更为基础的意义形成过程。
[6]
在此，我们要首先强调的是蒯因否定的是作为一种先天的实体存在的意义，而并不意味着蒯因不承认语句以及语词的意义。蒯因在《论何物存在》中明确指出：“我并不由于拒绝承认意义就否认与此和陈述是有意义的。”
[7]这个过程也是“分析假设”的运用过程。可以看出，“分析假设”是把句子的意义分配给句子中词项的意义，而句子的意义则来自于主体间的交流。蒯因“原始翻译”思想实验中的语言学家的语言模式就是这样形成的。
[8]关于这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意义也仍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语词的意义所依赖的“分析假设”的语义关联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根据刺激意义来确定的，刺激意义是一种“通用货币”，是主体间言语行为的社会倾向的齐一性。这就如同字典一样，字典在历史上是会发生变化的，但字典的变化是缓慢的并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虽然语言的传递必定使得原来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但是这并不代表语言的错误越来越多，因为语言的传递中会改正过去的错误，但又增添新的错误，因此，总体上并没有越来越错误。所以不能因为意义的不确定而把蒯因理解为一个相对主义者。
[ 参 考 文 献
]
[1]（联邦德国）施太格缪勒，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美）蒯因，陈启伟等译.语词和对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美）奎因，王路译.真之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4.
[4] W.V.Quine. On the Reasons for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7, No.6 (Mar.26, 1970).
[5]陈波.奎因哲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7.
[7](日)丹治信春,张明国等译.蒯因：整体论哲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On Quine’s Thesis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bstract: Quine’s “Gavagai” example has
figured too centrally in discussion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ctually，it is only an
example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reference and the determinacy of
stimulus meaning, not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meaning，and what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refers to is the indeterminacy of meaning. The reason
for the indeterminacy of meaning is that meaning, as a kind of
experience, is a convention which achieves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inter-subjects.
Key Words: meaning; stimulation; stimulus
meaning; indeterminacy
（本文曾投稿未果，自娱自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