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历史的贵阳十月围城
2013-09-09 01:07阅读：
震撼历史的贵阳十月围城
余未人
我与一些饱读诗书的、徜徉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以及热衷于各类艺术的贵阳人聊过家乡，发现人们对贵阳历史的知晓，大多止步于抗战时期，至多推及于民国，再往前追溯，就有些语焉不详了。我自己就是如此。对于不研究贵阳地方志的老百姓，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大多不知道贵阳在三百九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大劫难。那是一次持续300天的、空前惨烈的围城大战。不知为什么，这段恐怖的历史除少数典籍外，极少被人提及。一些史学专著写到这儿，常常只用“奢安之乱”或“安酋之乱”一笔带过，仿佛这不是血流成河的大事件，而只是历史长河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涡流。现在要了解它的详情也许不太可能了。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就是从《明史》以及先人著述中寻找有关的记载，加上对民俗的观察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前期，明朝政权没能摆脱中国历代皇朝的厄运，在腐败的末路上越走越远，官府与民众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而在贵州这一隅，又加上了一重朝廷流官与以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争斗。较为清醒的官员对此也深有所感。贵州提学道刘锡玄在《黔南十集•围城杂录》中写道：“官兵鱼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则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朘削土司，真可痛恨……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颜久矣”。
当时贵州巡抚下属司道，在土司继位承袭时，都要向申报人索取黄金。这已不是个例，而形成了一种陋规。如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帧，利用水西土司安位继承祖父职位的时机，“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二、三千金。”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为安位的叔父。在这种情形下，安邦彦已有反叛朝廷之意。
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在与后金作战时遭遇连败，便令水西、永宁两位土司征兵远赴辽作战。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当时仍慑于朝廷威力而调集了两万兵马至重庆，但明朝廷却拒不发放粮秣，本
应发放的四十万两饷银也只给了十分之一的四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多老弱病残，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这使得矛盾一触即发，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终于起兵反明。
安邦彦得知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起兵后，反明之心愈甚。但他考虑要以自己的官员身份为掩护，就特别赶到贵阳，前往贵州巡抚李枟官邸拜见，“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枟对安邦彦的过往经历有所了解，便审时度势，婉言谢绝。安邦彦徒劳而返。他返回大方后，决定起事。
贵州巡抚李枟预感到大局不妙，忧心忡忡。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增兵益饷。然而明王朝急于征辽，对李枟的请求置之不理。正当这时，李枟被朝臣攻击，于是他六次上疏，乞求退休。朝廷终于决定以王三善出任贵州巡抚，命李枟在王三善未到任前继续留任。时逢奢崇明已攻陷遵义，贵阳危在旦夕，即将卸任的李枟就这样临危受命，坚守贵阳城。
贵阳城内的防务力量十分薄弱。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李橒》列传记载，在奢安之乱爆发前，“时城中兵不满三千，橒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至战守具。”“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李橒以七千兵力对付十万围城大军，其力量的悬殊可想而知。而朝廷对边远之地贵阳的战事根本顾不过来。《李橒•史永安》列传则写道，在安邦彦围攻贵阳时，“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贵阳）不问。”这些史书记载，都可见朝廷内外交困，无暇以顾贵阳的乱局。
为了改变困境，李枟与巡按御使史永安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扩军备战，以应危局，为此李橒与巡按御史史永安“贷云南、湖广银四万有奇，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二，为了粉碎奢崇明向贵州的进攻和渗透，特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提学佥事刘锡元等率兵援川。援川黔军屡战屡胜，相继收复遵义、绥阳、湄潭、正安、桐梓等地。
天启二年（1621年）二月，传闻奢崇明攻陷成都，安邦彦便携其侄子安位反，自称罗甸王。安邦彦与奢崇明皆为彝族。两位彝族土司一拍即合，便联合率军，举起了反明的旗帜。历史上被称为“奢安之乱”。
安邦彦军奔袭贵阳。一路上，水西、乌撒等地的土司也纷纷响应。安邦彦军吸引了彝、苗、仲、汉等多民族民众参加。安军先后攻陷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颇有所向披靡的势头。贵阳城防守力量强大，安邦彦不敢轻举妄动，便采用了“围城”而不攻城的策略。天启二年（1621年），从二月七日至十二月七日，号称十万大军的安邦彦部属将贵阳包围了整整十个月，贵阳周边的苗、仲纷纷加入，城内的汉族因断粮也逃出城而加入安军。安邦彦还对青岩也实行围城的策略，“使其党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围青岩，断贵阳粮道。”这样，贵阳与外界的交通运输、物资补给完全断绝，成为一座孤城。
当年在贵阳发生的这场大战中，主力仍是冷兵器，但巫术与火攻也一并用上了。鉴于当时数位官员赴京朝觐述职，而总兵张彦芳驻守铜仁，都司黄运清在遵义，“橒、永安闻变，亟议城守……城中文武无几人，乃分兵为五”分守于贵阳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李橒把守居于要冲的北门对付安邦彦军，史永安则居大寺钟楼，高高在上监视各路官兵，以防矛盾重重的各支队伍发生内讧。安邦彦军尽其精锐攻打北门，被李橒击退；转攻东门，官军用炮和石块还击，安军又被刘锡元击退。安军日夜轮番进攻，以车轮战来拖垮官兵。
安军造三丈高楼逼临贵阳城。巫术是贵州、贵阳少数民族巫文化的集大成。在1621年的围城之战中，它被安邦彦所率的各民族军首先采用。他们用妇人的巫术、用鸡犬来作法试图取胜。李橒和史永安则让士兵烹猪杂碎和米饭投饲那些鸡犬，以解除巫术。当年的贵阳的森林遍布、豺狼虎豹出没，兽皮也是“武器”。官兵也不得不启用此道，在城楼上张挂虎豹皮以祛除巫术。以巫还巫，形成了一场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巫术大战。巫术之战更是心理战。只要破解了巫术，就胜利在望了。
安邦彦听闻王三善将进兵解除贵阳之围，又加强日夜攻城。李橒奋臂一呼，士卒虽委顿，但见李橒亲自督阵，皆强起挥砍安军。趁着夜色，官军把以死相拼的士兵用绳索缒下城墙，放火烧毁安军建起的三丈高楼。
因不堪明朝官军压榨，城外各民族百姓成为安军源源不断的兵力。在围城战斗中，民众的智慧得以充分展示。他们漫山遍野的砍伐竹子，日夜赶工，编制了一万多个竹笼，用土填于笼中，垒成高墙。他们原先站在城下仰视高高的城墙无可奈何，此时则登上土竹笼，居高临下地监视着城中官兵。见此状况，史永安急忙率领军士将大寺钟楼撤下而建于城墙上与之对垒。安军只得弃笼而去。官军攻出城外，将竹笼垒成的土墙烧毁。
李橒深知处境危殆，他焚烧了书籍冠服，告诫家人，到紧急时刻就地自尽，并授家人以刀环。几近断粮的官军数次冲出城外抢夺安军的粮食。安军被激怒，连连放火将村寨烧毁，以断绝官军的粮食来源。安军自身驻扎到城外荒山坟地。与被围于城中的官军相比，安军能攻能守，能进能退，天地十分广阔。安军又一直西进，攻陷多地。《李橒》列传记载：“又先后攻陷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西数千里，尽为贼据。”当然，这个“数千里”是泛指，并非确数。
贵阳初被围困时，驻守铜仁的总兵张彦芳，驻守遵义的都司黄运清都赶来贵阳营救，曾打败安军于新添。安军用计把张、黄二将诱入龙里，二将皆败。安军计谋多端，故意放官军进入贵阳城，其目的是让他们消耗贵阳的存粮。这一招非常奏效，贵阳果然大困。
李橒、史永安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连连上疏朝廷告急。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等因考虑准备不够充分不能克敌，故拥兵而不进军贵阳。直到天启二年十一月，王三善屡屡被朝廷下严旨要求进兵以解贵阳之危。此时，已经没有他再犹疑踟蹰的时间了。十二月初，他集合将士说道：“失守城池，我们将死于法；攻击敌人，我们死于敌。与其等死，何不与敌拼死乎！”
于是，王三善兵分三路，另两路分别由清水江、都匀挺进贵阳；而他自己则率中路军到了新安，正好与水西敌军相遇。鏖战后，王三善趁势夺取龙里城。此时王三善部下诸将又生议论，欲驻师龙里观察变局再决定应对策略，然而王三善不允，策马先行追敌，气势磅礴。安邦彦见状心生畏惧，疑心对方有数十万兵力，便匆忙出逃。
王三善率领二万七千援兵，分三路历时一个多月，突破安军重重围困赶赴贵阳。于十二月七日直抵贵阳城下，以两万七千对决安邦彦兵力十万，围城的安军被迫全数撤退。贵阳城之围才被解除。解围后，李橒、史永安请王三善入驻贵阳城。王三善却更有远虑，说道：“贼兵不远，我不可即安。”便率兵宿营于贵阳南门外。
贵阳围城解除后，李橒辞兵事而去。李橒确实是守城有功，但在明末腐败的政治氛围下，他也是历尽坎坷，屡受诽谤攻击，他还不断要为自己辩诬，称自己并未如诽谤者所言，向安邦彦的侄子、土司安位索要金盆，自己与安邦彦逆反毫无任何牵连。而守护贵阳的两员大将史永安、刘锡元则互相诋毁，指称对方不忠，欲放弃贵阳而逃，又把李橒也牵扯进去。这一矛盾被吏部尚书等人调解后，应当算是告一段落。谁知到崇祯元年，朝廷官员又以向土司安位“索取金盆”事质疑李橒，只有御史毛羽健执著地为李橒辩护。帝下令川贵总督朱燮元再核查。毛羽健上疏，说明了奢安之乱的缘起，其中有这样的话：“当贵阳告急，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惶惶，已置不问。后知橒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则围已十月。安酋初发难……非橒扼其冲，东南尽涂炭……案金盆之说发自允仪，当年已自承风闻，何至今犹执为实事？”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几经折腾，朝廷总算为当年守护贵阳的李橒做结论辩白，并将这一切记录于《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李橒》列传中。朝廷的正史总是要表彰自己的官员。所以，《李橒》列传中又道：“孤城卒定，皆橒及永安、锡元功。”
值得一提的是，刚回到家乡贵阳闲居的四川布政司参政潘润民，首以千金捐助军饷，并率乡官以及诸生、民兵守城血战，立了大功。贵阳本土人士杨文骢，字龙友，号山子，是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天启元年（1621）在安邦彦进围贵阳城时，杨文骢曾募士随同父亲据守贵阳城。次年，贵阳围解，杨文骢又率众奋起追击克敌。
十个月围城的这一段血战是极其残酷的，贵阳城内的饥饿惨境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李橒》有如下记载：“方官廪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败革皆尽，食死人肉，后乃食生人，至亲属相啖。彦芳、运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
你能想象吗？就在贵阳这片土地上，三百九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草木和破烂皮革都被人吃尽，继而吃人，甚至亲属间相食之事。公然屠人后将人肉上市买卖，还记录了价格，一两银子一斤。
细读《明史》，其对围城结局的描述有二处：《李橒》：“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女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
而在卷二百四十九《朱燮元》中写道，在贵阳北围城五年后的崇祯元年（1628），“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关于贵阳当年在官军和安军血战后所活下来的人口，明史上就有这样三种记载。
历史从来是后人书写，不可能十分准确；即使当年记录，也难免因记录者的身份、观点各异而差之千里。三百九十多年前，贵阳没有户籍档案，也就没法了解贵阳原有人口和活下来的究竟有多少人。而明史中的“户十万”之说，是不可信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抗战逃难从沿海一带迁入贵阳一批大中专学校，又涌入大批难民之后，贵阳处于空前的繁荣阶段，人口也从未达40万，这从贵阳建市的情形可以推断。贵阳是直到1941年7月1日才正式成立市政府的。因为当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规定：“凡人口在百万以上者，或二十万至三十万以上者设市……”也就是说，到那时贵阳的人口才达到二三十万。而1949年贵阳解放时人口为24万。
在明朝中后期，贵阳市人口不可能有十万户。而在围城后所剩的人口数字，也同样的不可信。就算是五百家也至多两千余人，但仅凭这样一点饥民加上官军，不可能在十万安军的围困下坚持整整十个月之久。对此具体的数字，我有些无所适从。
后世修史者也许不无夸张，但“食人”惨象应当是不可排除的。在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战的双方，都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在围城的极度饥饿之中，强人仿佛为猛兽，弱者相当于畜禽。一幕幕惨剧就发生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座美丽城市贵阳在三百九十多年前极其恐怖的一幕。
在对史实难以解释之时，我又在《黔书》和《续黔书》读到关于贵阳的忠烈宫有如下记载可作为辅证：“贵阳壬戌之受围也，城垂现，守者登陴而哭；贼忽见旌麾甲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则南公之捍患也。”这也是史上对那场围城之战的一种有时间、地点和恐怖色彩的具体描述。忠烈宫是元代建造，用以祭祀唐代忠臣南霁云的。很显然，这是在用南公霁云显灵吓退安军的情景，来解释这次官军在围城之战中的坚守。
在所有的明代典籍中，自然都是以官方立场叙事的，将安邦彦等以“贼”代称。而今人的著述，又有180度的转变，有以“义军”来指称安邦彦军的。甚至有的著述在某些场合称义军，但整个文章对“义军”却持贬义而不能自圆其说的。我对这段纷纭复杂的历史缺乏准确而有深度的研究，凭直觉，不能一切都用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观点来解释，围城给贵阳百姓带来的，是生灵涂炭、血腥灾难。故而我只能用“安军”来称呼之。
奢、安之乱历时十七年，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围生灵涂炭。黔、川两省官员皆濒于应付上演了一出出悲喜剧。两地巡抚均死于战祸。庞大的军费开支让明朝廷摇摇欲坠……
历史的风雨早已把屠城的恐怖和死尸的腐臭洗刷得无影无踪，后人见到的，又是一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美丽山城。移民们一批批地拥入，像一粒粒种子，在这里又发芽生根，开花结实，创造了让后人尊敬的文明。这就是历史循环的轨迹。
还有一段逸事不应当遗忘，那就是关于解救贵阳围城之难的名将王三善。王三善（王景隆）有一段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他与苏三（玉堂春）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因苏三系青楼女子，这个故事在《明史》中自然不被提及，但它却被写成小说、传奇，在民间广为流传。戏曲中的“王景隆”的名声，远比战场上的“王三善”知名度高。明朝有万历刊本《全像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其中，“妒奸成狱”一节，就有了这个情节。明末冯梦龙纂辑的名著“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更是事有所依，影响深远。后来，故事又搬上戏曲舞台，即《玉堂春》、《苏三起解》等等。数十个地方剧种都有此曲目。“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唱段。这也是中原戏曲中鲜见的、与解围贵阳城有关的名将王三善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