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门的那场大火 （高清晰老照片）
2015-01-09 14:59阅读：
作者：叶文龙
义和团涌入北京
1900年，农历庚子年，北京周围的华北、山东地区，兴起了号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反洋人是有背景的。随着基督教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在中国活动的日益频繁，八国联军侵华前，据清廷统计，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华的外籍传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国人达80余万，教堂遍布全国城乡。
牧师上街传教
“洋教”进入中国，一直遭到民间的反感和抵制，华北、山东一带最甚。当时，教案频发，遇有民教涉讼事件，“洋教”人员有时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人们的情绪从不满渐渐上升到反抗，加之北方的山东、天津一带民间早已
活动着一些义和拳组织，形势如薪上加油，迅速蔓延开来。
义和团旗帜
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教民。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
街头的义和团
起初，清廷对义和团是采取镇压政策。1900春开始，“灭洋”活动在慈禧等一帮“后党”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被利用来对付列强。义和团从直隶、天津一带陆续进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打杀教民，冲击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中外矛盾十分尖锐。
4月 5日 京城出现了义和团坛口和大量揭帖，声称“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5月24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将在使馆驻军。
5月27日
英国将军西摩统率联军2000多人自天津出动，义和团于北京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站等处拆毁铁路，拔出电线杆，以阻挡联军前进。联军两天只前进40多英里。
6月 6日 慈禧感到洋人的巨大威胁，决定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
6月7日 义和团纷纷涌入京城。
6月9日 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被调入北京驻守。
6月11日 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大批义和团团民涌进北京，很快达到数万人。
6月12日 北京开始出现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外国人开始受到攻击。
6月13日 义和团与西摩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
6月18日 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加入与西摩联军的战斗，联军遭到甘军痛击，死伤近三百人。
以下一组图片采自1900至1901年法国《Le petit Parisien》杂志。
义和团杀洋人
义和团冲击教堂
前门大火，烧的北京不是北京了
当时北京城里的义和团以“坛”为单位。每个坛的领导人称为“大师兄、二师兄。”坛与坛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自独立活动。当时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前门外大街和大栅栏都设有许多义和团的“坛”，一些店铺里的伙计、学徒、工匠参加了义和团。他们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练习拳棒、刀枪，查洋货，烧教堂，盘查洋人。打磨厂西口内几家刀剪铺日夜不停地炉火熊熊，铁锤叮当响，为义和团打造兵器。
图为正阳门和前门瓮城，左上方为前门。
前门大街，鲜鱼口、大栅栏等一带卖洋药、洋蜡、洋布、洋袜子、洋手巾、洋胰子等一类洋货的店铺大都关上了门，“洋货铺”改为“杂货铺”。大栅栏里中间偏西、路北一家专卖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虽然把“洋药房”改成“大药房”，但店中的大批洋药并没有销毁，尚存在店中，引起义和团的愤怒。
1900年6月16日（农历庚子年五月二十日），大栅栏坛的大师兄率领团民手持刀、枪围住了老德记大药房。店外大师兄在老德记大药房的门上划了个“十”字，并口中念着咒语，店内有个团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引火物点燃了店堂。当时的店铺房屋都是砖木结构的，一会儿工夫，大火就着上了屋顶。
火起之后，团民又“不许人救”。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载：“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一时之间，烈焰飞腾，加上那天正刮风，霎时，全街都着起了大火，火势向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及东、西荷包巷蔓延。前门箭楼和城楼也起了火。
此次大火，共计焚毁店铺4000余家，火至天明未熄．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正阳门楼亦被烧塌。京师24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
燃烧中的前门
1900年6月16日，一个外国人在前门燃烧的不同时段拍摄的照片。
前门被烧前的照片
前门被烧后的照片
被烧毁的正阳门和前门瓮城的远景
1901年拍摄的被烧毁的正阳门
被烧后的前门箭楼是1903年重建的。这是1910拍摄的重建后的前门箭楼。
1902年，北京就像没事儿了一般
火烧前门之后，北京“商户官宅，一日数迁，人心始惶惶忧乱。”“官民搬徙，十室九逃。”
一场大火也使一部分原来对义和团抱观望态度甚至同情心理的北京人，转而怀疑，不再相信义和团的迷信宣传了。在火烧前门发生后，一些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庚子大事记》的作者杨典诰，在火烧前门之前，曾多次以肯定的语气谈到义和团“能烧教民房屋，而不波及平民”，承认“义和团小有法力”。但是，在火烧前门的当天，他的态度明显变得不满起来，写道：“是役也，正可诘责义和团能发不能收之罪，且于此可见其伎俩之尽于此矣。能发而不能收，有法力者如是耶？借曰冲犯神怒，岂有一家所犯，而谴及数千户之理耶？”
然后，在清廷主战派看来，这却是“民心可用”。
在火烧前门的同一天，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就对列强的和、战及对义和团的剿、抚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在以后的三天里，慈禧又连续召开了三次这样的会议，最后终于作出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向列强宣战的决定。
两个月后，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1901年，清廷最终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1902年1月8日，逃离紫禁城600天的慈禧老佛爷自保定乘火车至北京马家堡车站，乘銮驾经永定门入正阳门，再经过大清门回到紫禁城。
为了安排皇太后的回銮，这时修复前门和正阳门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官员们采用了扎纸牌楼的方式，就是在正阳门城楼废墟上搭了一座纸牌楼。
1902年，北京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是被烧毁的前门箭楼还在述说着庚子年的痛。
迎接两宫回銮，正阳门上搭起了牌楼
1901年底，前门前的市场已经渐渐的热闹起来了。
被烧去半截的前门箭楼还在述说着庚子年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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