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赵佶之前,诗、书、画、印的结合虽然有人倡导,但终究未成现实,虽然画论中也偶有记载苏轼、米芾等人题画云云,如钱杜在《松壶画忆》中云:『画之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犹是细楷一线,无书两行者。唯东坡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矣。』②邓椿在《画继》中亦云:『然公(米芾)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予止在利倅李骥元骏家见二画,其一纸上横松梢,淡墨画成,针芒千万,攒错如铁。今古画松,未见此制,题其后云:「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各分韵赋诗,芾独赋无声之诗」,盖与李大观诸人夜游颖昌西湖之上也!』③然这些记载仅仅是说苏轼与米芾在画面上有题字,但所题的内容并不是诗文,亦无印章,而且从目前传世的作品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根本没有题款与印章,米芾更是无一幅作品传世。这一时期其他文人画家的作品中亦绝少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形式,且对诗、书、画、印融合的相关文献记载亦少之又少。

北宋 赵佶 草书纨扇 直径28.4cm 上海博物馆藏
这个文人画高度发达与成熟的艺术形式却戏剧性地在赵佶的绘画艺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