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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用乡语

官语化

分类：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差不多所有的戏剧研究者都将弋阳腔视为地方声腔，甚至是“土腔”，对明代“错用乡语”一语的片面理解，是形成这一观念的关键。本文认为“错用”即“杂用”，有主次之分，“错用乡语”是以官语为主、“官语＋乡语”的杂用方式，而不是“乡语＋乡语”的方式。“乡语＋乡语”杂用的戏曲，不同方言区的观众是听不懂的，不可能“四方士客喜阅之”。“错用乡语”是弋阳腔官语化的表现，但官语化不是弋阳腔特有的现象。任何声腔剧种在其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无论哪一种地方戏要发展成全国性的声腔剧种，都需要经历官语化的过程。史料记载弋阳腔“错用乡语”时就已经开始了官语化，只是相比之下海盐腔“多用官语”，而弋阳腔少用官语而已。
关键词：明代弋阳腔“错用乡语”“官语＋乡语”官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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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腔作为一种古老的戏曲声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尽管弋阳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全国，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声腔剧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对史料的片面理解，致生歧义，以至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弋阳腔视为一种地方声腔，甚至是土腔，对“错用乡语”一语的片面理解，是形成这一观念关键所在。
涉及弋阳腔声腔属性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条，我们不妨来看看。明代嘉靖时期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写道：
　　此道有南北。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1]
万历时期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称：
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用官语，两京人用之。[2]
明末，凌蒙初《谭曲杂札》也称：
况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故总不必合调，而终不悟矣。[3]
清代，乾隆四十年成书的李调元《剧话》称：
“弋腔”始弋阳，……。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4]
乾隆四十五年江西巡抚郝硕的奏折称：
“高腔”又名“弋阳腔”。臣查弋阳县旧志，有“弋阳腔”之名。……现今所唱，即系“高腔”，并无别有弋阳词曲。……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词曲悉皆方言俗语，鄙俚无文，大半乡愚随口演唱，任意更改，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剞劂成本，遐迩流传，是以曲本无几。[5]
“弋阳土曲”、“节以鼓，其调喧”、“错用乡语”、“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一人唱而众和之”、“方言俗语，鄙俚无文”和“随口演唱，任意更改”，这些都被视为弋阳腔的特点。如果我们将这些特点综合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土”。“土”亦即“俗”，即非官方的。如果我们对这些特点进行分类，就可以发现，所谓“土曲”属概括性的主观判断，“向无曲谱、只沿土俗”属传承方式，“随口演唱”、“一唱众和”属表演方式，“节以鼓，其调喧”属音乐形态，“错用乡语”、“方言俗语，鄙俚无文”说的是语言文辞的使用情况，其中真正属于戏曲本体的，只有音乐形态和语言文辞两个方面。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缩简，就具体到“其调喧”和“错用乡语”两个点上了。
[1]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汤显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128.
[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M].北京：中华书局1987：303.“喜阅之”其它引文作“喜闻之”。
[3]明·凌蒙初.谭曲杂札[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54.
[4]清·李调元.剧话[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46.
[5]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M]∥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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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弋阳腔的偏见，导致对“其调喧”和“错用乡语”的片面理解，尤其是对“错用乡
语”的片面理解。
所谓“其调喧”是指歌唱时声音大、调子高。戏曲，是以方言为基础形成的表演艺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一种戏曲，其起源都局限于一定地域，采用当地的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成。”[1]而“唱”只是“说”的延伸，歌唱深受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毛诗正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2]。“言之不足”就“嗟叹”，“嗟叹之不足”最终发展成歌咏演唱。《礼记正义》从音乐的角度说得更清楚：“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3]。所谓“歌”，就是把说话的腔调拖长形成的。显然，声音的高低与所属声腔剧种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方言的不同、字音调值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行腔的变化。但是，有的方言区说话声音高，有的方言区说话声音低，这是语音的自然属性，我们不能将因语音的高低而形成的不同声腔区别为“雅”与“俗”、“土”与“不土”，因为雅俗、土洋是一个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属性，不是自然属性，我们不能将戏曲的雅俗归于天然。“其调喧”只要合符剧情、只要合符剧中人的身份，只要它不超出正常的音高范围而形成噪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俗”、说它“土”。
戏曲界长期以来将弋阳腔误认为一种“乡语”，与“错用乡语”有直接关系，没有人提出过疑议。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王古鲁在《中国近世戏曲史》的《译著者叙言》中就对“错用乡语”一语进行过解释，指出：“从顾起元《客座赘语》了解了弋阳腔的特点是‘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闻之’，所以徐谓《南词叙录》提及它流布地域比较其他腔调为广。”并在“错用乡语”四个字的下面打上了括号，用小字特别注上了一句话：“错用是‘杂用’之意。” [4]但是，如何“杂用”，王古鲁并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二十多年后，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对“错用乡语”也进行了论述，指出：

弋阳腔在演出活动中随着流传地区的不同，常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这种情况尽管在上层社会的观众看来不免失之鄙俚，却为一般中下层观众所普遍欢迎。反之，正因为观众喜闻乐见，也就会继续促进这种特点的保持和发扬。艺人在演唱中“错用乡语”，有利于它每到一地，很快就能与当地语言结合起来，而语言上的变化也就会促使音乐上的变化。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更使它易于在某些地区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5]

这一论述，也只说到弋阳腔“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并没有明确和论及“错用乡语”时弋阳腔本身的语言属性。
何为在《从弋阳腔到高腔》一文中延用了《中国戏曲通史》的这一观点，称：

这里所说的“乡语”，是与“官话”相对应的，因为弋阳腔可以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所以能受到来自四方的“士客”的欢迎。这种“错用乡语”的特点，使得弋阳腔每到一地，就能与当地的方言土语相结合。在中国戏曲声腔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语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语言的变化也促使音乐的变化，从而形成声腔的变异。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它很易于在当地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6]

所谓“可以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与《中国戏曲通史》中论述的文字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没有涉及到弋阳腔的语言属性问题，即：对弋阳腔使用的究竟是方言土语还是官语，缺乏明确性；“士客”欢迎的究竟是“乡语”还是“官话”抑或是其它，并不明确，只好由读者去领会。从“这里所说的‘乡语’，是与‘官话’相对应的”这句话来看，也看不出何为对“错用乡语”的解释有将“乡语”错用到“官话”中去的意思，而弋阳腔依然散发着一股子“土”气。
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说的“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用官语，两京人用之”，是将弋阳腔和海盐腔作了一个对比，对比的结果表明：一个是受到不同地区的“士人”欢迎，一个是在“两京”这样的京都大邑中流行。但是，这并不表明弋阳腔是用演出地的“乡语”演唱的。此时的弋阳腔本身究竟是“乡语”还是“官话”，非常重要，而对“乡语”之前的“错用”二字的理解，非常关键，不同的理解，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那么，“错”字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大辞典》是这样解释的：错，“杂也，与逪通。《说文通训定声》错，假借为逪。《小尔雅·广训》错，杂也。《广雅·释古四》错，厕也。《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传》错，杂也。《诗·周南·汉广》翅翅错薪；《传》错，杂也。《汉书·谷永传》相疏相错；《注》师古曰：错，闲杂也。”[7]从辞典收集的大量实例可见，王古鲁“错用是‘杂用’之意”的解释是大致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词性分析，“错”即为动词，“用”为介词，“错用乡语”即“错以乡语”，亦即“以乡语错之”，“用”为凭借手段。“杂用”却有“杂着用”的意思，“用”作动词、“杂”为状语，也未尝不可，只是语法上有些出入。然而，“杂用”是有主次之分的，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究竟是谁“杂用”了谁？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视了。
弋阳话是一种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站在弋阳人抑或站在弋阳周边地区的人的立场上，那么，所谓的“杂用”就是在弋阳方言的基础上的“杂用”，也就是“方言＋方言”的“杂用”，亦即“乡语＋乡语”的“杂用”，是以弋阳方言为主、以其它演出地方言为辅的；如果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或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以公共的规范语言来看待“错用”一词，那么，所谓的“杂用”就成了在公共语言（即标准语，亦即官话）的基础上进行的“杂用”，也就是“官话＋方言” 的“杂用”，亦即“官语＋乡语” 的“杂用”，是以全国通行的官话或者以一个较大的区域（如官话方言区）通行的公共语为主、以其它方言为辅的杂用。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以弋阳话为基础杂用北方三晋之地的方言，尽管陕西人听到其中的乡音确实有亲切感，可是，又有几个陕西士子能听得懂这种用两种方言演出的戏曲呢？试想，如果弋阳腔流传到广东，广东人在弋阳话的基础上杂用一些广东话，广东人对其中的广东话当然是倍感亲切，可是，对其中的江西方言弋阳话却是无法听懂的。请问，采用这种“方言＋方言”方式“错用乡语”的弋阳腔戏曲，又如何能达到“四方士客喜闻之”的效果呢？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弋阳腔采用了“官话＋方言”的杂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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