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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瑰寶：唐長慶三年《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手卷

2018-09-11 21:1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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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瑰寶：唐長慶三年《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手卷
唐敦煌写经 长庆三年 佛说天皇梵摩经卷第五 手卷 纸本设色
年代：公元823年（唐）
名稱：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
材質：紙本 設色 手卷
尺寸：縱：29.5厘米 × 橫：650厘米（11英吋3/5×260英吋）約17.3平尺
藏地：日本
款識：
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夫妙像莊嚴，佛法無量無盡。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不敢輕慢，恭敬供養。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脫。災障不起，長夜安隱，諸怖遠離。長慶三年七月，佛弟子令狐慈，滅割家財，敬造《佛說天皇梵摩經》一部供養。
鑒藏印：
月明庄（朱文）
同古堂小編查證，關於寫經上的鑒藏印：月明庄，原有鄰館舊藏唐景龍二年(708)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卷九跋，原卷末紙有日本收藏者鈐印「月明庄」一枚。
敦煌瑰寶：唐長慶三年《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手卷
說明：
1、附長尾雨山《行書七言詩》47×19cm
年來白髮漫飄蕭，無挹芳鶯迷守巢。二十四番風有信，山房春色到花朝。西山老逸。鈐印：長尾甲印（白文）
    疏梅修竹小茅廬，詩處生涯太淡如。曳杖行看江上路，柳汀煙雨網銀魚。西山老逸。鈐印：長尾甲印（白文）
  2、京都藤井有鄰館藤井善助舊藏。提 示：競買此件拍品須辦理特殊號牌。《唐長慶三年 敦煌出土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日本有鄰館舊藏。出版於昭和十七年（1943）一月十日的《篤敬三寶（聚觀）冊》一書中第十七圖。並於1990年11月參展東京「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 原書箱上端有長尾甲題耑：敦煌出窟天皇梵摩經，長尾甲署檢。後鈐：長尾甲印（白文）。書箱尾側有鄰館原藏題記：書卷一五八號，敦煌卷，佛名經。
有鄰館的創始人藤井善助（1873-1943），號靜堂，生於日本的近江商人之家，受其師影響，開始收集中國古代美術品。辛亥革命後，大量的清宮舊藏流往日本。由犬養毅為中介，又得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的幫助，很多極為珍貴的文物不斷集聚到藤井家。有鄰館的藏品數量之多和規格之高，確實讓人驚嘆，據說藏質量量和台北故宮、北京故宮相比，毫不遜色。其中不少藏品來自清宮舊藏。其收藏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系陸續收購所得，主要得自何彥升、李盛鐸舊藏，部分來自梁素文（甘肅地方官員，多藏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後大部分流入日本）舊藏。這些敦煌遺書，絕大多數已經作為我們民族的國之瑰寶，深藏於世界各大頂級博物館中。
作為公眾藏家，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其：跨越千年的不同紙樣，進行綜合概覽的可能。以至目前的拍賣市場，一旦有斷紙殘卷敦煌遺書的出現，亦會被藏家競相購藏。卻也只不過，僅能觀覽千年中的若干個紙樣片段而已。
何彥升（1860-1910），乳名恬生，字秋輦，江蘇省江陰縣人光緒十五年（1889）副貢生。潛心好學，亦能文章，兼通列國語言文字，曾作為參贊出使俄國。回國後歷任直隸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新疆巡撫等職。其父何廉舫在曾國藩門下任職，曾任清同治吉安知府、江陰太守。其家富藏書，何廉舫建壺園時，中有精舍作藏書樓。何氏藏書從何廉舫開始，中間經其子何彥升、孫何震彝遞藏，至民國時期藏書達四萬餘冊，後來由於何氏家道中落，其藏書於民國年間，悉售於上海商務印書館，成為涵芬樓藏籍。在其出任甘肅布政使期間，敦煌遺書被發現，在運往蘭州和北京途中，他和李盛鐸在盜取了不少敦煌經卷，後來雖然上繳了部分經卷，但還是難逃其咎。有鄰館創建於1926年10月，館名取自《論語•里仁》「德不孤，必有鄰」，因隸屬於日本財團法人「藤井齊成會」，又稱為「藤井有鄰館」。館中收藏中國青銅器、寫經、印章、佛像、硯台以及各朝的精品書畫近千餘件，黃庭堅的《李白憶舊遊詩》和米芾的《虹縣詩帖》為鎮館之寶。藤井善助於昭和四年（1929），及昭和十七年（1942）編著《有鄰大觀》出版共計六冊，收錄日本有鄰館珍藏中國古代文物，包括青銅器、石刻造像、法書、繪畫、篆刻、璽印等，《篤敬三寶冊》為其一。
近年來有鄰館藏品少部分釋出於市場，每次必引起轟動。原有鄰館部分藏品拍賣記錄：
1.米芾《研山銘》北京中貿聖佳2002秋拍，成交價：3298萬元。被國家文物局購入（現藏國家博物院）。
2.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北京保利2009年春拍，成交價：6171萬元。
3.黃庭堅《砥柱銘》北京保利2010春拍，成交價：4.36億元。塵封有鄰館藏《唐長慶三年 敦煌出土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裱背後的千年秘密作者： 禪悟此經卷以手卷裝楨，天地高九寸八分。裱背皮紙，未經砑光。覆背破損處用74片：敦煌遺書殘字，加以粘連。
眾所周知，造紙術是華夏文明的獨有符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上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紀。但是千年以前的古紙到底長成何許模樣，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開啟之前，對於世人來說，只是存留於典籍中的一種傳說和遐想而已！有幸於敦煌遺書的面市，才讓我們有機會去膜拜、撫摸和研究，這些遠自二世紀、近也十世紀的千年來客。頂禮我們祖先卓絕的創新智慧和高超的造紙工藝。
隋唐紙海——展開此《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其覆背，在清末民國時期背部修補時所用的74片遺書殘字用紙：居然橫貫了上起公元六世紀，下至十世紀；跨越隋唐五代以至北宋初葉，整整四個世紀。先賢不經意的保護佛卷之舉，居然為我們今人：打開了一片「中國古代造紙術」的瑰麗海洋！堪稱「隋唐紙海」！海苔紙——覆被起首，首先印入眼帘的殘字便是書寫在：只傳說於典籍中的晉隋名紙——海苔紙上。《書論——蘇東坡題跋176則》中第121則《書海苔紙》云：「昔人以海苔為紙，今復無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未有也」。坊間因而有此傳說：「求蘇軾的字，要用海苔紙。東坡寫完後頗為滿意」！對於海苔紙更早的記載出自東晉王嘉《拾遺記•晉時事》，稱：「張華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言：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役人言陡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知海苔紙最早的生產，可溯源至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最早對海苔紙文獻記載，則源於張華的《博物志》。稱其為南粵人所產，其理縱橫邪側，故又名「側理紙」。從存世實物來看，「側理紙」已無整卷於坊間。能上手的，皆片紙殘字而已！所見殘紙紙質異常堅硬！呈深褐栗色。肌理側橫銳利，觸碰紙的邊角，有刀劃之感！特別是此紙對於墨跡存留的貢獻，今人見過無不驚嘆！千年以上的墨跡存留至今仍：濃郁渾重，觸墨猶濕！！遠超敦煌出土其他的各種古紙。它的這種載墨能力，已經完全不在「金粟山藏經紙」之下了！故乾隆有《詠側紙》詩讚：「海苔為紙傳拾遺，徒聞厥名未見之。何來映座光配慕，不脛而走系予思。囫圇無縫若無衣，縱橫細理織網思。即側理耶猶然疑，張華李墨試淬妃。羲獻父子書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遂下旨仿製。詩中：「羲獻父子書始宜」的典故出自《世說》：「王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王以庫中五十萬悉與之，人稱其不節。」一節。宋時此紙已彌足珍貴，故更有宋人黃庭堅、王洋將海苔紙擬作：巫女廟中尼峽神！
今人能於《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覆背卷首便見，觀者之大幸也！其後殘字70餘片，部分為一整塊中撕裂，可以湊零為整。但絕大多數為單見紙樣！時代脈絡清晰。因未有金粟山紙的出現，故可將這批殘字的斷代，固定在北宋初葉之前。
新羅文古蠶繭紙刻本殘字——74片殘字中尚有5片：波斯、西域及新羅文字。這不僅和目前敦煌學中所提及：「遺書中另有吐蕃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梵文、粟特文寫成的典籍和文件」的史實相映證！更出人意料的出現了一片：史料中並未提及的新羅殘字！堪稱彌珍！細審這片「新羅殘字」，雖方寸之間，但令人震撼！原因不僅是因為它所用的紙是千年尋覓中的「古蠶繭紙」，更是因為它是74片殘字中：唯一一片不是出自手寫的墨跡，也非古捺印術，而是不折不扣的木刻雕版的印刷品，也就是版本學中所稱的「刻本」！這不僅從敦煌遺書的時代下限來看，同時從剛才我們斷定的此佛卷覆背74片殘字的年代下限來看：至少在北宋初葉之前，新羅古國，已經具備了：木刻雕版印刷術的成熟工藝了！或許這才是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卷《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覆背74殘字的真正歷史意義的所在了！唐代何延之《蘭亭始末記》記敘：《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詩序也。。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世說》中亦云：「紙似繭而澤也，王右軍書《蘭亭記》用之。案今高麗紙以綿繭造者」。由此，伴隨著《蘭亭序》同來的「蠶繭紙」，豁然成為中國歷代名紙之皇冠！後人頂禮之餘，均感嘆只聞其名，未見其真身矣！直至2016朵雲軒春拍中出現3張：龔心釗舊藏的「古蠶繭紙」，以含傭金700多萬的價格成交！堪稱「中國紙王」！此殘紙雖微，卻更留印刷文字於其間，其承載的歷史信號則更強大。
至於「蠶繭紙」最早的生產者是中國人還是新羅人？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寫在中國的蠶繭紙上的還是新羅的蠶繭紙上的？這不是我們今天要去討論的話題！但是國史已經告訴我們：在唐代，新羅的蠶繭紙製造工藝已經遠超中原！才會出現唐皇室不遠千里，遠赴新羅求購蠶繭紙回宮的史實。這樣至少可以讓我們肯定，在敦煌遺書中出現：載有新羅文字的古蠶繭紙殘字，是符合歷史的原貌的！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在於：在唐代，新羅是否已經具備了木刻雕版印刷術的成熟技術！木刻雕版印刷術起源於中國，這早已是歷史的共識。也是中華名族並列於造紙術的另一大名族驕傲！我國史籍對最早的木刻雕版印刷術（古捺印術，也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疇之中）的記載是：公元七世紀的初葉，由唐太宗李世民的長孫皇后所著《女則》一書。堪稱中國雕版印刷術之祖！其後的二百多年間，雕版印刷術早已在中原從成熟衍生成普及。但是存世有確切署年或史載的實物，卻至今尚未發現！僅能看到二百多年後：同為敦煌藏經洞出土，唐咸通九（868）年的雕版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比日本傳世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太平寶字八（764）年的《百萬塔陀羅尼經》和韓國出土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新羅朝景徳王十（751）年《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都晚了百年以上！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雕版印刷術是先傳至：作為唐王朝附屬國的新羅，再由新羅跨海傳至日本的！那麼在公元764年，印出百萬之眾的日本皇室，應該已經掌握了成熟的雕版印數術的同時；作為更早傳入的新羅古國，其印刷術的更早普及，就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了！那麼在敦煌藏經洞出土：印有新羅文字的木刻雕版印刷品，也就應該是完全符合歷史的進程的了！只不過是作為今人的我們，之前並未發現，而現在正在不斷的發現中而已。對於新羅古國的印刷史，韓國學界長期用「湮滅」2字來概括！儼然成為「韓國印刷史」之史前地帶。就是因為韓國印刷史史前的實物載體，也曾經和我國一樣完全佚失。直至《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科學出土，近些年來研究之風才大為興盛！但是僅從「孤證」《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出土在韓國故都慶州郡佛國寺釋迦塔地宮中的國界定位，就來判定此經就是古新羅人所刻印的，這個論據的確單薄。
周知，佛塔地宮是裝藏佛教最崇高聖物的場所，是沒有國界的！我國法門寺地宮中，同樣也裝藏有來自異國的聖物及禮器！同時，我國史書亦有記載：武后也刻印過《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但因我國未有《武后刻經》的傳世或出土，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它是否也是印製在「古蠶繭紙」上的？所以更不能單憑《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印製在「類蠶繭紙」上的，就理論上斷定它就是古新羅人刻印的！因為其中有個致命的問題是沒法解釋的：那就是《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文字載體是漢字！而且是存在多個「武周造字」這一特定歷史信號的「武周朝漢字」！這反過來和我國國史所述《武后刻經》卻不謀而合了！所以對於韓國學者來說，這是條考據的死胡同！——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覆背那片「古蠶紙」殘字，赫然就是「新羅文字」！是不折不扣的「古新羅」刻本！是韓國歷史一直在尋覓未果的：韓國印刷史史前實物的真實載體！這是一條無可辯駁的最新實物證據！或更為世間孤品！不知今後是否能與《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形成證據鎖鏈間的兩證交叉點！我們拭目以待。《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覆背74片殘字中的其他殘字，我們會先湊零為整，得出確切的殘字紙樣片數後，再按紙樣誕生的年代先後，發表專著進行論述......2017年11月於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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