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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三代珐琅彩与民国和现代仿品珐琅彩的区别

2019-04-13 16:06阅读:
清三代珐琅彩与民国和现代仿品珐琅彩的区别
清三代珐琅彩与民国和现代仿品珐琅彩的最大区别是:珐琅彩真品有金属光泽的蛤蜊宝光,有细密的冰裂纹开片。而民国珐琅彩仿品和现代仿品则不具备这两大特征。因为雍正后期就研究出国产珐琅料了,所以在同一器物上同时出现进口料和国产料,所以有人称《中西合璧雍正珐琅彩》因为进口料的色彩种类少,国产料的色彩种类多。到了乾隆时期全部使用国产珐琅料,没有进口料了;乾隆中后期就开始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珐琅彩料和粉彩料;到了乾隆末期就没有珐琅彩了,全部以粉彩取代了珐琅彩。所以清三代珐琅彩又被称之为:“官窑中的官窑,绝版的宫廷艺术品”。


传世珐琅彩瓷绝大多数属于清宫旧藏,其器表纹样极其精美细致,故早已成为藏家鉴赏追逐的目标。坊间对于此类瓷器制品有很多说法,比如称之为“古月轩瓷”,由姓金名成字旭映者所画。也有的说法认为是由胡姓画匠所画的瓷器,为了显示出处,将“胡”字拆开,是为“古月”。


事实上,“金成”、“旭映”是雍正朝珐琅彩瓷上经常出现的两枚印章,尤其是画有红彩花卉的作品上,一定看得到这两枚印章。

从珐琅彩瓷产烧背景的渊源脉络来看,康熙朝西洋画珐琅器与技术传入清宫创烧之际,必须使用原施于金属胎上的珐琅料施涂于瓷器上,而研磨出来的玻璃粉末尚且必须加胶或调油,才能施涂在器胎上。与旧有一般瓷器的釉上彩不同,康熙时期,造办处尚未能自行提炼这样的彩料,以致许多颜色必须仰赖进口,而透过不同色料的混合调配才能创造出更多的颜色。其中,一类以金发色的金红彩因在清朝前所未见,遂对清宫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持续不懈地研发、试验,希望能够掌握相关技术,开创出属于清朝本土的红色彩料。
透过现在的显微观测,却发现雍正朝其实已能掌握源自西洋以金发色的技术。此一传承自康熙朝,从广东一路到清宫,乃至拓展至景德镇的金红彩,其成就足以和古今中外相互辉映,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对“金成”、“旭映”的最好诠释。
款识有别
雍正皇帝在怡亲王允祥的襄助下,不仅自行炼料,同时透过督陶官年希尧办料、觅匠,让造办处与景德镇御窑厂密切交流。影响所及,御窑厂产烧的洋彩瓷器在用料和纹样布局上,也自然出现了与清宫珐琅彩瓷相似的特色。
对于雍正朝这些珐琅彩瓷、类珐琅彩风格的洋彩瓷,以及不同烧制地点的瓷器如何加以区分,除了彩料、工艺本身的不同外,从款识上也可看出其间区别。
雍正年制款
最典型的雍正珐琅彩瓷是以蓝色珐琅料在器物底部书写“雍正年制”四字款识者。此类款识的珐琅彩瓷器,彩绘纹样和写款的工序几乎都在清宫造办处中完成,属于清宫料款一类。如本文图中雍正珐琅彩红地菊花纹碟、珐琅彩黄地牡丹纹碗、珐琅彩黄地芝兰祝寿图盘、珐琅彩山水纹盘、珐琅彩山水纹碗、珐琅彩绿地月季翠竹纹碗等,均属此类制品。
六字青花款
还有一类制品,如雍正珐琅彩花竹图盘,其底部的款识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青花款,这和珐琅彩瓷“雍正年制”四字料款的表达方式明显有别。但因此类制品搭配的题句、印章与书写风格,都和料款珐琅彩瓷相似,因此可视为是造办处使用景德镇生产的白瓷来画珐琅的例子。
雍正御制款
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都非常重视珐琅彩瓷,影响所及,使得景德镇自康熙朝以来即产造风格与宫廷相似,但用洋彩绘画(部分用珐琅料装饰)、器底写有青花款识的作品。产烧于康熙朝的作品,器底写“康熙御制”;而雍正产烧者则写“雍正御制”。这一方面暗示了康、雍两朝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也标志出它们绘烧于景德镇御窑厂。
就珐琅彩瓷的装饰纹样而言,诗、书、画、印四种元素因鲜见于宫外造作,故堪称之为“内廷恭造式样”的典范。追溯起源,虽然在康熙朝已偶有此种先例,然而因装饰在雍正珐琅彩瓷上的图画、题句和印章,乃至于器底款识,都有更为丰富多元的组合和格式,不仅一举改变了康熙朝的风格,而且在画匠和写字人的通力合作下,诗、画、印三者意涵相通,互为辉映。
此外,经过雍正皇帝特别嘉许的装饰纹样,如青山水、赭墨山水、百花斗方山水,和孔雀纹、飞鸣宿食雁,以及经过审核同意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等装饰纹样,都可视为是表现于珐琅彩瓷上的帝王品位。
诗书画印
诗,指选录自隋、唐、宋、元、明历朝诗人的名句;书,是皇帝钦点写字人的书法;画,乃由画珐琅人执笔或转绘自院画家手稿的图画;印,则为呼应装饰纹样,分别由一组三个词汇所组成的吉祥佳句。如珐琅彩黄地芝兰祝寿图盘、珐琅彩山水纹盘、珐琅彩山水纹碗、珐琅彩花竹图盘、珐琅彩瓷孔雀图碗等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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