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止庵：《惜别》
2015-04-24 17:29阅读：
“在这里，一个老人过世，我们就说一座图书馆烧毁了。”
——V.S.奈保尔《非洲的假面具》
惜别母亲
止 庵
我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为我所感知——是那种无法脱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知；回忆起来，却又微不足道，往往连件事儿都算不上。是以总有一种虚幻之感，稍纵即逝。
对我来说，母亲就是过去的一段生活；讲得夸张一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然而这却是很难诉诸文字来表达的。
母亲是个普通的人。不像有的人生前有所建树，或有所创作，他们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自己身后至少暂时保存下来；母亲去世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感到痛惜者正在于此：一个普通人的死，真的就是结束。
当然也可以说：普通人死一次，而创造者死后有可能再死一次——作品之死，乃至名声之死。所谓“创造物”，有可能与一个人留下的遗物一样，自己不扔，死后别人还得扔。历史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摆脱这一命运，不过也还不能就此断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许有些我们现在以为不死的人会陆续死掉。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作品与名声的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普通人反而没有这种危险。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
母亲的“地标”
母亲去世整一个月那天，我独自进城，“旧地重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追寻什么。我乘公共汽车到灯市东口。路口西南角上原来有家香侬餐厅，现已改为北京蒙娜丽莎婚纱摄影东单旗舰店。母亲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曾经在此为她祝寿，当时拍的照片我还留着。沿东单北大街南行，协和医院对面，原是上海餐馆雪苑，现已改为红石头餐厅。母亲和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吃饭，常点的菜是响油鳝糊和油爆河虾，还记得有位倒茶的女服务员，人已不算年轻，上海口音，说话挺客气的。再向前走路过大华电影院，这是母亲和我常看电影的地方，如今装修改造，暂停营业。
我在东单乘公共汽车，到南池子下来。我曾在日记里写道：“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陪母亲去王府井，沿皇城根、菖蒲河走到天安门，在起士林吃饭。”母亲就给姐姐写信说：
“原来的旧河道废了，上面盖了房子，都是那么又低又矮的平民住房，现在推了，重新开通河道，再建公园。配合那红墙．里面建了一排古建筑，这公园是值得一游的。”
此番我重访菖蒲河公园，南池子大街路西的一半已经关闭；路东的一半两头亦挡以铁栏，然错有缺口，可以穿行。里面人迹稀少，花草全无，景色萧疏。问环卫工人，则云冬天谁还会来，西边“十一”前就关了。
我一直走到东华门大街。这天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在华龙街的起士林吃饭。此处亦已面目全非，北面的开放式走廊不见了，店门改了位置，店内也添设了洗手间。问服务员，说是前年春天改造的。母亲的信中记下了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那次点的菜：
“沙拉，奶油汤，方方吃炸鸡卷，我吃的罐焖牛肉，又吃了栗子粉。奶油栗子粉多年未吃了，栗子粉略嫌粗点，奶油是那种带点酸味的，很好吃。”
又说：
“我们在华龙街起士林吃的西餐，让人还想再去。”
大哥和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回忆起母亲的许多往事。
几天后我又路过朝阳门北小街的楼外楼，正是吃饭时候，里面却黑灯瞎火。这也曾是母亲和我常来的地方。几年前换了招牌叫哨兵海鲜，现在干脆关张了。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来，查母亲的信是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那天饭刚吃到一半，突然天色如墨，街上车辆、行人幢幢有如梦寐，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当时母亲望着窗外的那种既惊异又忻幸的表情，此刻犹在我的眼前，鲜明真切极了。
汉语有个新词叫“地标”，也许可以说，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的“记忆地标”或“情感地标”。
我发现，与母亲相关、与她和我那一段共同经历相关的这种“地标”，已经陆续不复存在。它们甚至先于母亲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了。
说得夸张一点就是，母亲虽然离开并不很久，但我感觉她曾经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
和母亲一起看DVD
母亲留下一份目录，列着她生病以后所看的DVD，计二十三页。母亲是个影迷。言谈之中，常常忆起早年看电影之事。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陪母亲看电影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能想起来的是“文革”后重映《龙须沟》，看到一半母亲和我都哭起来——我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家里住的房子，下大雨时到处漏水的惨状。现在那一幕还在我的眼前：纸糊的顶棚上鼓起一个个大包，如不赶紧捅个窟窿泄下积水，那么整张纸都掉落下来了。再就是母亲一连到电影院看了七遍日本电影《追捕》，其中至少有五遍是和我一起去的，这件事她晚年还常常提到。当初公映此片删节颇多，后来我买到完整版的DVD，可惜没有给母亲再放一遍。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先后举办了英国、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瑞典和美国的电影回顾展，地点多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偶尔也在北展剧场或人民剧场。母亲和我都去看了。我还记得那次法国电影回顾展，同时还有美国电影周，母亲和我两边都不愿舍弃，有一天早、中、晚跑了三个地方，看了六部电影。
我们搬到望京后，起初她还大老远地进城去看电影。在给姐姐的信中说：
“我去大华看电影了，现在离退休老人都半价，花了十元，看了黎明、张曼玉的《甜蜜蜜》，很好看，也是得奖的。有了这半价，我每星期进城就可以看电影了，不然我这个影迷一直没怎么看电影。”
后来母亲就不大出去看电影了。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又说：
“我已有过去看电影的辉煌成果，现在也得服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在每天吃过晚饭之后看DVD了。母亲不看国产电视剧，曾评论道：
“编电视剧的没有生活，没有体会，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凭空一想写出来骗人，可笑，没法看，所以我只有等方方晚上放些好的有价值的电影给我看。”
看DVD这事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即使在母亲生病后，除了她几次住院，几乎未曾中断。我晚上偶尔外出，也尽早赶回去，无论多晚，都要看一张碟。母亲则坐在沙发上看书，等我回来。说来我也不知道是她陪我看，还是我陪她看，反正我努力挑选她可能喜欢看的，至少是能够看的；有时候我同时找出几张请她取舍，她总是说：看哪个都成，反正都得看。母亲在信中说：
“我们看碟，有时一部，有时两部，这是方方最高兴的事，我当然奉陪，不看也没事可干。”
“我认为好的电影，会在看完后左思右想，影响睡眠，至于我认为一般或很差的电影，看过后就不记得了，不进脑中。”
我们看DVD时从不聊天，其间有电话打来，也是应付一两句就挂上。电影放完了，往往还要议论几句。母亲的信和日记中提起看过的电影，记下的大多是她当初对我说过的话。如：
“晚上看了波兰影片《卡廷惨案》，想想自己年轻时多幼稚，对苏联无限崇拜，过去的宣传是欺骗人的。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培成读书时，我的好同学何婉毓告诉我，她的表兄去过苏联，实际情况根本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我听不进，热衷于看苏联小说、电影，吃罗宋小馆，还穿了母亲的皮夹克，把那里想象成天空似的。”
“方方说我爱看这种电影：正义战胜邪恶。”
母亲看电影，可以接受好人有坏结局，也就是一般的悲剧；但不大接受坏人有好结局，如某些黑色电影。这反映了她的思想，也折射了她的人生。
“我们看DVD，方方也是为了写书，他要将多本小说与改编的电影对照写一本书，已经动手，而我同看，还要和他讨论。
“晚上看了根据哈代小说改编的电影叫‘裘德’的，方方为了写书，我们仔细看，互相说心得，指出比原著不足的地方太多，实在是一部失败之作。有朋友曾大为夸奖，方方才定了此片作为文章中的一篇。我觉得有些人看电影不那么细心，一带而过，不求甚解。”
这是迈克尔·温特伯顿一九九六年根据《无名的裘德》所拍电影，我在这篇和其他几篇谈电影的文章中，都融入了母亲的意见。
母亲留下的那份目录，上面记着她从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到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看的DVD，计外国和港台电影四百五十部，另有美剧。查母亲和我的日记，这之后她还看了电影一百四十一部以及美剧。
我们看DVD，本来是在晚饭后；母亲病重不能看书，就对我说，白天也看个电影罢。那时她已经不能久坐，在她的座位上加个棉垫子，前面放着助步器让她扶住，片子放到一半，还要搀她站起来拍拍身子。这样一直坚持到她住院的前一天。那晚上看的是荷兰导演本·桑伯加特的《暴风雨》。因为第二天要早起，我看这片子只有九十六分钟，算是短的，就挑了它。没想到竟是母亲一生中所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母亲去世后，有一回我寻找一张DVD，从柜子里逐一抽出之际，忽然想起这些都是与母亲一起看过的，我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她喜欢与否，正所谓“睹物思人”——这种“思”鲜明、强烈到有种将人逼至角落之感，简直难以承受。这与整理母亲曾经读过的书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
母亲为我编选文集
母亲的遗物中有一小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文章的一些标题，这是她为我编选“三十年集”时所做的记录。出版社编辑来电话约稿，正赶上我看见母亲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报告，显示再次发生肿瘤转移，我有关她病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希望遂告破灭，就想让她做点什么留个纪念——虽然我并未对她讲明。
母亲前后花了五天时间编选的这本书，后来取名“河东辑”。她在日记中写道：
“方方应邀编一本三十年集，他说让我协助他选他的文章，我有能力吗?试试吧。”
“上午我还在看方方在他的著作中挑出的文章，再让我精选一遍，我看重这个工作，或许经我再挑选，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方方继续让我代选他的文章，我已弄好，不知如何。我想他所以让我帮助他编此书，也是要给我增加自信力，让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孩子做些事情，打发掉我因病而带来的悲观。他用心良苦。”
过了半年，出版社寄来校样。母亲在日记里写道：
“送快递来了，是方方的三十年集，好重，序言中感谢我帮他编集，祝我健康长寿，我看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之后编辑不断告诉我书快印出来了，但就是总也印不出来。整整一年过去，终于拿到样书，而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了。有一天因为使用激素稍稍清醒，我把书举到她的眼前，对她说，本来我想请您签个名字的。她带点歉意地说，怎么签呢。我这愿望也就没能实现。后来我写文章说，西谚有云“迟做总比不做好”，可是有的时候，迟做与不做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母亲的写作
母亲一直有从事写作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