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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派
台密所依用之经典为大日经七卷、金刚顶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一字顶轮王经五卷、瑜只经一卷，并
唐密曼荼罗称五部密经。其主要流派有三，即：根本大师流、慈觉大师流、智证大师流，各以最澄、圆仁、圆珍为代表。(一)最澄被尊称为‘传教大师’，唐代时来华，于灵岩寺，从顺晓阿阇梨受金胎两部大法及诸学，返日本后，揉合天台与密宗教义，创立日本天台宗，特以止观（天台圆教）、遮那（密教）为修学之规矩，提倡‘圆密一致’说。(二)第四祖慈觉大师圆仁亦来华，就全雅阿阇梨习金刚界之灌顶，又就元政阿阇梨习金刚界法。另于青龙寺，就义真阿阇梨受胎藏、苏悉地两大法，就法全阿阇梨受胎藏大法。其主张与最澄之说略异，谓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提倡理密事密、理同事别之说，亦即释迦与大日就理而言，二者相同；就事而言，则有差别。(三)第六祖智证大师圆珍亦曾至我国，从般若怛罗三藏学两部密印，又从智慧轮三藏习受两部秘法，从法全阿阇梨受金胎苏三部大法。其主张与最澄、圆仁之说差异较大，阐明圆密二教之差别，立‘显劣密胜’之说。
台密三流
最澄、圆仁、圆珍三人分别传承之密教，称为根本三流、台密三流。其中，圆仁之弟子安然为台密之集大成者，提倡‘理同事胜’之说，以为大日胜于释迦。圆仁门下又有慈慧大师流（又作川流）、皇庆流（又作谷流）等二流。集事相之大成者为皇庆流，复分出院尊、三昧、佛顶、莲华、味冈、智泉、穴太、法曼、功德、梨本等分流，合称台密十三流。此外尚有‘山寺六流’之称者，即上述之三昧、穴太、法曼，与穴太流分出之西山、叶上等二流，再加上智证大师流。[台密九流相承、阿娑缚抄卷六合灌记、圆密二教名目、密教发达志]一、最澄入唐求法与日本天台宗的创立
入唐求法经过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字广野，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元年(767)生于近江滋贺郡古市乡。他的祖上是归化日本的汉人。父名百枝，母亲是应神天皇的第九女，出身显赫。他自幼喜欢学佛，12岁便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出家，学习唯识章疏等。20岁在东大寺受具足戒(《显戒论缘起》则称：“延历四年四月四日，大师十九岁。”或系实岁)。因见奈良佛教界充满腐败混乱现象，当年七月，便独自到平安东北方的比睿山上结庵修行。“每日诵读《法华》、《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经”(《传教大师全集》卷5《睿山大师传》)，并修禅观。他在此期间，著有《愿文》一篇，感叹：“悠悠三界，纯苦无安也；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为了救度众生，他在佛前发五大愿：
以无上(菩提)第一义，发金刚不坏不退心愿，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还，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还，不才艺(其二)；自未得具足净戒以还，不预檀主法会(其三)；自未得般若心以还，不著世间人事缘务，除相似位(其四)；三际中间所修功德，独不受己身，普回施有识，悉皆令有无上菩提(其五)。
他以勇猛精进的大决心，要求得六根相似位(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为圆教六即中第四之相似即位)，求得照理心(能以佛陀或高僧的言教鉴照自己的灵心)，具足净戒，求得般若心，并以此回向有识(为有情之异称，即众生)，充分表达了他的舍己为人精神。他还说：“伏愿解脱之味独不饮，安乐之果独不证，法界众生，同服妙味。若依此愿力，至六根相似位，若得五神通时，必不取自度，不证自位，不著一切，愿必所引导今生无作无缘四弘愿愿，周旋于法界，遍入于六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尽未来际，恒作佛事。”(《大正藏》卷74第135页)可以看出，他是以实践“利他”的“菩萨行”为宗旨，发誓“未得般若心”，便决不回到世俗社会中去。
此后，他从收藏天台宗典籍的寺院借来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以及《维摩经疏》等来抄写和研读，对天台宗的义理产生了极度的兴趣。于是，便在比睿山开始讲说和传授天台教观，名声愈来愈大。延历七年(788)他在四众资助下，在比睿山上建一乘止观院，作为弘法的中心，并派弟子到各地寺院抄回大量天台经籍收藏。
最澄在比睿山传授的情况很快就引起桓武天皇的重视。延历十六年(797)，天皇召请最澄参与“内供奉”十禅师之列，敕“以近江正税，充山供费”(《睿山大师传》)。有了朝廷的支持，最澄传教的决心更大，从延历十七年开始，他每年十一月在比睿山举行“法华十讲”的法会(分十次讲完《法华经》)。延历二十年(801)，还邀请奈良佛教界的十位著名高僧来参加法会，他在会上宣讲“天台三大部”。此后，他又应邀至高雄山寺宣讲“天台三大部”。从此，他在佛教界的名声大振。
为了进一步领会天台宗的真义，他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思想，在上奏天皇的文疏中，指出当时奈良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派是三论宗和法相宗，它们都依“论”立宗：三论宗以《中论》等论为依据，法相宗以《成唯识论》为依据，而“论”是发挥经义的菩萨说的，是“末”。而天台宗则是依《法华经》立宗，“经”是佛说，是“本”。故应当将天台宗传入。他请天皇派他入唐求法。声称自己虽多年弘宣天台宗，但“每恨《法华》深旨，尚未详释，幸求得天台妙记，披阅数年，字谬行脱，未显细趣。若不受师传，虽得不信。诚愿差留学生、还学生各一人，令学此圆宗，师师相续，传灯无绝也”(《睿山大师传》)。天皇准奏，便派最澄为“天台法华宗还学僧”(短期修学天台宗，学毕即行回国)入唐求法。
延历二十三年(804，唐贞元二十年)，最澄携弟子义真为翻译一道入唐。在明州(今宁波)登岸后，到达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在龙兴寺，拜见应台州剌史陆淳之请来此寺宣讲《摩诃止观》的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从受天台(一心三观)教法，并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受大乘“三聚大戒”(指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随后，最澄又登天台山，礼拜智者大师肉身塔，从佛陇寺行满受法。道邃和行满都是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师(711—782)的法裔。湛然被称为唐代天台宗中兴之祖，著有《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提出“无情有性论”、“理具三千说”等，发挥了天台的思想。他门徒极盛，“瞻望堂室，以为依怙”(《佛祖统纪·湛然传》)。学徒中不少是名僧、缙绅大臣和著名学者。最澄成了接受湛然嫡系传法的第一个日本僧人。行满对最澄十分友好。他帮最澄延请了几十名经生抄写天台教典，共抄得128部345卷(见《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临别，他给最澄赠诗道：“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何当归本国，继踵大师风。”(《传教大师全集·显戒论缘起》)
最澄拜别行满后，又到天台山禅林寺从翛然受禅宗牛头法融一派的禅法。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上旬，离开台州到达越州首府(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镇国道场顺晓和尚受密宗灌顶，并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罗、经法、图像和道具等。顺晓是唐玄宗时在中国传布密宗的善无畏(637—735)的再传弟子。同年五月(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这样，他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四种传授，并带回经书章疏230部460卷、《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
最澄归国后，受到了桓武天皇的高度重视：“帝王迎安内里。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捧奏状公家，赐显密弘通公验于大师”(《圆密宗二教名目·传教大师》，《大正藏》卷74第437页)。天皇在敕文中还说要将最澄带回的教籍书写“流布天下”，命人送奈良七大寺。又敕在京都北的高雄山寺设立法坛，由最澄为道证、修因、勤操、正能、正秀、广圆、丰安、灵福8位高僧举行密教灌顶仪式，并特命石川、柽生2位禅师代天皇受灌顶传法。
有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最澄便抓紧时机在日本正式创立天台宗。在最澄之前，日本已建立了4所戒坛，即大和东大寺、下野药师寺、筑紫观音寺和近江延历寺，这些都是小乘戒坛。就是当年鉴真所传的大乘戒也都没有脱离小乘的局限。而且，当时南都六宗对全国佛教控制甚严，出家僧人都要到南都受戒得度，象僧正、僧都、律师等，都须由南都六宗的人担任。最澄深感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他便于归国后的第二年，即延历二十五年(806)，向桓武天皇上表，请求在六宗外增加天台圆宗，声称：“我日本天下圆机已熟，圆教遂兴……法华一乘机，今正是其时。”(《传教大师集》第二卷《守护国界章》)他奏请朝廷每年准予各宗度僧出家，“更加天台法华宗”，建议各宗度僧之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天皇下诏准奏，命各宗按最澄所奏之数度僧，要求对所度之人先行考试，强调重视义理和戒律，又规定各宗所度僧应修学业，其中天台宗所度2人，一人读《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人读《摩诃止观》。这样，在原来的奈良六宗之外，天台宗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
与此同时，最澄还向朝廷提出设立大乘戒坛，理由有两方面：一是大乘佛法的目的是镇护国家，要想国泰民安就应扶植大乘，扶植大乘佛教就必须培养大乘僧侣，培养大乘僧侣就必须按大乘戒律传教；二是戒、定、慧是三位一体的，大乘圆戒应当配以大乘戒律。睿山是修持大乘圆教定慧之地，应配以大乘圆戒。他根据天台宗的受戒程式，认为根据《普贤经》礼请释迦牟尼为菩萨戒和尚的为大乘戒，而依小乘律请现前十师，白四羯磨(指受具足戒时，羯磨师向僧众先告白某某提出的出家要求，称为“白”；然后三问僧众造成与否，称三羯磨。合称“白四羯磨”)为小乘戒。当时，僧统曾向天皇上表，反对他的说法，声称：“授戒法者，前佛后佛，所说是一，西国东国，仪式无二。”(《显戒论》卷中)对此，最澄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他说：
菩萨授戒，权实不同；小乘授戒，随机亦别。言仪式无二者，若约大小二戒无二者，有违教失。若约小乘教无二者，四部之别，何以可别；若大乘无二者，《地持》、《梵网》作法不同，何有无二？具如疏、料简也。(《显戒论》卷中，《大正藏》卷74第607页)
因为大乘可分权大乘(别教)和实大乘(一佛乘)，小乘是随机施教，其授戒方式当然有区别；说“仪式无二”，显然是不对的。而且从经文中看，小乘“四部”中所说的仪式有不同；大乘《地持》、《梵网》等经中所说的也有区别。所以，他说：“今天台年分学生，并回心向大初修业者，授所说大乘戒，将为大僧。”(同上)
与此同时，最澄在比睿山建一乘止观院(根本中堂，后改称延历寺)，为弟子举行在日本未曾有过的大乘戒授戒仪式，完备各种读经、修行、修法的宗教制度。他将天台宗学业分为“止观业”和“遮那业”两大类。“止观业”即法华圆教，“遮那业”则为真言密教。无论是修习“止观业”还是“遮那业”都必须先受菩萨大戒，成为菩萨僧，然后才能矢志学习。他称“止观业”和“遮那业”是圆教的定慧二学，而菩萨大戒即为圆教的戒学，因而圆、密、戒便构成了天台宗的定、慧、戒三学。此外，修习“止观业”的学生还应通过修四种三昧的禅观而成就其观法。总之，通过天台的定、慧理观，真言的心、口、意三密和大乘戒的遮恶持善和禅功能的以心传心，使法华圆教达到圆融统一的至极境界。他在比睿山又建法华三昧，选僧众“昼夜不绝，奉读《法华》大乘经典”并将《法华经》、《仁王经》、《金光明经》三部“护国经”，命弟子每日读诵。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最澄应请进殿，与诸宗高僧就天台宗教义进行辩论。弘仁六年，又应和气弘世之请，赴奈良大安寺弘宣天台宗。
与奈良佛教各宗的论诤
在最澄所处的时代，奈良六宗中比较有势力的是法相宗和三论宗，华严宗和律宗已经衰微，小乘俱舍宗和成实宗势力也不大。当天台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传开后，受到广大僧众的拥护，而且天台宗僧只受大乘戒，可成为“菩萨僧”，因此，各宗僧人纷纷转入。法相宗中的主要人物眼看着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极力攻击天台宗。法相宗僧人德一，以唯识思想的立场，对天台思想提出论难而著《中边义镜》一书。最澄针对《中边义镜》的思想观点，作《守护国界章》3卷，本着法华一乘平等论的立场，对德一的论难一一加以破斥。他在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弹谤法者浅狭三时教》中说：“一乘三乘，远传唐东；佛性法性，遥开鞨西。于是天台智者，听妙法于释尊；慈恩乘基，授函杖于玄奘。五味三时，随机而雷霆；三车四车，比轮而运载。权实同韵，守护国界；偏圆异辙，广济黎元。乃有奥州会津具溢和尚(德一)，执法相镜，鉴八识面，举唯识炬，照六境暗。忽造《中边义镜》三卷，盛破天台法华义。披阅章句，粗语稍多。自称中主，似法苑文。天台为凡公，下情难测，发问和上：为(破)权故吐央掘(即央掘摩罗，曾受邪师之嘱，欲杀千人，以求涅盘之法)之辨，为当愚故堕婆薮(奉婆罗门教的仙人，主张杀生祀天)之执焉。”(《守护国界章》卷上之上，《大正藏》卷74第136页)他首先指出：天台宗是智者在灵山法会上值佛闻法得来，而法相宗只是玄奘所创。智者以如来所说的一代圣教，提出“五时教”，即一方面依五时教的次第而生，一方面依众生的根基次第而熟。所谓“约教相生，约机浓淡”(五时也称五味，指由生乳制成醍醐的五个过程：即：乳味、酪味、生酥味、熟酥味、醍醐味。比喻佛对不同根基众生说法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盘时)。而法相宗和三论宗则主张把释迦一生的说教分成三个时期，称“三时教”(法相宗的窥基根据《解深密经》，确立有、空、中三时教。三论宗则根据印度中观派智光的说法，以第一时为小乘教，第二时为法相大乘教，第三时为无相大乘教)。就是同样对《法华经·譬喻品》的解释，天台宗和三论宗、法相宗人的说法也不相同。天台宗主张“四车”说，认为该品中说的羊车、鹿车、牛车，分别譬喻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以三车引开孩子们，使远离火场，达于安全之境，意即以不同方式，使人远离迷妄，而入同一觉悟之境。最后的大白牛车的出现，则表示舍方便的三乘，而归入究竟真实的一佛乘，显示佛的大悲心。故把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合称“四车”。而三论宗(如吉藏)和法相宗(如窥基)却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方便的牛车与大白牛车是同一的东西。因而称为“三车”家。也就是说，天台宗认为，佛教除了声闻乘(羊车)、缘觉乘(鹿车)和菩萨乘(牛车)三乘的教法外，尚有第四车的佛乘的教法，即一乘的教法。而三论宗和法相宗则认为，佛教正是三乘的教法，此外并无与大白牛车相应的教法。最澄指出：天台、法相、三论各宗对佛教义理的截然不同的解释，之所以会被各方面的信徒接受，主要是由于各人根基不同的缘故。学佛者应当分清“权实”和“偏圆”，理解真正的一乘教法。而德一造《中边义镜》，以诽谤天台，这显然与当年毁正法、谋害释迦的提婆达多没有两样。
德一对天台宗主张的藏、通、别、圆的四教说，攻击也很猛烈。他说：“山家云：但一佛乘者，纯说佛法之圆教乘也。无有余乘者，无别教带方便有余之说，无二者，无般若中之带二，亦无三者，无方等中所对之三也。如此三三皆无，况三藏中三耶？”(《守护国界章》卷中之下，《大正藏》卷74第205页)无二无三，是指成佛之道唯一而无二道或三道。《法华经·方便品》中说：“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中略)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乘，唯一佛乘。”对此，天台宗提出著名的藏、通、别、圆四教之说，唯一佛乘即是唯一圆教；余乘，指别教；若二，指通、别二教；若三，指藏、通、别三教。意思是今之法华时是唯一的圆教，既非如前华严时(第一时)之兼别教，也非如般若时(第四时)之带通、别二教，更非如方等时(第三时)之对待藏、通、别三教。而德一由于根本不理解天台宗为适应不同根基者需要，而立藏、通、别、圆四教道理，误认为既然“无般若中之带二(通、别)”，又“无方等中的对三(藏、通、别)”，也就是否认藏、通、别三教。对于这种无知之说，最澄严厉地驳斥道：
山家四教(藏通别圆)，上已极成故，依被四教而判经文，亦得极成。(《守护国界章》卷中之下)
也就是说，天台宗的四教，是极成(众所公认的事实)之说。依四教判释经文，也早为众所公认，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最澄讥德一为“粗食者”，对他所说的“无二无三”是“无缘觉、声闻之二，无偏菩萨之三”，提出反驳，指出：“此《法华经》唯破二乘执而不破大乘”(同上)，别教菩萨，也属于大乘，虽说是别教，但“教别证圆”，毕竟已接近于圆理。
最澄认为《法华经》的义理远远胜于德一所说的《宝积经》立五乘性之说。他说：“粗食者引《宝积经》立五乘性，都不应理。何者？其《宝积经》约随根本，说五乘教，若约机随教，立五乘性。有立已成失，或约《法华》之前，《法华》之后，教随机门故，方便之故，立五乘种性故；若约随法教，立五乘性，有违至教失。《妙法华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故五浊出世佛，定先三后一义，五佛皆同说，究竟为一乘。”(《守护国界章》卷下之上)所谓“五乘性”，即是法相宗所主张的“五性各别”。德一站在法相宗的立场上，认为众生先天方面已具有五种质素中的一种，可以凭此作为永久性的区别。这五种质素是：(1)菩萨定性，可以成为菩萨；(2)缘觉定性，可以成为独善的觉悟者；(3)声闻定性，可以成为小乘的修行者；(4)不定性，还设有定性者；(5)无种性，无法获得觉悟者。前三种具有获得佛果、辟支佛果、阿罗汉果的决定性，第四种没有一定的质素，可上可下，第五种则只能永远沉沦在生死苦界，无法超升。也就是所谓“一阐提”(断尽善根的人)。最澄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严肃的批判。他根据《法华经》中说的“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的道理，指出一乘成佛是究极的至理，但由于在这五浊恶世中，众生的根机不同，故诸佛以方便的办法，先说三乘，后说一乘。
为了驳斥“五性各别”、“无性”众生不能成佛的说法，最澄指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他甚至明确表示“一阐提”人也能成佛。他在《守护国界章》卷下之上指出：
粗食未解流转位故，非法器者，约阐提位而便舍置，非是永舍。何以得知不永舍者？善星比丘不可治者，如来不永舍，为作后因缘。明知舍置之言，必死之句，约流转位，方便所说，不说本无无性故。(《大正藏》卷74第216页)
最澄认为，德一不懂得生死流转和事物转化的道理，对那些“非法器者”(不是成佛的料)，甚至一阐提舍弃不管。因为，他并非永远“无性”，所以从佛陀的眼光来看，对他是不能永远舍弃不管的。比如说，释尊为太子时所生之子善星(梵名Sunaksatra)因亲近恶友，认为无涅盘之法，起否定因果的邪见，并对佛陀起恶心，以生身堕于无间地狱，故称为“阐提比丘”。佛陀对他也并非舍而不管，而是慈悲救度，为他后来改恶成善，修成正果作善因缘。所以，从生死流转和事物转化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无性”众生，也只是方便之说。
在比睿山立大乘戒坛的过程中，最澄还与奈良佛教界守旧派的人物进行激烈的论诤。
日本的授戒制度是从鉴真赴日(753)以后完备起来的。鉴真把中国通行的《四分律》(小乘法藏部律)和道宣的有关著述带到日本，并以此作为弘传律学和授戒的主要依据。他在奈良东大寺设戒坛院，在下野(今枥木县)的药师寺、筑紫(今福冈)的观世音寺也设有戒坛，为全国出家者授戒之所。在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时，这些戒坛都被奈良佛教把持。因为得度出家者必须到东大寺戒坛院等地受具足戒，所以在比睿山的天台宗得度者也要下山受戒。由于法相宗势力大，待遇优厚，有的天台宗僧人便加入此宗，也有的下山后不归。从大同二年(807)到弘仁九年(818)的12年间，最澄按朝廷规定度僧24人，最后留在比睿山的仅lO人，不归者有6人加入法相宗(《天台法华宗年分得度学生名帐》)。这事使最澄感到天台宗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弘仁九年五月，他给朝廷上疏，要求在比睿山设大乘戒坛，并对受戒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疏中说：
凡法华宗天台年分，自弘仁九年，永期于后际，以为大乘类，不除其籍名，赐加佛子号，授圆十善戒，为菩萨沙弥，真度缘请官印。
凡大乘类者，即得度年，授佛子戒为菩萨僧，其戒牒请官印，受大戒已，令住皇睿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门，修学两业(止观业和遮那业)。
凡止观业者，年年每日长转长讲《法华》、《金光》、《仁王》、《守护》诸大乘等护国众经。
凡遮那业者，岁岁每日长念《遮那》(《大毗卢遮那经》)、《孔雀》(《孔雀王经》)、《不空》(《不空羂索经》)、《佛顶》(《大佛顶首楞严经》)诸真言等护国真言。
凡两业学生，一十二年所修所学，随业任用。能行能言，常住山中，为众之首，为国之宝；能言不能行，为国之师；能行不能言，为国之用。
凡国师、国用，依官符旨，差任传法及国讲师。其国讲师，一任之内，每年安居法服施料，即便收纳当国官舍，国司郡司，相对检校，将用国里，修池修沟，耕荒理崩，造桥造船，殖国殖纻，莳麻莳草，穿井穿水，利国利人，讲经修心，不用农商。然则道心之人，天下相续；君子之道，永代不断。(最澄《山家学生式》，《大正藏》卷74第624页)
在疏文中，最澄向朝廷主要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给山家学生以崇高的荣誉：把大乘戒称为“佛子戒”，受戒后即成为“菩萨僧”，戒牒加盖官印，表明这是国家所承认的。增强学僧的荣誉感，从而努力学好天台。二是对学僧严格要求：受大乘戒后，12年不得出山门，一心修学止观业和遮那业，每日或讲或念，从不空闲。三是学成后量才录用：修持和口才好的成为国宝，口才好而不善修持的为国师，善修持而不善口才的为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