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朝谋反的汉王朱高煦正名——原创小说《云鸳吟》前言(续)
2017-01-12 21:20阅读:
《明宣宗实录》接着记载,当时(乐安)“城中黑气黯黪如死灰”,朱瞻基“分命诸将,壁其四门。高煦率叛党伪太师王斌等乘城举炮。大军四门神机铳炮垒发,震如雷霆。其城中乌合之众,环聚城堞,顾望股栗。然迫于威虐不敢引退。从征将士皆争奋请,一鼓拔其城”。但朱瞻基惦念“矢石之下祸及无辜”,不听。经过两次遣人敕谕朱高煦,“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逆党以祸福”,当天就使“高煦狼狈失据,密遣人诣行幄陈奏,愿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躬赴军门归罪”。第二天(八月二十一)就“潜从间道出,为官军所执以献”,使朱瞻基兵不血刃,就达成了这次大规模“平叛”的目的。
一场劳师动众、声势浩大的征讨,竟然以没有实质*河蟹*兵和战斗的结局落幕;一个曾驰骋沙场、极富军事才干和经验,并被指称已经反叛的皇叔辈功王,竟然未做任何施展和抵抗就束手就擒,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堪称罕见,甚至是惟一事例。
那么对先前被朝廷描述得那样狂妄、甚至已经做出反叛部署、“伪”立军政机构并做出人事安排的汉王朱高煦,最终竟没有出乐安城一步,没杀朝廷一兵一将,面对朝廷大军没做任何抵抗就束手就擒,甚至被指称同意与其一起反叛的其他地方的官员、将领也没有丝毫举动和反应等种种不合正常逻辑的情形,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解析呢?
笔者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可以让人们理清缘由。
一是侄皇帝朱瞻基精于权谋,连续释放障眼烟幕迷惑了朱高煦。这一点可以从朱瞻基自判定朱高煦已“反”的八月初一之后,几次遣人致朱高煦的敕书内容和语气中看出。
第一次是派遣太监侯泰所送,前文已提及,主要是说枚青已经供认“叔有督过朝廷之举”,自己不愿意相信,并考虑是小人离间,“今不得不敷露中恳,以明谗者之妄”。
第二次是在八月十七亲征大军到达兴济县,在让从乐安“归正”的护卫军校带榜文返回乐安晓谕民众的同时,朱瞻基又派人给朱高煦送去一封敕书。其中一层内容是说,先前有人说你反了,我还不信,等看到你的奏折,“知王志在祸生灵,危宗社。朕兴师问罪非得已也。”并
质问“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来,事以叔父礼,不亏毫发。今何为而反耶?”二层内容是主动援引了西汉时期的两个案例为朱高煦找开脱理由,说西汉初年的赵王张敖(张耳之子,配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因为谋刺汉高祖刘邦一案而失掉王位和封国,罪谋本来是赵国之相贯高所为;淮南王刘安被汉武帝诛杀,是因其门客伍被促成的。并以“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自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免。若此者多矣。”明示汉王朱高煦还可以向属下推脱罪责,有回旋余地和台阶可下。三层内容是以军威相迫,为朱高煦指明出路,晓以利害,特别是若抗御不从的严重后果。《明宣宗实录》的原文是:“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封国,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甘与小人同死生,或出兵拒敌,或婴城固守,图侥幸于万一,能终保其无虞乎。乌合之众,少有不利,大军乘之,即成禽矣。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以来献,至此之际,王何以施面目。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读书知古,今转祸为福一反掌之间,其审图之。”
从这封敕书表达的意思看,好像只要朱高煦从手下找个替罪羊,就可以被既往不咎,不仅可与侄皇帝“恩礼始终”,而且可仍“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封国”。然而,从前面的所有叙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朱瞻基此番大举亲征,目的就是要剪除他的夙敌和心头之患朱高煦,这些话毫无疑问是用来迷惑和麻痹其叔王的。
第三次是在兵临乐安城下后,朱瞻基又遣人敕谕朱高煦。在他已以绝对优势兵力把朱高煦围困在弹丸小城之中,牢牢把握胜券之后,朱瞻基已用不着再放烟幕弹,因此直接说“今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卫、所、府、州、县官邓真等,并尔护卫军校余丁枚青等,民人王土富等五百余人奏尔反逆,朕皆未信。及览陈刚赍至本上,诬先帝遂及朕躬,尔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计,亲率问罪之师已至城下。尔不来朝,亦不遣护卫及王府官出见,是负固不服。今以诚心待尔。尔能战则战,不能则诣军门面陈尔情,庶得保全始终。如怙终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时再次派人敕谕朱高煦,说明前敕该说的都已经完全明白,无须再申明,让他仔细斟酌考虑。这两次敕谕虽然都属于最后通牒,但仍有你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到我军门前当面解释清楚,还可以“保全始终”的活扣,可以最后麻痹朱高煦,使之不选择拼死抵抗。
二是汉王朱高煦自己决意要“保全始终”。由于封建正史都只讲一面之理,我们无从看到另一方的陈述和解释,于是只能揣测。尽管有无数人重复说过“历史不能揣测”这句话,但对于只讲一面之理的封建正史,对于其中一些明显不合常理、不符合逻辑、有明显破绽的记述,进行必要的推理和揣测是必须的。因此笔者认为,“历史不能揣测”不能绝对化。否则,历史就无从研究,一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就无法被恢复本来面目。
从封建正史言之凿凿地说朱高煦反了,而本具有随父*河蟹*经历和丰富军事经验的朱高煦,却直到皇帝率领亲征大军兵临城下都丝毫无具体行动的反常情形来看,我们有理由质疑封建正史所开列的宣德元年八月初一以来朱高煦的谋反罪证,有极大可能都是朱瞻基以及手下一班臣僚为实现削藩这一目的而捏造的。而只要这些罪证都属于捏造,那么,还原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朱高煦在宣德帝朱瞻基即位之后,对他表示的一系列善意的姿态都是出于真心。因为他作为一个懂得兵要的军事人才,自被贬至乐安小城之后,就应该明白自己已经是虎落平川,大势已去。况且他若真的一直想反,也应该自永乐十五年被徙封乐安后蓄谋七八年之久,选择在朱高炽驾崩,皇位处在交替的非常时期起事,而不会等到侄皇帝即位一年多,各个方面相对稳定之后。在明知反已经几乎没有成功可能,而自己依然享受着王的尊贵,并已经有了十个儿子的情况下,从哪一方面考虑,朱高煦都应没有了反的道理。惟有与侄皇帝调整好关系,才可以两下相安,延续富贵。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侄皇帝好像得到什么误解,亲率大军到达乐安之后,他才决计以只身出城就缚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未反。至于侄皇帝朱瞻基早已坐死了他谋反的罪名,只以让他当面陈情作为诱降策略,那是朱瞻基一方的事,非他能够左右。
三是以一己之身,换得多数部下和乐安城百姓的平安。前面说过,朱高煦自小应该算是行伍出身,古往今来,武侠仗义一直是军队将领凝聚人心、抱结成团,形成战斗力的灵魂。从当年“朴戆鸷勇、敢战深入”且从不与人争功的丘福等一班武将与之交好,并一致拥戴的情况推测,朱高煦应绝非封建正史所描述的那种“勇悍无赖”之人。在朝廷征讨大军兵临城下,侄皇帝一再发出最后通牒之际,他以“愿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躬赴军门归罪”,求得了一夜的时间。这一夜即便如正史所言,“高煦尽取积岁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毁之,城中通夕火光烛天”,也可以想象他一定会反复斟酌思忖许多事情,包括他如率部属拼死抵抗所可能面临的后果,无疑就是无谓地让追随他多年的护卫军士和乐安城的百姓遭受屠戮。尽管作为武人都明白,“战死”要比受缚被处死痛快得多,但朱高煦最终没有听从其属下王斌“宁一战以死,不可为人擒也”的劝谏,而选择了只身出城受缚。此举最现实的结果,就是换得了朱瞻基“下令城中,罪止坐同谋者,胁从者勿治”,除“与之同谋者数人罪不可赦。其余军民被胁从者一切不问”,让乐安城的军民免遭兵燹和屠戮。根据当时朝廷所做出的“乐安千户所、乐安州及所属诸县官吏与亡赖民悉从之”的判断,还有事后皇帝朱瞻基“此州之民几陷于叛逆”之语,可以想见,若朱高煦当时不只身就缚,乐安百姓以及乐安千户所、乐安州及所属诸县官吏将会得到怎样的结局!
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做全文翻译。值得指出并让人感慨的是,文中的“指挥张玉”,就是最先揭发汉王朱高煦“反谋”并作为此次朱瞻基亲征大军军事主将的英国公张辅之父。时隔短短二十七年,父子俩竟然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张辅的父亲张玉,当年帮助朱高煦的父亲燕王朱棣从侄皇帝手中夺江山,并作为“靖难”第一大将,奋勇争先,战死在沙场;而与朱高煦堪称平辈的张辅,此番却是反过来帮侄皇帝朱瞻基谋划剪除叔叔汉王,并担当了亲征大军的主将,如此前后整个对应颠倒过来的情况,不得不让人慨叹历史本身造化弄人,竟然具有这种经典一般的超级戏剧性!而当年张玉所言“诸王蒙患,国除身灭。诬以不轨之名,他日谁为雪冤,受屈万世”一句,尤为震耳,这句没有在朱棣身上印证的话,在二十七年后竟然印证在朱高煦身上。
我们常说“大丈夫应能屈能伸”,一位曾经勇猛善战、叱咤疆场的功勋王爷,最终能甘忍“国除身灭。诬以不轨之名,他日谁为雪冤,受屈万世”,甚至甘落猥琐胆怯之名,以只身主动出城就缚之举,换得了封地多数军民百姓之安,这难道不是大气度?难道不算是大英雄?
力摔皇帝,浴火赴死不偷生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
然而,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明史》在“朱高煦传”的最后,只以“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九个字写了朱高煦的结局,却没写朱高煦最后是怎么死的。根据《明宣宗实录》中,在宣德四年四月,还有作为朱瞻基叔爷爷、也就是在朱棣“靖难”初期援以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精锐骑兵的宁王朱权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听,伏望赦免”的上奏,似乎可以推想,朱高煦在被囚禁的状态下又活了两年多。同时人们也不难想象,曾经叱咤风云,而今身陷囹圄成为“笼中虎”的朱高煦,如果再遇到自己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该会有怎样的反应?
朱高煦被以“谋反”罪名押至北京后就被削去王位,废为庶人,关在朱瞻基专门给他建的牢舍内,名之曰“逍遥城”。对他的最后结局,《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比较具体:“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其中“熟视久之”四字,不仅写得活灵活现,而且非常耐人品味。
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用当今人们习惯用的通俗语言白话一下,说的是已经是庶人的朱高煦被锁链拴着,囚禁在皇帝在大内专门给他建造的“逍遥城”内。或许是在接到叔祖父宁王朱权为朱高煦求情的上奏之后的某一天,皇帝朱瞻基内心有些郁闷。因为叔祖父在这份奏折里,也倚老卖老,公然直接拿宣德元年八月的事情借题发挥,指责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违背祖制,但他却不能接二连三,再像当年对待叔王一样,也给他戴上个谋反罪名,把这位爷爷辈的有功王爷也“武定”了。作为一国之君,内心窝火却没处撒,油然让他想起该去看一下已经被自己关了两年多的亲叔叔。当他出现在被锁链绑缚的朱高煦面前时,可以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熟视良久”四字,说明他们之间用眼神对了很长时间的话。一个说:“你这个坑爹的小子竟然如此阴损,说让我解释,却直接把我骗了来绑在这里,硬按上谋反的罪名,还冤杀了那么多人。看你穿着皇帝的龙袍,不过是个衣冠禽兽!”一个说:“你当年不是挺有能耐么,敢与我争太子位。现在我是皇帝,你再有能耐,却已经成为我的阶下囚。”一个说:“你这个不讲恩义的东西,当年若不是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助你皇爷爷打下江山,现在的皇帝还不知是谁呢!哪轮到你这个畜生!”一个说:“你别嘴硬。现在我就是皇帝,不仅可以把你绑在这里,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杀你就什么时候杀你,还有你的老婆孩子!”话说到这里,性情本暴烈的朱高煦已经怒不可遏,冷不防地伸腿一扫——尽管他带着脚镣,但由于自幼练武,加上把多年的积怨、满腔的怒火都凝聚于这一腿部动作上,一下把不可一世的皇帝朱瞻基摔出老远,跌了个嘴啃泥。一帮随从赶忙一边按住朱高煦,一边扶起狼狈不堪、恼羞至极的朱瞻基。但朱高煦力大无比,几个侍从用尽全力也按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朱瞻基一边躲闪,一边想起宫殿门外有重达数百斤的消防用大铜缸,立即命几位大力士去抬了一口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朱高煦反扣在大铜缸之下。没想到,膂力超常的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横冲直撞,朱瞻基情急之下,竟生出极端阴损的杀机,命人将宫中囤积的木炭搬来,把被扣在铜缸里的朱高煦堆埋起来,然后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炭点燃。眼见着炭火熊熊,越烧越旺,青烟弥漫中,大铜缸由最初的剧烈摇晃到慢慢泛红、透亮、塌陷、熔化……可叹与当年被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同为火字辈的朱高煦,就这样在烈火中得到了他的归宿。
就这样,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最后的结局是惨遭灭门。而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尽管他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三个儿子)中的一支终遭灭绝,也是他所得的阴报和付出的后续代价。
写完朱高煦的结局,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以往读者所看到的有关对朱高煦的记载和描述,一般多是只言片鳞,而且都受《明史》等正史资料“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从少年的“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到最终把朱高煦刻画得莽撞无能,都属于“带着有色眼镜”得出的不准确形象。对此,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就已经认为这是史家“严辞溢恶”,不可尽信,是“成王败寇”的观念使然。另据香港学者赵令扬先生考证,历史上真实的朱高煦并不完全是一介武将,不仅诗作“成一代之规模”,而且书法“雄伟飞动”,也可从一方面订正正史中对朱高煦形象的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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