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简爱》和《致橡树》的互文性解读

2013-09-30 22:5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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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爱》和《致橡树》的互文性解读

内容摘要：《简·爱》和《致橡树》虽属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在主题思想、艺术形象、审美意象、作者立场等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在对比阅读中形成了鲜明的互文效果。
关键词：《简·爱》《致橡树》互文性

“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简·爱》（1847年）和二十世纪中国女诗人舒婷的代表作诗歌《致橡树》（1977年）虽属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但在主题思

想、主人公形象、审美意象、作者立场等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具有互为解释、互为补充的阅读融合性和审美意境的统一性，显示了鲜明的互文性特征。
一、简·爱形象和“木棉”意象互文
《简·爱》中的叙事主人公“我”和《致橡树》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在形象内质上形成了互文。在小说《简·爱》中，第一人称叙事角色和主人公简·爱合二为一，而《致橡树》也以第一人称的抒情角色——“木棉”做为诗人自身的代言者，以此直接表现诗人的爱情理想，可以称之为诗人的精神表白。在小说《简·爱》中，主人公是一个平民女子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那种无病呻吟的上流社会的小姐，这一形象代表了十九世纪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欧美女性运动，表达了来自平民女性内心要求两性平等的强烈愿望，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大胆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她大胆地爱上了贵族罗切斯特，而得知罗切斯特已有妻子后，她又果断地离开了他，不像庸俗的下层女子那样，甘愿充当上流社会男子的情妇甚至玩物；后来当爱上帝甚过爱人类的圣·约翰向她求婚时，她又断然拒绝，并不执念于感激之情而委屈顺从；最后当罗切斯特的妻子死后，虽然罗切斯特已经双目失明，她却主动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简·爱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追求，而这种对自我独立意识的追求，正是处于觉醒之中的新型女性的的特征。《致橡树》作为诗人舒婷的爱情宣言，同时也是对自我独立人格意识的确证。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我”用木棉这一意象的独白口吻表达对爱情的主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2]，这个“我”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追求，诗人不仅仅单纯地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诚挚和坚贞，而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理想和信念。在爱情世界中，不是像“攀援的凌霄花”借爱人炫耀自己，也不是像“忘情的鸟儿”盲目地依附，也不是像“泉源” 忘我地奉献，更不是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自我的独立。这一爱情关系中的抒情主人公，在反叛传统道德惯性的同时确认自我独立的理想追求。在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这种个性宣言也是正在萌芽中的现代反抗意识的显现。历史的苦难遭遇使舒婷这一代人不再轻易相信来自于传统社会和政治权力话语赋予的所谓“理想”和“道德”规范，诗人的自我意识来自于过去的苦难经历中，生成于个人的体验和思考中，唯有依恃自我的独立意志，才能走向精神的新生，对于爱情来说，亦是如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苦难不幸的人生遭际也使她形成了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寄宿制学校冷酷严苛的教育、担任家庭教师时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以及上流社会的傲慢和无情都在她心中留下了深深和印痕，无形之中激起了她对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的怀疑和蔑视，并使她笔下的主人公成为一个清醒的反抗者的形象，在这部自传式的小说中，简·爱敢于在恋爱和婚姻方面冲破阶级鸿沟和社会习俗，又敢于大胆反抗当时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宗教信仰方面，她也是个大胆的反抗者，当圣·约翰责备她不爱上帝时，她很干脆地回答说，她只相信能为人间带来幸福的上帝。这种对传统教育和宗教信仰的怀疑和抗拒，表现出叙事主人公的反抗精神，也充分展示出新型女性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反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简·爱》中的叙事主人公“我”和《致橡树》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之间在形象内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并列性，读来颇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契合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互文效果。
二、罗切斯特形象和“橡树”意象互文
《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先生形象和《致橡树》中的“橡树”意象在形象塑造上也形成了互文。在《致橡树》中，诗人通过“我”，以橡树为对象表达了爱情的理想和信念，诗中的橡树作为特定的抒情意象，是诗人理性中的情人的象征。而《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形象和“橡树”的人格指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橡树是高大挺拔的，有内涵的，并且有着迷人的魅力，“高枝”和“绿荫”就是一种形象的意指。罗切斯特先生出生贵族，仪表不凡，富有魅力，也许他可以满足于贵族阶层的纸醉金迷而毫无知觉，但他却有着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一样的独立思想和人生立场，对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感到极度厌烦，他愤世嫉俗，所以故意盛气凌人，以此来表现他和周围一切的格格不入。他虽在家里开舞会接待那些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贵妇人，但又对她们嗤之以鼻。而当简·爱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他却从这个相貌平凡的下层女子身上看到了希望。因为简·爱有理想，有追求，她聪明而谦逊，倔强而善良，沉静而热烈，具有崇高优美的性格特征，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这也正是新型女性的魅力所在。罗切斯特从简·爱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愿做服附庸的高贵爱情，渐渐从傲慢的外表下展露出一颗温柔的内心，简·爱也渐渐透过他的外表了解到他的内心，逐渐从怕他到最后爱他，从而使他们的爱情显得崇高而脱俗。我们可以看到，用橡树的“高度”、“威仪”形容罗切斯特的独立特行的伟岸形象正好相得益彰，用刀、剑、戟一样的“铜枝铁杆”形容他与贵族社会的互不相容则恰如其分，橡树的整体形象不仅展现了他独立的人格理想和感情立场，也显示了他深厚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由此，罗切斯特形象和“橡树”意象在阅读视域中形成了相互交流和补充的互文效果。
三、主题精神互文
对照阅读《简·爱》和《致橡树》，给我们的主题印象是，当读者可以进行创造性联想组构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把《致橡树》做为《简·爱》的题诗来理解，也可以把《简·爱》作为《致橡树》的抒情背景来看待。当我们试图打破文本中心，将两篇作品进行交叉融合时，可以感觉到，两篇作品虽在外在形式上、篇幅上存有巨大差异，但这并不能掩盖二者在主题精神实质上的内在呼应和统一。作为不同的文学文本，二者在空间与时间、历史与共时的聚合中，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语言链。二者不同的外在形态中散发着共同质地的精神光辉，在并行的关联中显现了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具体表现在叙事主人公形象和抒情主人公形象互文，从而表达了相同的女性精神主题。
《致橡树》还以浪漫的抒情形象传达出其与《简·爱》在主题上的互文性内容：“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霓虹。／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3]。可见，《简·爱》和《致橡树》虽属于不同体裁的文本，但叙事主人公和抒情主人公从形象特点和精神内质两个方面形成了对应性互文效果，都表达了在人格平等、个性独立的基础上比肩站立，风雨同舟的诚挚爱情，共鸣的思想和灵魂扎根于同一片土地上，同甘共苦，冷暖相依，共担生活磨难，共享人生灿烂。这一主题在两个不同的文本中形成了立意和形象高度的相似性，互相拓展了文本接受的关联域，互为“文本的文本”、“印记的印记”^[4]，从而使读者在与文本的对话理解中形成双重文本和超文本的共鸣场。在爱情的同一母题下，两位作者均表达出了相同的内心感受和爱情主张，均以直抒胸臆的坦诚的语言形成了作品直率的风格，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精神追求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凸显了二位女作家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参考文献：
[1][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3]阎月君，《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4]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5]祝庆英译，夏洛蒂·勃朗特著，《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6]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付玉东（1980—）男，汉族，甘肃人，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高职语文教学及文学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新疆库尔勒经济开发区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收信人：付玉东
邮编：8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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