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
2024-05-06 16:51阅读：
关于边区银行和边区印刷局
几个亟需厘清的问题
灵寿县委党校副校长 孙玉璞
据明朝万历《灵寿县志邑名》记载：“邑以灵寿名者，因地灵人寿故也”（影印版第21页）。“灵寿”一名，名不虚传！近几年、特别是2019年承接石家庄市第四次旅发大会后，灵寿县委、县政府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思想，高标准设计，高速度建设，高质量完工，最科学利用。整个灵寿生态、居住、交通环境等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随白云飞，人在画中游”的幸福感全民共有！“灵山秀水，常来长寿”已经是灵寿县名播世界的纯金名片！
更为可喜的是，灵寿县的环境大提升，更带来了灵寿县域文化的大繁荣！许多新修建的地标建筑（灵寿博物馆、民俗博物馆、青铜器博物馆、石刻博物馆、正在筹建中的三线博物馆等）唤醒了灵寿人民的尘封记忆，许多民间文化研究团体（古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名俗文化研究会、“三线”记忆研究会、筹备中的灵寿县晋察冀边区研究会等）如沐春雨，渐露头角，各种介绍、探讨性文章经常见诸报端、媒体，给灵寿县人民带来了本地独特风味的文化美餐。
但是，在学习研究和推广宣传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小瑕疵。比如，在考证不足的情况下，或未厘清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对一些存在于灵寿的人物和事件态度不够严肃认真，做一些不恰当的臆想、推断或宣传，降低了我县文化产品的含金量和知名度，失去权威性，
推广、利用价值大打折扣。也有某些同志和领导干部把我们当地的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提法和叫法在不合适的场合轻率使用，造成一定的社会不良影响，不利于我县历史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宣传，更不利于当地文企融合的推动与发展。
以下单就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察冀边区印刷（总）局在灵寿驻扎期间，相互之间几个容易混淆的历史问题，发表自己几点粗浅认识，供这方面文化历史爱好者参阅。
第一个问题:边区银行和边区印刷局是否是一家（同一个部门），能否互称？
回答：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各是各，不能互相称呼，也不能互相代替。确实有一定的实际（业务）联系，但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体。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以上二者的上级领导，这个不难理解，一般不会混淆。
具体分析如下：
1、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甚至在开始筹备、成立阶段二者联系还非常紧密。它们存在于同一个系统，即：他们同属于当时晋察冀边区的经济、财政、金融系统领域，在业务上都接受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以下简称财政处）的直接领导（迁到油盆之日起，整个油盆时期，二者之间一直是平行关系）。晋察冀边区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发行的纸币（以下简称边币）全部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以下简称印刷局）负责印刷；印刷局要按银行通知的票额类别、数量安排印刷计划，并要将印好的纸币运交边区银行专门发行。简单一句话：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要单独靠边区印刷局专门印刷；印刷局印好的纸币只能交银行负责发行。它们是财政金融系统的中的两个职能相近、使命相同的重要金融部门，谁也离不开谁。
2、各自担负的工作职能和任务有很多区别。印刷局专门负责边区纸币印刷工作中所需的耗材采购、票样版面设计、纸币全流程印刷（迁到油盆时，用于防伪加密的加印环节也归属了印刷局，形成了一条龙完整的印刷流程，在来灵寿油盆前加印部隶属边区银行的一个部门）。
边区银行在边区政府（实际是边区财政处，处长由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兼任）的直接领导下专门负责下达边币印刷计划、边币保管、边币发行、边币对“法币”（指国民政府指定的五家银行发行的货币）的斗争，以及对市场流通的各种杂币的金融斗争等。印刷局虽然人多、工作量大（在油盆期间已经发展到600多人，除负责整个晋察冀边币的印刷外、有时还承担其它根据地的纸币印刷），但其业务较为单纯单一（只是单纯的纸币印刷方面），
而银行虽然人少（最多十几个人，抗战最艰难阶段只有三人留守，还曾被合并到财政处），但工作涉及面广，业务繁杂（跟现在银行借贷业务类型相差无几，甚至更繁琐、运行更困难），典型的“口小肚大”。在对敌斗争转移中，特别是从敌人“五一大扫荡”开始，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单就钞票保管、账本保管都经常面临很大困难和危险。银行不仅存有晋察冀自己的纸币，还保管其它兑换过来的各种纸币。特别是还有很大数量的金、银等金属货币，金子是少量的，主要是银元和元宝。账本和各种票据文书也有很大数量。这些东西不能弄坏，更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否则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保管的任务也就非常繁重了。（《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1页，以下简称《回忆》Pxx）
3、党的组织关系始一后分。印刷局支部成立较早，银行支部成立较晚。任丘青塔镇之前二者为一体，从阜平麻棚银行建立支部开始，二者分离。特别是油盆期间，印刷（总）局的总支直属北方分局，对银行支部也不再具有领导职能，各自独立开展党务工作。
1939年夏（边区银行驻阜平麻棚期间，印刷局已到油盆）关学文经理给华北局彭真书记写报告，认为敌后银行工作艰苦，工作正在开展，需要有一个党组织。北方局同意了意见，并从抗大抽调武韬同志（后改名武子文）到银行搞党建工作。在此之前，吕东同志领导的印刷局总支在银行职员中培养了几个准备入党的对象（张文龙、毕锡侯、齐家栋等人），但都未办理入党手续，武子文补办了这一切。1939年11月张文龙等正式宣誓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中共边区银行总行第一届党支部于11月在阜平麻棚村正式诞生。书记武子文，副书记李一平，宣教委员毕锡侯，保卫兼青年委员张文龙。后二人候补党员，经上级党组织特批选任了支部委员（《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第40页。以下简称《银行》Pxx）。
印刷局在油盆时期是第一个繁荣发展时期，建立了三个印刷分局（分属大西沟、油盆、阜平大东沟三个自然村），队伍迅速扩大到600余人。1940年，经中国北方局批准，印刷局成立了党总支，吕东任总支书记，各分局长三人任总支委员并任所在分局的支部书记。这时已经没有银行总行人员在此任职，下属三个支部也不再包括银行支部。总支与居住在阜平麻棚，以及后来在灵寿南枪杆村的边区银行支部已经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就是说，印刷局总支只是三个印刷分局的总支，不是边区银行的总支。印刷局总支是当时中共北方分局仅有的三个总支之一，直属北方局领导，而边区银行支部也直接受北方局的直线领导。因为建立支部时就是北方局直接批准的，聂荣臻同志爱人瑞华（北方分局组织科长）直接跟武子文谈的话。（《银行》P40）。
虽然武子文刚到银行后同时担任了油盆印刷局总支部的总支委员，但从以后银行党组织和银行总支的相关活动看，并没有受油盆总支的组织领导，都单独直接接受北方分局的直接领导。
4、从驻扎地理位置看，边区政府、边区银行、边区印刷（总）局三家，在边区银行正式成立后，不论五台期间，还是到冀中时期，都是在一块的。但从敌人在冀中“扫荡”，三家分别从任丘县青塔镇一带回师冀西后就基本分开了。从1939年夏开始，银行驻阜平麻棚，印刷总局驻灵寿油盆，晋察冀边区政府驻灵寿县麒麟院村。银行、印刷局、边区政府之间距离已经拉开，但都相距不算太远。
三家战略转移的详细过程。第一阶段，银行成立之初。边区政府于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县城第一完全小学成立（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1938年3月初日军进攻阜平城，边区银行筹备处印刷部（银行尚未成立，印刷部属筹备处）随同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转移到山西五台山。1938年3月20日边区银行在五台山石咀村成立（经理关学文）。此时印刷部、加印部都归刚成立的边区银行领导（实为一家）。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五台县金刚库村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住五台县大甘河村
晋察冀边区政府住五台县射虎川村（台麓寺）
晋察冀边区银行（含加印部）住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
晋察冀边区印刷部住五台县石咀村（古佛寺）
1938年6月，中共北方分局、边区政府派中共党员吕东到达古佛寺，带来边区政府的指示:将原银行印刷部与银行分开，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从业务体制上印刷局从此开始与银行分开，各干各的。（自己印票子自己花，容易出问题《印刷局》P129），吕东任局长，并统管银行和印刷局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银行没有党组织，党务还在一块）。6月底，印刷局迁到门限石村（阎锡山六集团军军政杨爱源老家的瓦房），并在此成立印刷局成立大会。7月，晋察冀党委派罗琪同志来局任工务主任，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党组织（专职党务工作者）。这段时间银行、印刷局业务分离，党组织仍为一体。
1938年8月（一说9月），敌军5万多人分25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印刷局从门限石来到石咀村，同边区政府、银行一起出发，绕道阜平北折向东顺唐河到万县（杨家台村），过平汉铁路到任丘县青塔镇（冀中军区司令部和冀中行署所在地）。边区政府和银行留下，银行加印部和印刷局又转移到蠡县的大白尺寸。
随后，冀西扑空的敌人调回头又疯狂地对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银行转移情况；1938年10月从冀中任丘县青塔镇返回石咀村（从此时起银行和印刷局及加印部正式分开）。1939年春天总行迁往阜平县龙泉关山麓的麻棚村益寿寺（见《回忆》P39），在此停留时间较长（1939-1941，成立二周年在此召开）。随后是：1941年初到灵寿县南枪杆村(在此召开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平山王家湾，灵寿大湾、东寺岭、南刁窝、魏沟（过1943年春节），后迁到阜平双庙村(1944年春节)，最后到闸北村,3月在闸北缩编，与财政处合并（《银行》p15）。
印刷局转移情况：1939年初，边区银行和印刷局奉上级指示回师冀西。吕东带领一队经河间、安平、安国、定线、曲阳、阜平（城南庄）往西到达平山杨家庄。罗琪（实际后来是刘英和张业建带队）带领三队（二队留在冀中建立冀中分行和冀中加印部）经定县、曲阳（燕赵镇）、平阳、阜平城、龙泉关、石咀村，往南到上门限石村，继续翻山到达平山杨家庄，与一对汇合。边区银行加印部也有同样经历。从肃宁泽成撤出（印刷局从东青口村撤走），解奇霄带领傅永发等七人经文安、河间、饶阳、安国、定县，过平汉铁路，来到平山县王家坪（据杨家庄三四里）。由于石家庄和五台县都被敌人占领，杨家庄据这两地较近，敌人还在进攻，北方局决定将边区印刷局转移到山里，1939年7、8月，印刷局和加印部从杨家庄、王家坪一带搬到阜平、灵寿交界的油盆地区。加印部从此脱离银行，正式归印刷局领导，边区印刷局从制版到成品的一条生产流水线开始形成。
从此，晋察冀边区钞票的印刷工作，形成一个党政工作统一管理，生产技术集中指挥的的完整领导系统，印刷局直接归边区政府财政处领导（不再受银行领导），党的工作直属北方局领导，同时经上级批准，印刷局的机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局部称总局。总局局长吕东，副局长罗琪、解奇霄。全局发展到600多人。总局下设三个分局：一分局，局长，局长罗琪兼任，局址黄土台村；二分局局长刘竹溪，局址大东沟（阜平县），三分局局长何纪云，局址大西沟村。总局各沟里科室（庶务科、会计科、材料科、采购站、产品收发科、检查科等）、警卫队、卫生所200人，以及裁切队、签字号码队150人，运输队80多人共430人左右，均在油盆村。为保密起见，改油盆为李家沟，黄土台为庙台，大西沟为石家寨。（《中国共产党灵寿简史》第一卷第61页。以下简称《简史》）
从当时特殊战争环境看，保持一定距离恰恰是为了相对安全考虑（防止被一锅端），但离得相对并不是太远，方便随时接受领导指示（下达指标任务）、方便印刷好的纸币能及时送达和及时投放市场，及时支援前线军事战斗，方便边区生产和人民生活。同时还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便于得到边区政府武装力量的有力保护。
第二个问题：印刷局被有些人称为“造币厂”、“铸币厂”是否合适？
回答：非常不妥。
7
从相关资料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看，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经历者、任何一个正式书籍、文章有这种称呼或提法。从印刷所、印刷部、印刷局，再到印刷总局（包括三个分局），官方一直没出现这种“厂”的称谓。我个人认为，这只是当地百姓私底下的通俗称呼（造钱币的厂子）。按当时生产工序看，不论是油盆时期的石印还是张家口时期的胶印，都是刻好版、刷墨、铺纸、油印、晾干、裁切、计数、扎捆、包装、运输的过程。也就是说，都是专用纸上印上可好的平面图案，所以只能说是“印刷”。不存在把多少零部件组装起来做成一个立体型的物体产品，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制造”。我的意见和看法是，这种说法不符合生产科学实际，也比较粗俗浅薄。老百姓民间随便说说，我们能理解怎么回事就行，如果官方再以讹传讹，不分场合，信口开河就不太严肃了，既影响灵寿人的文明形象又影响优秀革命红色文化的传承，希望引以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称“铸币厂”更是错上加错，无稽之谈，俗不可耐。当时敌人疯狂“扫荡”边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纸币印刷必用的纸张、油墨等印刷
材料都很奇缺，往往冒各种风险、私地下千方百计从敌占区高价购买后瞒天过海挟裹进入根据地，哪里还有财力、物力铸造硬币？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没有制作过硬币，所以谈不上“铸币”。当时国民政府五家银行发行的“法币”也只是纸币，只不过用的材料好、比我们的边币印刷质量稍微精美好看一些罢了。总之，“铸币厂”纯属凭空想象，贻笑大方。
第三个问题：边区银行、边区印刷（总）局、边区政府都在灵寿的什么地方待过？
回答：前面已经有相关叙述。在总结一下。
银行（应该是边区总行，当时各地已建有分行和办事处、营业所）：据相关书籍资料和银行当时在职人员回忆，1941年边区银行在灵寿的南枪杆村召开了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后到过西湾、南刁窝村（具体位置不详）、魏沟村（具体位置不详），（1941年初至1943底），南枪杆总行旧址保存相对完好。
印刷（总）局：1939年夏（8月）到1941年秋，边区印刷总局在灵寿期间较为稳固驻扎在油盆一带，也就是油盆（总局）、庙台、大西沟、大东沟（属阜平）四个相邻的自然村庄。其它：1941-1943在平山苍蝇沟；1943-1945在平山水磨湾。1945.6-1946在张家口市。1946-1949又从张家口撤出返回到阜平南峪村。期间由于好多物资仍在油盆一带山区掩埋藏储，所以印刷（总）局人员也一直在平山、灵寿、阜平这一带巡回保护看管(张家口时期除外）。
边区政府更为稳定，一屁股蹲在麒麟院呆了五年（1939年夏-1943年秋），为保密，麒麟院改名“胡家庄”。其实，1939年初已有部分机构先遣进驻灵寿牛庄、寨头村。（《印刷局》P56）
第四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从（灵寿油盆）这里走来”这个观点或提法正确吗？
这个观点有点照抄照搬（“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哗众取宠，太夸张了，十分不妥。
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不仅仅是华北银行，还包括北海银行（山东根据地的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晋绥根据地的银行）。
华北银行也不仅仅是晋察冀一家银行单独组成。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总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迁至现石家庄市中华大街11号联合办公。5月9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组成中共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7月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副经理关学文、胡景云，华北银行总行设在石家庄。（《银行》P280-284）
1948年1月，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的发行，使西北农民银行货币成为西北解放区（包括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统一货币。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告”与“布告”，宣告：1、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2、以华北银行总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3月12日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人民币。（《银行》P287）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不像西柏坡那样党中央和军委集中进入北京。而是由多个根据地银行依次合并而成。若说中国人民银行从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走来，更有甚者，大胆妄言、武断提倡从我们灵寿、南营、油盆走来就太夸张了，更何况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没在油盆待过，有点罔顾事实，无中生有了。如果观点经不起推敲，就会弄巧成拙，传为笑谈。
以上四个问题，是本人在学习探讨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历史中梳理出的个人四点看法。这些观点或许站位不准，或许比较片面，甚或因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观点不成立，皆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热爱灵寿红色革命历史文化的普通党员和担负全县副科级以下党员干部政治思想教育的普通教育工作者，我的初衷只有一个，就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讲给抗战年代慷慨悲歌的灵寿人民英雄后代，抛砖引玉，引发思考，鼓励和带动灵寿县所有具有革命历史情怀的同仁志士参与进来，形成合力，共同挖掘灵寿县红色革命文化、拯救灵寿县红色革命历史文化，使之不断代，有传承；共同学习研讨，使之发扬光大，形成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共同探讨文企融合的科学模式，推动灵寿全域生态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实现“红”带（动）“绿”、“绿”（反）哺“红”，最终实现灵寿经济、文化、教育、各项社会事业的万紫千红！
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10月26日夜于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