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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2015-10-06 08:5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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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起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元陆继善摹本后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

　　今天讲关于兰亭的问题，是出于以下的几个考虑：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
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

　　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是其书法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释支遁等朋友及子弟辈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临流赋诗。《兰亭序》即是王羲之当时为这次宴集所做的序文。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兰亭传世，首先同“右军人品甚高”有关

　　中国的书法品评历来书品同人品相关，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书圣，固然同他的书法是以往书法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书法的改革创新者，其审美意识最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有关，但同他的人品、德行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到王羲之和兰亭修禊，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峨冠博带、魏晋风流，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两晋政治并不清明。东晋形势更是严峻，司马氏在南方的这半壁河山并不稳固。北伐连遭败绩，动乱灾异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悲苦。虽然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官僚士大夫纵酒享乐和崇尚清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陶醉其间，其中王羲之就是当时难得的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是东晋极其杰出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以特立独行为人称道，“东床”这一典故就出自王右军。针对东晋当时的崇尚虚谈，不理政务的风气，他以夏禹周文王的勤政批评谢安：“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言语篇》）如果读读《晋书·王羲之本传》，更可以知道，右军爱国忧民之心是何等的痛切。他虽然志存复国北伐，“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但他看清“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对用北伐以达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都给予直接的批评。在兰亭修禊的前一年（晋穆帝永和八年），右军致信殷浩，批评他和桓温是“各从其志”，“未有深谋远虑，而废竭根本”，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在给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忧虑：“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看到朝廷腐败且积重难返，不肯同流合污。在会稽内史任上，他同样极为关心民间疾苦，“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他的辞官誓墓，说明其视功名富贵如腐鼠。同时，右军又是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真挚的人。除忧国忧民之外，对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无不关心痛切。修禊前后，北伐受到挫折，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东土出现灾荒，人民在饥饿苛政中苦不堪言。好友庾翼、许询，其师卫夫人，亲人姨母、孙女新月等先后逝世夭亡。右军内心是不平静的。看看《全晋文》、《淳化阁帖》《大观帖》及《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言及哀痛悲苦的不下数十处。这些施于家人朋友间的书札简帖，最见右军情感性格。否定兰亭的人以《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便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悲夫”“痛哉”的悲观。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嵇康和鲁迅那样“倔强自负”的人了，但谁能说这二人就不悲观了呢！同样王羲之“以骨鲠称”也好，“倔强自负”也好，丝毫也不妨碍其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大丈夫伟人。右军“以骨鲠称”，下面的事例或可作为注脚，《世说新语》卷上“言语”记：“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过契、稷，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右军与许询（玄度）交谊甚笃，这可以从其传世帖中看出，但右军不无视其缺点，甚至在许询卒后，还批评他，受到孔岩告诫致使“右军甚愧”（《世说新语》卷中“规箴”），这确实体现了右军的“骨鲠”，也表明右军在是非廉耻方面的执著。在这方面那些言行皆无所持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兰亭修禊，于王右军不过是一时的“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山水只是“暂得于己”。他的《兰亭序》之所以有后一段的悲观感慨，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是那种及时行乐、乐而忘忧、全无心肝的人，更不是那种无操守，只知奉迎而随人作计以求苟且的人。兰亭修禊之后隔一年，右军不愿屈居扬州太守王述之下，便在父母墓前发毒誓辞官了。蝇营狗苟、仰人鼻息辈，是不可能了解右军内心情感的痛苦的。这一点在认识兰亭全文上尤其重要。

　　王羲之除了其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外，他的人品才能和政治见解，特别是他的忧国忧民的高人情怀，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尊重的，这也是使他的书名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羲之书是魏晋新体，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新体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跋王羲之《兰亭序》云：“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兰亭序帖》千百年来之所以受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之法，其与汉文字的变化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书法艺术主要的构成因素是笔法和结体，所以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并获得独立发展，是在古文字篆书结束、新文字隶书出现的汉魏之际。但隶书依然束缚点画笔法的变化，特别是字体结构的变化。文字使用趋向简便的自然要求和书法作为艺术需要文字更适于结体造势，都促使隶书向楷书演变；章草、古草向今草演变。这方面的代表书家是由汉入魏的钟繇（151－230），其书文献记载有“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是根据用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书体。铭石要庄重，用当时通行的正规书体隶书；章程须明白，用渐渐脱去隶书笔画结构的特定程式化，而更自然平正的楷书；行押因随意流便，用行草。从传世的钟书《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来看，钟繇楷书就还有很浓的隶书形态笔意，可以说是隶向楷过渡的开始。同样，章草因使用和体势适应笔法变化的要求，也渐渐与草书初兴的解散隶势而“粗书之”的古草融合，开始向今草过渡。这种过渡，特别是由隶向楷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及北方，至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社会大动乱而停滞，因为经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一下，自汉末以来，朝廷禁止私人立碑，这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原因。西晋败亡，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碑禁，碑禁废弛后的反弹造成了北方立碑成风。在一次书法史论研讨会上，我形容这种情况，说当时阿狗阿猫都可以立碑。史树青先生插话：“我给连起先生补充一句，阿猪也立碑。”因为他新见到一件十几岁女孩名阿猪的魏碑。这些碑，基本上是隶楷过渡的书体而且良莠相杂，其中一些碑不但文句简陋，字多错讹，有的甚至是直接奏刀。而永嘉南渡后，南方的东晋，经济没有受到破坏，文化迅速发展，隶书向楷书演变很快，过渡很快得以完成。但由于东晋碑禁依然，所以南碑不仅少，而且更鲜有名家之书；而转入地下的墓志，亦在违禁之列。这样，地下的墓志、边远落后地方的碑刻，不能代表东晋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本来传世就不多的前人法书真迹，绝大部分归入皇家内府，一些学书者看不到前代真迹，而辗转翻刻的刻本法帖也笔意走失殆尽，又因考据学的兴起，一些人便倡学北碑，实际是北朝时的魏碑，因为这些碑，无论书法水平高下，因无人垂拓，字口都是清晰的。便重新挑起了南北书派的争论。至广东顺德李文田出，竟以南朝边境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这种几同于北碑的隶不隶、楷不楷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书法，他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评价，从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

　　上世纪60年代中，郭沫若按康生的意思，以南京出土的王兴之等墓志为据，重拾李文田旧说，掀起了兰亭真伪的所谓论辩。这种无视南方碑禁依然，右军无碑书流传，而却要以无名氏的、保守的、艺术水准不高甚至是低下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的《兰亭序》行书，一时给书法史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王羲之书法如果等同“二爨”及王兴之墓志，他就不会被尊为千古书圣。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千古书圣，不仅因为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当时是最高的，更主要的是他的不沿旧习、勇于改革和有所创新。在东晋的书体改革上，王羲之当时是被人寄予厚望的。南朝宋齐间的王僧虔《论书》，记他的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犹法钟、张。”王献之也对其父羲之说过：“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变古形”和“改体”都是说弃旧创新，都证明王羲之（当然还有别人，羲之是代表人物）是书体的改革者。王羲之较早年的《姨母帖》还有很浓的隶书笔意，但即便是右军带隶意的书法，也与“二爨”及王兴之墓志在艺术上有天壤之别，与草圣张芝、杜度等当雁行。其与庾亮书，庾翼称为“神明焕发，顿还旧观”即是证明。后来则完全是新体，所以王书本身是自分古今的。从这个角度，赵孟頫称《兰亭序》为右军新体，是真正了解魏晋书风变化发展的脉络的。所以他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相比齐梁间人，还多一种俊气。

　　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让人看清书风新旧的对比和优劣：公元554年，西魏攻梁破江陵，俘获文士王褒。王褒的书法在南朝被梁武帝评为凄断风流，势不称貌，意深工浅，尤为当妙。但王褒入关，长安贵族翕然并学褒书。当时长安最有名的书家赵文渊（唐修八史被改成赵文深）“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返”被迫“亦攻习褒书”。这并不是说王褒书法有多高水平，而是说变革的、流便的新体，同保守的、拙笨的书体，区别是很明显的。

　　《兰亭序》本身的特殊性，《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

　　书中的特殊地位

　　《兰亭序》在存世王帖中字数最多（一些刻本小楷不计在内），保存原貌最好，不仅书法艺术至佳，而且《兰亭序》文章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这是其他王帖所不具备的。人们临帖学书，要想掌握尽量多的字的结构体势笔法，但大多数王帖都是书札，字数较少，而字多重复，以《淳化阁帖》为例，刻王帖三卷约有160余种，其中的“羲之顿首再拜”等字几乎每帖俱备。特别是个别帖因流传过程中的损伤字，在一再摹拓中被截去，以致不能句读，当然更谈不到文章的艺术性，无由感慨起兴。而《兰亭序》不管是什么本子，几乎都是一个定式，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凡改涂之痕，即便是翻之又翻本，也会依样画葫芦，力求保持原样。宋高宗说：“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赵构《翰墨志》）。所以唐宋以来的书法家，其于兰亭帖的关注、临仿学习，是其他任何王帖不能比拟的。

　　兰亭已经是一个文化体系，或称文化现象

　　《兰亭序帖》出处本身的多种性、故事性，甚至戏曲性可以说曲折生动，复杂而有神秘色彩。最早的记载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与刘餗的《隋唐嘉话》所记就不同；至宋人更是众说纷纭。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就记载了《唐野史》、《南部新书》、《尚书故实》与刘餗《隋唐嘉话》的出处异同，批驳了他们的玄怪谬论。介绍了欧阳修、李之仪、章元发、何子楚等关于定武石刻的发现流传跋语。《兰亭序》流传过程中，还有临本、摹本、刻本等等门类区别，可谓化身千万。兰亭帖书法艺术的变化多端，如前人所指出的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等等，这些，就给学习临仿者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内涵，给收藏鉴赏家提供了众多的不相同的样本，给考据家以发挥学识眼力判断以致想象的广阔空间，从而推进了书法创作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无穷的考证研究课题。《兰亭序帖》名称之多，就是任何帖都无法比拟的。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记云：“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述中，兰亭是被称为“兰亭集序”的，见此书企慕第十六：“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而其后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此段话时，无端改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所以，桑氏也许应当说“晋人谓之兰亭集序，亦称临河序”。后来否定《兰亭序》的人，却说当时只有《临河序》，《兰亭（集）序》至唐代才有，是依托《临河序》增改的，何其荒唐！

　　兰亭序文章本身的一些问题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书摹本兰亭后：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现就东坡的这段题跋作一些补充说明。“良可悲也”，“良可”涂去，“也”字改作“夫”。“有感于斯作”，“作”字改为“文”字。二十一行“一”字改作“每”。这些是东坡没有言及的，因为他看的是刻本，摹本中也只有最忠实于原帖的神龙本（即冯承素本）才能看出来。“已为陈迹”误作“以”，在十八行。即“以为陈迹”的“以”，当为“已”。“亦就今之视昔”，误作“由”。在二十五行，即“亦由今之视昔”的“由”，当为“犹”。这类的误书还有十八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犹”字当为“尤”。二十七行“后之揽者”的“揽”字当为“览”。除“揽”字是避家讳曾祖之名外，其他可以说是右军醉后随便写了错字。而第四行“崇山峻领”的“领”字，当为有山字头的嶺，但标准的兰亭领字无山。到宋代出现了领字上有山字头者，称为“领字从山本兰亭”，评论见前。

　　兰亭序在骈文、赋文兴盛的当时，是一篇很秀美的散文。它没有被收入萧统的《昭明文选》，有人就感到奇怪。实际上文选么，就有可能选或不选。《文选》的编选人自己的《文选序》就所选之文已经定了选文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右军醉后放笔直书，当然不够“沉思”。临时为修禊雅集拟一篇序文草稿，也不用排比夸张，所以也没有刻意显示翰藻。《兰亭序》不见于《文选》是很正常的。鲁迅有段话，大意是说，选集是选家的眼光，而不是作者的特色。但就有为之寻找原因者。如说“丝竹管弦”是字句重复，反驳的人就说班氏《汉书》就有这句话；又说“天朗气清”是“春似秋令”，辩护的人说，“春多气昏，是日天气清朗，故可书”，杜诗还有“六月风日冷”的句子呢。至于东坡所说的十五行“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则是东坡先生自己搞错了。否则，兰亭序就不是三百二十四字而是三百二十五字了。今传世兰亭唐摹善本冯承素本及所谓虞、褚摹本，都没有“曾”或“僧”字。定武兰亭善拓本有“僧”字，晚拓者单人偏旁残而模糊，似只剩一个“曾”字。于是人们就把它当作文中的漏字旁添字，念作“曾不知老之将至”了。其实，有的刻本上，不仅有僧字，其上方还有一“察”字，如薛绍彭本。薛氏刻的是唐硬黄本，就是说也是唐摹善本。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僧”字的表示原底本曾有南朝梁时人徐僧权的“押署”，或称押字。有“察”字的说明原底上有隋代姚察的押字。这些字，有的摹搨者不摹，如今传世的冯承素本、陈鉴本和所谓的虞、褚摹本等。有的就摹了，刻石传拓，时间久了，僧字少了单立人，竟连大文豪东坡先生也上当。还有一种可能，这些字是后加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曾经名鉴赏家寓目。由此也可见兰亭问题的复杂。

　　关于兰亭传本的问题

　　《兰亭序帖》被唐太宗殉葬昭陵，后世所传兰亭，都是复制品。从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现存的兰亭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但从唐代以来的这些各种复制兰亭，依然有其书法艺术的、历史文物的价值。关于《兰亭序》原帖文与书法的问题，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传世《兰亭序》可分为两大类：墨本和刻本。墨本指摹本和临写本。在古代没有影印技术的情况下，复制的方法唐代是响搨，即双勾填墨，也就是摹本。这种方法优点是比较接近原帖，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特别是费时费工，一次只能复制一件。唐太宗喜爱《兰亭序》，曾命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还有汤普彻等摹搨若干本分赐太子、王公大臣。另外一种复制的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都有临本。宋人的记载又增加了智永、陆柬之等临本。唐以后人的临摹本因不被认为是源头出处，所以多不作绍介。摹临本中，宋以后多归为褚遂良名下，也有少数归为冯承素摹或虞世南摹。

　　传世兰亭中，大量的是刻本。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兴盛起来。虽然有些拓刻说是刻于唐或更早，但都没有确实的证据。刻本中也是名目繁多，其中以定武本最为著名。本来定武本只是北宋时流行的刻本之一，最早见于欧阳修记载，并不特别重视。由于黄庭坚等人的赞扬，日益为人所重。李之仪怀疑可能是欧阳询的临本，后渐渐为人坐实。其他还有所谓唐勒石本、唐刻版本以及唐人摹临本的上石本，如褚遂良本、冯承素本等等，基本上也是归为褚摹、褚临者为多。也就是说除定武系统皆谓之欧外，其他几乎都同褚挂靠。兰亭序刻本至宋代越来越多，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指出，自渡南后士大夫家刻一本。据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书记载，宋人藏兰亭有百种或以上者曰：薛绍彭二百种、康惟章百种、王厚之百种、沈揆百种、贾似道八百种。传本名目记录最详者为宋理宗内府，一百十七种。但这些兰亭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偶然有流传至今者，也已经被拆换、挪移、拼配，甚至毁坏到面目全非。而所谓的游相兰亭，不见宋人著录，却自明末以来陆续发现。至于元人对于兰亭的喜爱，可从赵孟頫临跋兰亭序中知其概略。袁清容亦有记载。而且复制仍在继续，陆继善曾勾填唐摹本五份，现在还能看到三件。大德年间，钱国衡曾刻兰亭十种。危素记元陈珠海藏有刻本六十三种。元内府也曾重刻过定武兰亭。至明清，单刻或汇帖中所刻兰亭亦不在少数，如明周宪王《东书堂帖》、文徵明《停云馆帖》、邢侗《来禽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冈斋帖》、陈元瑞《玉烟堂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清冯铨《快雪堂帖》、梁清标《秋碧堂帖》、孙承泽《知止阁帖》、刘光旸《翰香馆帖》、清内府《懋勤殿帖》、《三希堂帖》、曾桓德《滋蕙堂帖》、蒋洲《敬一堂帖》、成清王《诒晋斋帖》等，潘士成海山仙馆前后刻兰亭十六种。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裴景福《壮陶阁续帖》都刻过兰亭。而清人所藏也有不少，如桂馥百种、曾培祺一百二十种、吴荣光一百三十种、徐树均八十二种、孔广陶一百七十二种、吴云二百种等等。还有些私人收藏，这里不一一罗列。

　　综上所述，可知兰亭序帖传本体系庞杂，问题繁多：除数量、种类多以外，字的结体差异、笔画肥瘦，拓本笔画的残损缺失，甚至具体到界线的粗细长短、刻本之石的裂纹石花泐痕等都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有人形象地把兰亭传本及相关问题比作“一团乱麻”，不能理清。实际上，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尽可能多的实物和文献资料，认真当然更要费心、费大力气地加以研究、分析、辨别，兰亭的大部分问题是可以明了的。下面对存世兰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传本，作一大致梳理，并作简略评判。凡前人、今贤论之详者，本文从简。

　　存世兰亭重要传本

　　一、摹（临）本

　　1. 冯承素本（神龙本、唐摹本） 2. 虞世南本（天历本、张金界奴本） 3. 褚遂良本 4. 黄绢领字从山本 5. 陆继善摹本 6. 陈鑑本 7.赵孟頫临本 8.俞和临本

　　附：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二、刻本

　　（一）定武兰亭系统（五字不损本和五字损本）

　　1.吴炳本 2.落水兰亭（包括清内府翻刻本与壮陶阁本） 3.独孤本和兰亭十三跋 4.定武兰亭真本 5.南宋御府本 6.春草堂本 7.明以后出现的定武系统本 ①王晓本②东阳本③国学本④上党本 8.玉枕兰亭

　　（二）其他兰亭拓本

　　1.薛刻兰亭 2.开皇兰亭 3.南宋领字从山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 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 5. 颍上兰亭 6．张澂本 7．郁冈斋本 8．快雪堂本 9．渤海藏真本

　　下面对这些重要兰亭传本做简要的评述：

　　一、摹（临）本

　　1.冯承素摹本

　　因帖首有“神龙”小玺半印，此本原称神龙本。元代郭天锡跋，言及此“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到明项元汴，才坐实为冯承素摹本。项氏跋连冯氏是唐代哪一代皇帝时的供奉搨书人都弄错了，后人仍以冯摹称之。帖上郭右之跋前面的宋人跋、后面的一些元人观款，是从元代吴炳本上移来的。这是徐邦达先生考证出来的。但此帖勾摹极为精细，很多特点都符合米芾书史所记他当时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即此本点画特点，与米芾所论苏太简家第二本基本相同。如“长”字捺笔勾回笔锋，“蹔”字下足，“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岁”字山中笔开叉，“暮”字日下横同大长横重叠，“激”字中间上白下方，静、同、然、不等字皆有贼毫。其中崇字的写法，是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当是从原帖摹出，《集王圣教序》“佛道崇虚”的崇字就是这样写的，可知圣教序此字是从兰亭序集出之字。刻本包括定武本是看不出来的。“每感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中间一横墨色与其他字相同，其他笔画较浅。当是原只写“一”，而又加笔改作“每”的。这种种特征都可证明，此本之摹是忠于原作的，而原作本是右军乘兴而书的一个草稿。所以被认为是存世最佳的兰亭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多种影印本【但《中国美术全集》（共六十卷】所用图片居然也有问题）。丰道生曾经将此本摹刻上石，但妄加了褚遂良、贞观以及政和、宣和、绍兴等印。后来居然就有人将刻本当作了祖本，进而否定神龙本。试问：晋唐宋法书名画，哪有能将这么多玺印集于一身的作品？何况宋徽宗、高宗玺印存世不少，所钤部位更有特定的格式，绝无此刻上的不伦不类。特别是这个冯摹本后面许将等宋人跋，是从吴炳本上移来的。今天，天一阁虽仅存此刻一石，但帖后还有许将之跋。这正是此刻摹自这个墨迹本的铁证。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兰亭序虞世南摹本
　　2.虞世南摹本

　　这是一个古摹本，其“似真”的程度远逊于神龙本，一些兰亭帖书法和改写的痕迹都已看不出来了。种种问题见徐邦达先生的详考，这里只简单评述一下此本定名的由来。此本曾藏于董其昌手，董氏刻之于他的《戏鸿堂帖》卷三，归入王羲之帖中。董氏《容台别集》卷二称之为唐相褚遂良临禊帖。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谈到此帖，也还称“褚临禊帖”。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董氏六十四岁时，才改口称为“似虞永兴所临”，并将其送给了茅元仪（止生）。茅的小妾杨宛跋，称是虞世南临定武禊帖；陈继儒跋，称此帖为虞永兴摹。后人沿袭，便定为虞摹了。后有元“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又称张金界奴本。上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印，又称天历本。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元陆继善摹本后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兰亭序褚遂良摹本
　　3.褚摹兰亭

　　此本是临而非勾摹，书法风格很近于宋代的米芾，后有米芾诗题真迹，因此有人认为这就是米临本。本来很多古摹本被说成是褚摹褚临，都同米芾的评论记载有关。此本后有苏耆、范仲淹、王尧臣、米芾、刘泾五家观款题记，这原本是题在米芾所得苏耆家藏兰亭三本中的第二本上的。米芾题赞指出，苏氏定为褚模，他自己则认为“观意易改误数字，真是褚笔”，也就是说整个兰亭并非褚笔。而且褚笔是指有褚的笔意，同褚摹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后人忽略了，皆以褚（摹临）本视之，只有岳倦翁看懂其意，其《宝真斋法书赞》中便指明：苏氏定为褚，米改正之（后面还将论及）。上述五人题记，还见于各种要冒充苏氏家第二本的兰亭刻本上，尤以领字从山本系统为最，包括此本上的墨迹，当然是伪品。此本有这五题，更直接与米芾的题诗矛盾。后人如盲人摸象般寻找褚摹褚临，但米芾帖后题诗云：“彦远记摹不记褚，要录斑斑记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只记了模（兰亭的供奉搨书人）而没有记褚遂良（模或临）。他自己炒起来的这里却不相信。米老骗人还留有余地，可惜后人非信不可。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兰千山馆黄绢本《兰亭》（局部）

　　4.黄绢领字从山本

　　黄绢本有两种，一为王世贞旧藏，文嘉跋，后有米芾题其所得王文惠公本跋，以证此为褚临。文嘉的跋，碍于王世贞面子而给予夸赞，但他说此本在摹本神龙本之上（见陈鑑本条），则伤害到他自己的鉴定能力了。其领字从山，次字三点，聼字耳旁，皆是从所谓张澂本临出者，字形丑陋，不可能是米芾旧藏本。领字从山本的来历，明清鉴赏家，因没有见到过南宋御府刻游相本，而又要向古善本挂靠，所以在明清汇帖中，名目各异，五花八门。此本今归台北林氏兰千山馆。此本在论领字从山本时还要讨论。

　　黄绢第二本，绢质细而稀薄，色已昏暗，墨少神采而不分浓淡，兰亭大的规模尚存，而细微特征已失。可能是摹而又摹的本子。明人只许初一跋，其他全为清人。曾归梁章钜手，今藏湖南省博物馆。

　　5.陆继善摹本

　　陆继善摹本，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一，石渠称“宋笺本”，刻于《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六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帖后陆氏自跋云：

　　先兄子顺，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其一乃东昌高公物，余窃慕焉。异日见兄用河北鼠毫制笔甚精，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先生、文敏赵公，闻双勾填廓之法，遂从兄假而效之，前后凡五纸。兄见而喜，辄怀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之于兄故隶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复生，唐摹不复见，余年已中，亦不复可为。抚卷增叹。是年十月又五日。甫里陆继善识。

　　从这段跋文中可知，陆子顺曾得唐摹兰亭三卷，陆继善所摹者是“东昌高公物”。陆继善用双勾廓填之法，先后摹了五纸（五份），都被其兄拿去。其兄死后藏品散逸，（后）至元四年（1338）夏天，得此本于其兄过去的奴仆家中。

　　周密《云烟过眼录》有“高仲器铸所藏”条，记有：“唐摹兰亭，极瘦而自然。高子寄跋云：此乃冯承素等所临。”这同郭天锡跋神龙本中所说：“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意思完全一样。可惜人们却没有以冯摹本视之。以帖中的“岁”字山中画开细杈，“暮”字曰下横同中间长横合拼，“蘭”字門左右连笔，“禊”字末笔开杈，“毕”字稍残，“长”字捺笔回锋，“崇”字山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激”字中间为上白下方，静、同、不、死等字皆有杈笔，“蹔”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足”字皆可见贼毫，可证陆摹原本即高氏本，同神龙本（即冯摹本）是来自同一个祖本。但此本第一行最后一字“會”字缺最后两小横。这是陆摹本区别于其他善本的一个主要特点。这是除被改头换面的其他两本陆继善摹本外，其他任何一种摹本兰亭所不具备的。此本为了表示近真，在笔画的锋芒棱角、牵丝连笔处，尤其用心，甚至有的到了夸张的地步。虽不能说是妄生圭角，却也是锋芒过露。陆继善的摹本，较之冯承素本，正有此病。但无论如何，陆继善摹本还是冯承素本之外保留兰亭原帖特征最多的。

　　6.陈鑑本

　　陈鑑藏本，油素纸勾摹，有清内府乾隆玺印而不入石渠著录，或因赏出成亲王。其笔画特点、章法结构完全同于陆继善本。特别明显的是，第一行“會”字缺最后两横。可知其为陆继善摹本之一。后有米芾小行楷书长跋真迹。与其《书史》所记，仅略异数字。可知此跋原是题苏太简家藏的第二本者。裱在元人陆继善摹本之后，当然是拼配上去的。米跋之后，还有宋纸上题“政和六年夏汝南装”一行。接纸为明李时勉、高榖、苗衷、吴余庆、王英、胡濙、徐有贞、陈鑑跋；又清人曹师稷等跋。陈鑑跋，借米跋内容并引米氏《书史》，定此本为“苏氏第二本”。刻本见成亲王《诒晋斋帖》卷一。

　　文嘉在跋冯承素本时曾谈到陈鑑本：“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勾摹，遂搨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兰亭墨迹汇编》曾经影印。其说明中受文嘉的评判影响，定此为陈鑑本人的摹本，其他专家又受安岐《墨缘汇观》影响，索性称此本为伪帖，所以在今天故宫的文物登记上，是以米芾的题跋定名的，曰“米芾题兰亭序卷”。这样，此帖的问世时间，就晚了一百五十年。按帖上绍兴印确实是伪印，作伪者为做呼应，在米跋真迹上，亦钤上了这方伪印。

　　在今天，很多鉴定家相信文嘉之论，一是不知此本的来历。第二则是今天的鉴赏家确实有鉴定的敏感和知识，鉴，看出此本纸墨气息较新，帖上陈鑑以前的古印皆伪；考，熟知书画著录、文献资料，从文嘉跋、王世贞议论到《墨缘汇观》安仪周评语。第三，则是陆继善摹本人们了解的较少。虽然“二次美展”图录曾经影印，但只有两页，况且年代已颇久远。虽然《三希堂法帖》曾经上石。但一般书画鉴定家比较轻视刻本，虽论及而终未能捅破这层窗纸。只有启功先生，法眼燃犀，不为改头换面所迷惑，指出它也是陆继善的摹本。并说：“安得起覃溪老人于九原，一订其《苏米斋兰亭考》一洗陈缉熙之不虞之誉也。”（《启功论书绝句》七七）

　　此本因为有米芾题苏太简第二本跋文真迹，前论褚摹兰亭指出大多数人读之不求甚解，便定苏氏第二本为褚摹本了。只有岳珂明白米芾跋文所指，即苏氏定褚跋，米芾纠正之（见《宝真斋法书赞》卷七冯承素摹兰亭序帖“……考之宝晋《书史》载苏耆家有兰亭三本，内次本……世之模本未尝有也。耆题以为褚遂良，芾辨其非，定为承素辈，且制赞以表之”）。后人则还是要将这苏氏第二本称为褚摹。陈鑑本晚于米跋，但裱在一起，仍被一些人视为褚本。陈鑑本今鉴明为陆继善摹自其兄“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之一的“东昌高公物”，而据周密的记载，当时的藏者跋，定为“此乃冯承素等所临”。同苏氏本无关，同褚摹本更是无关。这里言及，是提醒还要称此本为褚摹的人，不要现身说法做米芾批评的“寻购褚摹”的“后生”了。

　　陆继善本（有陆跋者），非常受人珍视。而此本同样也是陆继善摹本，只是因为被人加了米跋而改头换面，被古今的鉴定家误定为陈鑑所为而不受重视。今天，应还它的本来面目了。（本人有《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见《文物》2006年第五期，可以参考。）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残本（选页）

　　7.赵孟頫临兰亭序

　　传本唐代兰亭，虽有称欧虞褚陆等所摹临者，但几乎都不能确指实认。宋人临兰亭传有帝王书者。从文献到刻本只有宋高宗一人（刻本亦仅存翻本）元代以后渐有名家的兰亭临本真迹，其中以元代赵孟頫最为著名，他对中国书法反思和总结后得出的结论为兰亭是魏晋书法的“新体之祖”。对兰亭用心最著，用功最勤。当然得益也最多。所以被人评为“超宋迈唐，直接右军”。其兰亭十三跋，名气之大传播之广，包括伪作之多，便是明证。其传流于世的兰亭临本真迹，至今还能见到五六件，这些兰亭临本中，除丁氏念圣楼藏本外，都是临的定武本。其中十三跋中的临本，已经烧残。关于赵临兰亭问题我在《赵孟頫临跋兰亭考》一文中曾作过详细讨论，这里只介绍一件绢本。

　　此件赵临兰亭，因同王蒙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装为一卷所以在六十年代出版的《兰亭墨迹汇编》中便当作了兰亭十六跋中的兰亭临本。谈十六跋，必先交待兰亭十三跋。至大三年秋，赵孟頫应诏赴大都，在运河舟中前后十三跋独孤和尚送给他的定武兰亭并在十月十三日“待放闸书”跋后临兰亭一过，下注“同日临此”。同舟有吴森吴静心，亦带有一本兰亭，为宋画士王晓藏本，应吴氏请，赵孟頫为之十三跋照抄并临兰亭一过，针对其本复作二跋，后吴静心卒后吴氏子找到赵孟頫再作一跋，这就是所谓的兰亭十六跋。这一卷包括一件遂初堂本兰亭拓本（卷上也确有尤延之跋）。但王顺伯跋则是伪书。又兰亭图后还有张翥一跋，同书画著录之十六跋完全不同，各家跋互不相干。显然是后来拼凑而成的。赵临兰亭是绢本，而王蒙跋为纸本，赵临兰亭高27.4厘米，王蒙跋高只有24.8厘米，赵临兰亭前后都有余绢而不像十三跋临本后有“同日临此”之语。可见亦非十六跋之兰亭临本。

　　赵临此本笔精墨妙，笔画轻清，临兰亭于生绢之上，锋毫转侧，丝丝入扣，一尘不隔，其点画使转，历历可见。

　　赵孟頫临兰亭，既能放大，又可缩小，小字兰亭还可以说是临的玉枕本，大字兰亭，则为其独创，方回有诗记其所书大字兰亭，明初宋克曾亲眼见过。所以赵临兰亭虽为临书，而见自运。让人既能从中了解学习兰亭的门径，又见赵氏入古出新的艺术再创作。

　　8.俞和临定武兰亭

　　元明清临兰亭除赵孟頫外，再介绍一件元俞和的临本。

　　俞和不仅其书师法赵孟頫，其书学主张亦同赵孟頫基本相同。即崇尚王书，力追晋人。俞和这件兰亭，亦是临的定武本。笔力劲健畅朗，点画刻意精心，他自己也很得意，帖前特书“特健药”三字，按特健药，典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标题云特健药，云是虏语，其书合作者”。论书讲五合五乖，古人称写的好的书为“合作”。卷后陈继儒跋曰：“紫芝笔势洞精，谨严遒劲，似与褚登善共参定武，不愿与欧波比肩也”。这位“飞去飞来宰相家”的陈眉公，惯会贬低赵孟頫却经常因之自曝其陋，俞和书学赵孟頫，人所共知，陈氏却说俞和要与褚遂良一起学定武兰亭而不愿与赵欧波平起平坐！“定武”之名始于宋太宗之时，褚遂良褚遂良怎么能“参”得上呢？真是信口开河到无知而说胡话了！

　　此帖亦藏于故宫博物院。

　　附：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此本《珊瑚网》、《大观录》及近人《萱晖堂书画录》等书皆有著录。汪珂玉《珊瑚网》卷八“赵承旨临禊帖”后录师道（张伯淳）、赵孟籲、仇远三跋，其文确实同此本后三人跋同，但既未言及临的褚摹，也无本款，而后文璧言及帖后题跋则是韩性、宇文公谅、张雨、祖铭四人，而且是跋的赵书千文。吴升《大观录》卷八“临禊帖”后亦有上述三家跋，但吴氏明白记“惜子昂题款失去，当觅补”，可知亦为无款之书。同《萱晖堂书画录》著录是否一本，大有疑问。我看到的最早印本，是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兰亭大展所印的《兰亭大观》，后《中国书法》赵孟頫卷亦收入。但最清晰的影印是《宋元明清书法丛刊》。据《萱晖堂书画录》所记，此本是“白麻纸本”，同前论两本比较，此本兰亭有“界乌丝栏”。帖文下钤天水郡图书印，虽残破不清，亦可望而知其伪。而后面小楷款书一行“至元辛卯秋日临褚河南禊帖正本，孟頫”。至元辛卯（二十八年，1291）赵孟頫三十八岁，属赵氏壮年，其时之书则为早年。而这款书，是学晚年赵书。款书“孟”字“子”下左右各一点，不能说没来历。赵孟頫跋钱选《八花图》即是这种写法。但风格不同，水平更不一样，是明显的伪书。特别是较兰亭字的大小很不一致，放在一起，显得局促而比例失调。款书下因纸太狭窄，已经无法钤印，可证款书小字是明显后添上去的。吴升所说无款兰亭要寻觅题款者，当非此明显伪物。而帖后张伯淳、赵孟籲、仇远跋，相互距离很大，更衬托其款书为后添，题跋是拼配。此本同前述两本，结体用笔、点画牵连、气格形态完全一致。第一行會字亦缺末二笔，聽字耳旁轻重过分，同、然、不、死等字杈笔也完全同于陆摹原本和陈鑑本，而笔画似更稚嫩虚弱。枯笔、杈笔字及破损处的描摹留白，也比前两本要少得多。更像一个半临半摹本。但其规规于形似的特征则完全一致。

　　此本与陆氏原装本和陈鑑本相比，水平较差，我怀疑这或是陆继善所摹五纸中的第一纸或第二纸，也就是说，是陆氏最初的不太成熟的摹本，或是被动过手脚、或竟是陆继善摹本的再摹。但第一行“會”字缺最后的两小横笔是陆氏摹本系统的铁证。其他字的异同比较，都不抵此字特征所起的决定作用。认识到这一点，那个后来加上去的伪赵孟頫款所谓的临褚河南禊帖正本云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当初陆继善所摹之本是“东昌高公物”，周密将其归为冯承素系统，再言什么褚摹，便是被伪赵款迷昏了头脑，因为后配的真跋和伪款，都是不能正确说明问题的。何况张、赵、仇三跋，亦无一字言及什么褚摹呢！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徐华志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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