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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辜鸿铭（1857-1928）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他生于英属槟城，在爱丁堡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一生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文化怪杰”。
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说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尽管成年后才开始自学中国传统文化、但终生支持儒教和满清帝制。辜鸿铭一面被五四青年认为是保守反动的代表，一面又被一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尊为“中国圣人”。辜鸿铭究竟是谁？如何理解他的“怪”？又如何解释他历久弥新的魅力？
在那个疾风骤雨的时代，响彻起文化自信的呐喊。学贯中西的一代狂儒，怀揣“赤子之心”的时代觉醒者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源自珍贵原始底本，零距离倾听辜先生初心。以1914年《中国评论》原始篇目为底本，新增40条考订注释。展示了一百年前的清醒与深刻，历久弥新的远见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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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文 |
来源 | 《中国人的精神》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以成人的理性过着孩童式的心灵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一种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华民族不朽的奥秘是什么？各位应该记得论述开始时，我提出，正是那富于同情心的、真正的人性智慧，使得中国式人性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了那种溢于言表的温顺。真正的人性智慧是同情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是心灵和头脑和谐共生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奥秘就是这种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
你们也许想问我，中国人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如何获得这种灵魂绝美融合的奥秘，从而使得一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青春永驻？答案当然是：取自他们的文明。不过，各位肯定不希望我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就中国文明再行演讲，但我会就中华文明中的相关主题加以诠释。
首先，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根本上的差异。请允许我引用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的一个绝妙见解：“我们欧洲的艺术总是倾向于科学化，几乎每一部杰作都会留下学科分界的痕迹。”贝伦森先生对欧洲艺术的看法，恰好验证了我的观点：欧洲文明本质上是学科分界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分界斗争，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的战争，实际上这就是头脑与心灵——智慧与灵魂——不断冲突的残酷战场。而在中国文明中，至少是过去的两千四百年里从未有过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根本性差异。
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宗教能满足心灵却不能满足头脑，哲学能满足头脑却无法满足心灵。回到中国来看，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具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指的是欧洲语境下的宗教）。中国虽然有道教和佛教，但无论何种庙宇、典礼或仪式都偏向娱乐意义，而不是教化意义。可以说，它们引发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非道德或宗教的情感；它们更有赖于想象力，而非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毋宁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才更为准确。
辜鸿铭书法
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普罗大众缺乏对宗教的情感需求，如何解释这一特殊现象？曾有一个英国人试图给出答案，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在他的儒学研究中提道：
“有超过四十代的中国人都绝对听从同一个人的教导。作为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孔子的教导十分符合受教者的天性。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其头脑十分冷静踏实，对于超那些出自身经验的事物有本能的抵触，也没有来生转世的观念。因此，孔子那套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就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求。” 这位英国教授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孔子的教导，这点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另一个原因在于蒙古人种拥有冷静踏实的头脑，这就完全错了。首先，宗教属于情感领域，与人的灵魂有关，与思辨无关。即使是非洲原始部落的野蛮人，一旦他们脱离纯粹的动物生活、灵魂被唤醒之后，对宗教的情感需求也会应运而生。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头脑冷静踏实，但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显然是比非洲野蛮人更高级的人，当然也拥有灵魂。而拥有灵魂就意味着有对宗教的需求，除非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取代宗教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人缺乏宗教需求是因为儒教已经建成了一套哲学伦理体系，一套关于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理论体系，足以取代宗教。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确实，儒教并不属于欧洲语境中的宗教。依我之见，这正是儒教的伟大之处。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还能令人们不需要宗教，儒教的伟大恰在于此。
1924年在清华，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取代宗教，我们必须找出人类需要宗教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如出一辙，都基于同一原因：人是有灵魂的。以科学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人类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人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发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显然不在于此。像如今中国的这些改良派，他们为了铁路和飞机才从事科学研究，那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科学。过去欧洲的科学家，那些为了科学进步不懈努力，让铁路和飞机成为现实的科学家，他们所考虑的从来都不是铁路和飞机。促使他们推动科学发展、建成铁路和飞机的，是他们灵魂深处对探索宇宙无穷奥秘的渴求。
所以，我才认为，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是出自同一原因，即人类拥有灵魂。拥有了灵魂，人类便不像动物那样只关注眼前，灵魂指引他探索过去和未来，并渴望了解他们置身其中的、奥妙无穷的宇宙。除非人类了解自然界，了解宇宙万物的规律、用途和目的，否则他们会像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孩子，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危险、不安和不确定。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言，神秘的宇宙，是压迫人类的重负。因此，如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人类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人生之谜的重负.....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从而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歌德这样的诗人就不需要宗教，他说：“拥有艺术，就拥有宗教。”哲学让哲学家看清了宇宙的法则和秩序，从而也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不需要宗教，他说：“戴上智慧之冠令能让智者圆满，如同戴上宗教之冠能让令圣人圆满。”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清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从而减轻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所以，诸如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也不需要宗教。
可对于普罗大众呢，既非诗人、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他们生活艰辛，时时刻刻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面临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有什么才能减轻他们身上那“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呢？是宗教。宗教如何减轻这幽晦难明的重压呢？通过给人类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当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而感到迷茫和畏惧时，宗教给了人类的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安全感。这种庇护是一种信仰，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够对威胁人类的力量有绝对控制的能力。当人类面对生活无常、世事沧桑，面对出生、童年、青年、老年和死亡，并由此感到迷茫和不安时，宗教也给了人类的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永恒感。这种庇护是一种对来生的信念。因而，我认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安全感和永恒感，使那些既非诗人或艺术家也非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劳苦大众，得以减轻理解宇宙之神秘的压力。基督曾说：“我赐予你们的安宁，既非世界所赋予，亦非世界可夺取。”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人类带来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能完全代替宗教给人带来的这种安宁，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否则，人类将永远需要宗教。
我曾说过，儒教虽然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那么，它一定是有某种东西，可以像宗教一样给大众带来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们就要把这种东西找出来。
辜鸿铭书法
过去我常被问到，孔子到底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数不胜数。但鉴于时间有限，我只能尝试向各位阐明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贡献。对于这项贡献，孔子自己也曾说，后世的人会因此而记住他，会理解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待我解释完，各位就会知道儒教究竟有什么，能像宗教一样带给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清楚，请各位允许我对孔子生平稍作叙述。
各位可能有人知道，孔子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扩张时期。当时，分封制已经穷途末路，半宗法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亟需发展和重建。这种重大变革不仅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动荡，也会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我曾说过，至今两千五百年间，中华文明不存在心灵与头脑的冲突。但也不得不承认，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历史扩张时期，那时的中国便如同今日欧洲，人们心灵与头脑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彼时，中国人拥有一套庞大的体系，这是一套从受尊敬的这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体系，包括各种制度、规矩、教条、习俗和法律，他们不得不在这套体系中生活。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这套体系不是他们自己所创，也不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
对他们来说，这套体系是惯例，却未必合理。许多年前中国人的这种觉醒，正如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寻根问底的探索精神。那时，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认识到，旧的社会和文明秩序已经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不但要重建一套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还要为其找到新的理论基础。然而，所有为中国社会和文明秩序寻找新理论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理论基础，尽管满足了中国人的头脑的需求，却无法满足心灵的需求；另外一些，满足了心灵的需求，却无法满足头脑的需求。由此，在许多年前的中国，有如今日欧洲，爆发了心灵与头脑的激烈冲突——一种重建社会和文明新秩序而引发的心灵与头脑的激烈冲突，这使得中国人对所有文明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使得中国人想推翻和摧毁所有文明。当时，有些中国人，例如老子，就像如今欧洲的托尔斯泰一样，目睹了这种剧烈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他生于英属槟城，在爱丁堡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一生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文化怪杰”。
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说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尽管成年后才开始自学中国传统文化、但终生支持儒教和满清帝制。辜鸿铭一面被五四青年认为是保守反动的代表，一面又被一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尊为“中国圣人”。辜鸿铭究竟是谁？如何理解他的“怪”？又如何解释他历久弥新的魅力？
在那个疾风骤雨的时代，响彻起文化自信的呐喊。学贯中西的一代狂儒，怀揣“赤子之心”的时代觉醒者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源自珍贵原始底本，零距离倾听辜先生初心。以1914年《中国评论》原始篇目为底本，新增40条考订注释。展示了一百年前的清醒与深刻，历久弥新的远见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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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文 |
来源 | 《中国人的精神》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以成人的理性过着孩童式的心灵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一种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华民族不朽的奥秘是什么？各位应该记得论述开始时，我提出，正是那富于同情心的、真正的人性智慧，使得中国式人性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了那种溢于言表的温顺。真正的人性智慧是同情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是心灵和头脑和谐共生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奥秘就是这种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
你们也许想问我，中国人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如何获得这种灵魂绝美融合的奥秘，从而使得一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青春永驻？答案当然是：取自他们的文明。不过，各位肯定不希望我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就中国文明再行演讲，但我会就中华文明中的相关主题加以诠释。
首先，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根本上的差异。请允许我引用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的一个绝妙见解：“我们欧洲的艺术总是倾向于科学化，几乎每一部杰作都会留下学科分界的痕迹。”贝伦森先生对欧洲艺术的看法，恰好验证了我的观点：欧洲文明本质上是学科分界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分界斗争，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的战争，实际上这就是头脑与心灵——智慧与灵魂——不断冲突的残酷战场。而在中国文明中，至少是过去的两千四百年里从未有过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根本性差异。
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宗教能满足心灵却不能满足头脑，哲学能满足头脑却无法满足心灵。回到中国来看，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具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指的是欧洲语境下的宗教）。中国虽然有道教和佛教，但无论何种庙宇、典礼或仪式都偏向娱乐意义，而不是教化意义。可以说，它们引发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非道德或宗教的情感；它们更有赖于想象力，而非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毋宁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才更为准确。
辜鸿铭书法
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普罗大众缺乏对宗教的情感需求，如何解释这一特殊现象？曾有一个英国人试图给出答案，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在他的儒学研究中提道：
“有超过四十代的中国人都绝对听从同一个人的教导。作为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孔子的教导十分符合受教者的天性。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其头脑十分冷静踏实，对于超那些出自身经验的事物有本能的抵触，也没有来生转世的观念。因此，孔子那套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就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求。” 这位英国教授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孔子的教导，这点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另一个原因在于蒙古人种拥有冷静踏实的头脑，这就完全错了。首先，宗教属于情感领域，与人的灵魂有关，与思辨无关。即使是非洲原始部落的野蛮人，一旦他们脱离纯粹的动物生活、灵魂被唤醒之后，对宗教的情感需求也会应运而生。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头脑冷静踏实，但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显然是比非洲野蛮人更高级的人，当然也拥有灵魂。而拥有灵魂就意味着有对宗教的需求，除非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取代宗教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人缺乏宗教需求是因为儒教已经建成了一套哲学伦理体系，一套关于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理论体系，足以取代宗教。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确实，儒教并不属于欧洲语境中的宗教。依我之见，这正是儒教的伟大之处。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还能令人们不需要宗教，儒教的伟大恰在于此。
1924年在清华，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取代宗教，我们必须找出人类需要宗教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如出一辙，都基于同一原因：人是有灵魂的。以科学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人类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人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发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显然不在于此。像如今中国的这些改良派，他们为了铁路和飞机才从事科学研究，那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科学。过去欧洲的科学家，那些为了科学进步不懈努力，让铁路和飞机成为现实的科学家，他们所考虑的从来都不是铁路和飞机。促使他们推动科学发展、建成铁路和飞机的，是他们灵魂深处对探索宇宙无穷奥秘的渴求。
所以，我才认为，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是出自同一原因，即人类拥有灵魂。拥有了灵魂，人类便不像动物那样只关注眼前，灵魂指引他探索过去和未来，并渴望了解他们置身其中的、奥妙无穷的宇宙。除非人类了解自然界，了解宇宙万物的规律、用途和目的，否则他们会像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孩子，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危险、不安和不确定。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言，神秘的宇宙，是压迫人类的重负。因此，如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人类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人生之谜的重负.....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从而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歌德这样的诗人就不需要宗教，他说：“拥有艺术，就拥有宗教。”哲学让哲学家看清了宇宙的法则和秩序，从而也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不需要宗教，他说：“戴上智慧之冠令能让智者圆满，如同戴上宗教之冠能让令圣人圆满。”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清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从而减轻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所以，诸如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也不需要宗教。
可对于普罗大众呢，既非诗人、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他们生活艰辛，时时刻刻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面临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有什么才能减轻他们身上那“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呢？是宗教。宗教如何减轻这幽晦难明的重压呢？通过给人类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当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而感到迷茫和畏惧时，宗教给了人类的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安全感。这种庇护是一种信仰，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够对威胁人类的力量有绝对控制的能力。当人类面对生活无常、世事沧桑，面对出生、童年、青年、老年和死亡，并由此感到迷茫和不安时，宗教也给了人类的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永恒感。这种庇护是一种对来生的信念。因而，我认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安全感和永恒感，使那些既非诗人或艺术家也非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劳苦大众，得以减轻理解宇宙之神秘的压力。基督曾说：“我赐予你们的安宁，既非世界所赋予，亦非世界可夺取。”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人类带来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能完全代替宗教给人带来的这种安宁，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否则，人类将永远需要宗教。
我曾说过，儒教虽然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那么，它一定是有某种东西，可以像宗教一样给大众带来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们就要把这种东西找出来。
辜鸿铭书法
过去我常被问到，孔子到底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数不胜数。但鉴于时间有限，我只能尝试向各位阐明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贡献。对于这项贡献，孔子自己也曾说，后世的人会因此而记住他，会理解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待我解释完，各位就会知道儒教究竟有什么，能像宗教一样带给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清楚，请各位允许我对孔子生平稍作叙述。
各位可能有人知道，孔子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扩张时期。当时，分封制已经穷途末路，半宗法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亟需发展和重建。这种重大变革不仅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动荡，也会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我曾说过，至今两千五百年间，中华文明不存在心灵与头脑的冲突。但也不得不承认，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历史扩张时期，那时的中国便如同今日欧洲，人们心灵与头脑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彼时，中国人拥有一套庞大的体系，这是一套从受尊敬的这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体系，包括各种制度、规矩、教条、习俗和法律，他们不得不在这套体系中生活。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这套体系不是他们自己所创，也不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
对他们来说，这套体系是惯例，却未必合理。许多年前中国人的这种觉醒，正如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寻根问底的探索精神。那时，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认识到，旧的社会和文明秩序已经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不但要重建一套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还要为其找到新的理论基础。然而，所有为中国社会和文明秩序寻找新理论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理论基础，尽管满足了中国人的头脑的需求，却无法满足心灵的需求；另外一些，满足了心灵的需求，却无法满足头脑的需求。由此，在许多年前的中国，有如今日欧洲，爆发了心灵与头脑的激烈冲突——一种重建社会和文明新秩序而引发的心灵与头脑的激烈冲突，这使得中国人对所有文明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使得中国人想推翻和摧毁所有文明。当时，有些中国人，例如老子，就像如今欧洲的托尔斯泰一样，目睹了这种剧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