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安忆《我爱比尔》与卫慧《上海宝贝》主题的异同
2016-12-22 10:35阅读：
摘要：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和卫慧的《上海宝贝》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较为重要的两部关于女性思想解放以及爱情的女性小说，这两部作品在主题上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在相同中又蕴含着不同。
关键词：爱情 女性 主题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女性本体命运的追问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和卫慧的《上海宝贝》是在女性主义文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它们的主题中表露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女性本体命运的追问，在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在表现女性意识上存在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差异。
（一）王安忆及其《我爱比尔》
王安忆曾说:“一部长篇必须是一部哲学,长篇从整体上讲应该是理性的……写作需要井然有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逻辑来推动”,她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写出对人生进行思考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作品,从王安忆写作成长的过程来看,可以发现她的作品中始终有着对女性命运本体的追问式的探索和思考,《我爱比尔》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告诉世人,政治或经济的解放与平等并没有使女性走出社会边缘角色,她们仍然依附着男性,仍然在心理和精神上附属于男性。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充分展示了其前期对人生、对女性命运思索的伸发以及追问精神。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可以说是王安忆对先前尝试的归结。阿三具有与男性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利。她作为受到高等教育的现代大学生,与两个既是朋友也是师长的男性画家共同举办了画展,却并不以他们作画是为了宣泄和批判的观点左右自己,怯生生却是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画画只是因为快乐”,而且“很出了些风头”;在与美国驻沪文化官员比尔结识之际,比尔评价她的画说:“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你来告诉什么,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阿三则说:“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东西”,她在经济和生活空间上更是自由的,更具有现代女性的特点,即使是靠绘丝巾和带家教挣房租也好,她从未因为是为了与比尔约会而向比尔提出要求,而在被学校开除之后,她也未向家人或比尔透露丝毫。阿三的独立意识十分明显,是现代拥有政治与经济双重独立的女性代表。
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却也仍旧未逃离悲剧的命运,或许正如阿三后来所思考的那样“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当比尔在第一
次吻了她,却又按捺了冲动,使自己平静下来时,阿三的心惶惶不安了,回到宿舍便“好好地审视了一番她的身体”,并且最后认定是由于缺乏经验“扫了比尔的兴”,告诉自己“但是,它们勤于学习”,在后来相处的时间,“与实际的作爱相比,阿三上午兴趣更在营造气氛方面……全想着比尔怎么高兴”,“所以她就必须千方百计地留住比尔,不使他扫兴而离去”,以比尔的满意为自己的追求,专心于取悦比尔,忽视自我,放弃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利与要求；因为比尔喜欢的正是她的谦逊,所以即使当“她心里有气,却不知该如何向谁撒去”时,也只是“就向自己吧!”独自一个人承受辛苦伤心,阿三总是克制、弱化内心声音,顺从比尔成了阿三自觉的追求。阿三已在爱比尔中失落了自己,她不再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个体,“没有比尔就没有阿三,阿三为比尔存在并快乐着”。比尔走了,阿三连自己过去生活的存在都怀疑了,竟产生了“难道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的疑惑。阿三在爱中神化了比尔,顺从、克己、奉献、隐藏自我似乎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从阿三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追求爱的本能使之放弃了一切,一再地弱化自我,对男性存在精神依附的特点。也许有人会说阿三是因为在与比尔的爱情中陷入太深才导致她泯灭自我的,那么,阿三与马丁交往中的表现就毫无疑问地否定了这种假定。
马丁是一个法国的画商,马丁说:“我们喜欢一些本来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来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无疑这类似于比尔的语调刺激了阿三心中积淀的对比尔的爱,阿三去找女作家,“阿三很想和她谈些马丁的事,可是一张嘴,说的竟是比尔”。阿三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把那抑制于心底积淀太浓使她失落了自我的对比尔的爱全部倾吐出来。同时马丁的出现,也激发了她对自我的寻找,她怀着恐惧想到“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倘若没有新的事情发生,而且,难道她真的能够忘记比尔?”这是她第一次正面的思考,没有回避对比尔不可忘怀,也没有麻痹自己,她在考虑自己的未来了,她问女作家“你看我有一天能出去吗?”
是即使如此,阿三也只是把期望放在了马丁身上,阿三始终把自己寄予在男性的臂膀之下,她原本拥有和男性平分秋色的文化和经济地位,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她的依附性。阿三是抱着认为“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的念头”爱马丁的,“马丁抱着她的一瞬间,阿三却是抱着她的一生”。也再次把自己置于虚妄的期待之中,马丁最终拒绝了带她走的要求,阿三为马丁否定了其画画的手法而愤怒,不过是以此来掩饰重新生活的希望破灭的愤怒。也许马丁的确比比尔更加破坏了阿三的生活,因为阿三爱比尔,以至在爱中迷失自我;马丁的出现唤醒了阿三,给了阿三重新做人的希望,但最终还是亲手无情地毁灭了这个希望。对阿三来说,这一次几乎是痛及她的整个人生。
在阿三形象的塑造上,王安忆表现出了执着的追问精神——难道女性的精神依附性只表现在爱情之中吗?终于,阿三放弃了爱与不爱,踏进了被见多识广的旅游女老板认定是那一类女孩才去的宾馆,她似乎放弃了爱情,她期待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与外国人同饮咖啡?阿三当然回答:不是。阿三还是在期待男性救世主的出现,阿三与各种外国人周旋着,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象,仅仅是一夜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也因此,阿三对他们的爱也是一无二致的,即使如此,在他们身上,她还是产生着同样的遐想——阿三在刚刚对一个比利时人产生了一些幻想,将人家的公寓看成了自己的家,还自己掏出了钱为它添置一些东西时,比利时人却告诉她自己的女友要来旅游了,叫她不要再来了。就在这一天,阿三也由于被艾克的朋友报警而被警察抓走,开始了劳教生活。
阿三的悲剧并不在于是否被劳教,而在于她始终未正视自我,在于其自愿处在西蒙·波娃所谓第二性的地位,隶属于男人,服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女性在反叛男性神话中没有实现自我,她们拥有了与男性在社会中、在职位、情感和心理领域平分秋色的权力,却往往对这种权力视而不见,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取悦男性,继续着奉献自我乃至消亡自我的社会边缘角色,心理依附始终伴随着她们,阿三在对自己的悲剧总结时说“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模糊意识到了自己在爱中失落了太多,却没有意识到导致这种失落的根本原因——其顽固而深刻的精神依附性。
（二）卫慧及其《上海宝贝》
自从卫慧的成名作《上海宝贝》发表以来，颇受众议，在文
坛掀起一股不小的风波，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垃圾化的产物”，而同时，卫慧被一些评论者称作一个都市新人类欲望的代言人，足见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宝贝”确有她的独特之处。
《上海宝贝》以全新的价值取向和彻底的叛逆精神描写了都市青年女性的混乱情爱和情感痛苦。她们不再以理性和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对待生活,而是沉醉于光怪陆离的情绪和情欲之中,她们对性爱的态度让传统人士目瞪口呆。在卫慧无所顾忌的笔下,一个叛逆的倪可出现了。倪可再也不是传统作品中为爱人守身如玉的“好女孩”,她要解放自己,使自己成为生活中的主角,使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使自己不看男人和世俗的眼色,而去追求自己的快乐。爱情使倪可与天天的精神相通,然而天天的性无能使得他们的感情越深厚倪可的肉体就要承受越大的煎熬,“相爱愈深,肉体愈痛”。倪可没有坚守这种高尚的灵魂之爱,她渴望一个精神与肉体合一的完整男人,她需要一种灵肉结合的爱情,当这种渴望不能实现时,她与马克的肉体关系成为一种必然。当马克一次又一次地诱惑她时,她没有刻意地抗拒这种诱惑,除了精神的坚守之外,她放纵了自己的肉体,这是一种本能的驱使,也是一种渴望新鲜的冲动。倪可一次次地为自己找到理由,寻找机会与情人幽会,又一次次满怀内疚和痛苦地回到天天身边。尽管我们可以从传统的道德角度对倪可身体与灵魂的不一表示不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听命于男人的内心自由的女人,她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学中那些需仰男人鼻息而活的传统女人。她的这种行为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价值取向:不放弃精神依托,也不想放弃物欲生活。这无疑是对向来高高在上、充当拯救者的男性社会的一次彻底颠覆。
倪可的狂野、独立、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与天天的柔弱、无助、沉默寡言、多愁善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爱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多少,我的爱应该有多少。天天如氧气般地需要着我的存在。”她没有拒绝马克的诱惑,却又不放弃对弱者天天的帮助,这种“女强男弱”的性别分配代替了传统作品中的“男强女弱”的性别模式,男人/女人、拯救者/被拯救者这种经典的二元对立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卫慧试图用这种纯洁、不被污染的男性形象平衡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爱情氛围,这种对传统爱情观的性别角色的反叛,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是卫慧对女性主义立场的坚守。
为了摆脱男权社会的重压,卫慧让女主人公开始自我拯救之途。倪可的自我拯救途径主要是建立两性关系式中的女性爱欲主体,在男性身上追求爱欲的实现和快感,“性”成了她颠覆一切的工具。她主张将“性”与“爱”分离,而正是这种性爱分离的模式,使得卫慧笔下的倪可有一种对欲望的迷恋和失控,不是她驾驭了欲望,而是欲望驾驭了她,使她成为了性欲的奴隶:“一瞬间看到自己的双手爬在马克健美的后背上,就像两只蜘蛛一样在蠕动,挑拨,轻指,咝咝咝的气声,漫天飞旋的性激素的气味。”“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对马克充满了渴望。让我象一只被狂风摇落的苹果一样落进他的怀里吧。”“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每次离开他,我就又会想应该死的人是他。”而实际上,“性放纵”与“性解放”是完全不能等同而言的两个概念,“性解放”也并不等于“女性解放”,在后现代的狂欢中,当即时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成为叛逆的唯一途径时,女人是否真正摆脱了男权规范的束缚而获得了与男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和自由了呢?当倪可被马克拖到洗手间完成性的狂欢后,“我哭起来,这一切不可解释,我越来越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突然觉得自己连楼下那些职业娼妓还不如。”我以为卫慧在对抗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禁锢时无意中从一种专制滑向了另一种专制,正如刘小枫所言:“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徒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话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商业时代是欲望的时代,女性最自由的是自己的身体,身体成为女性展示欲望的舞台,然而这种展示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出一种抗争的姿态,并不能从本质意义上解放女性的身体和精神,“自我拯救”应该从正视和珍视自己的身体开始。
在女性解放的问题上，虽然《我爱比尔》和《上海宝贝》在主题上都已体现，但是《我爱比尔》在主题上更突出的是对女性本体命运的追问，而《上海宝贝》更多的是女性的性的解放。
二、跨过之恋的比较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和卫慧的《伤害宝贝》都在主题上描写了跨国之恋，两者在这一主题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我在阅读这两部小说时,发现小说中无不与外国男性形象有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是西方文化的符号表征,中国女性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也是中西方异质文化碰撞的过程,她们一致地崇尚西方文化,使自己的生活西方化,最终导致自我的迷失和陷入文化身份的困境。《我
爱比尔》中的美国人比尔,《上海宝贝》中的德国人马克,这两个男性形象与文中中国女性形象产生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西方与东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因为这种对立产生了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文本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个聪明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行业。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处在社会前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男性,并有所交往。《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家族的人,故事的开头她尚在美院读书,与比尔的认识源于她和朋友共同举办的画展。《上海宝贝》又显然有了不同,主人公倪已经脱离了清涩的校园生活,但和前两者一样,她的状态仍然是与日常生活脱节的,生活在城市边缘,从事写作。她们都是处于“无根”状态的人,阿三是完完全全的没有血缘和精神上的根基，;倪可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一样从世俗家庭的温暖中逃离出来,她们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过去生活或者文化历史的痕迹,只想像一颗飞速出膛的子弹一样,横空出世,脱离原来的生活,登上驶向未来的大船。
正如《我爱比尔》中比尔对阿三的评价:“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是你的精神,'更接近我们西方人。”这些中国女孩在价值观上更亲近西方,阿三为自己的处女之身,没有性方面的经验而感到害羞,这种感受完全是西化的。她在性上的大胆和开放使西方男人都感到吃惊,不知道这种她的这种理解从何而来。倪可更是一个热衷西方文化的人物,对亨利'米勒的崇拜和对CK香水味的迷恋,以及她和天天的房间中的情调布置:IKEA的沙发,厨房里满摆的红酒和香肠,唱机里冶丽的女生在法国旧式电影音乐般的背景里慢慢浮现,甚至小说每一章的开头对于西方文化、文学段落的引用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宣言。由此也不难理解,她们在遇到西方男人以后的那种没有来由的喜爱和崇拜。
精神上的西化和外表上的自我东方化,在她们身上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景观。阿三很明白自己在西方人眼中的优势所在,在外表和气氛的营造上,她不断主动地自我东方化,为了吸引比尔,并将自己与“金发碧眼的对手”区别开来。然而,阿三营造的异国清调也并非真正的“东方”,而是时空错乱的奇异感:白色紧身衣裤与宽肩西装,盘钮夹袄与方跟皮鞋,男式缎子晨衣与老式唱机,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在交错很杂。正是这种奇异吸引了比尔。然而阿三的矛盾之处在于,她使比尔爱上了东方化的非常态的自己,而她又希望比尔爱上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女孩”。这里面便形成了一个错位。她所希望的中西合流的平衡点迟迟没有出现。于是阿三遭遇了自我形象的困惑。
倪可倒是很少对自我形象的表达上发生困惑,享受着上海这个后殖民式的美丽后花园,一心一意地崇拜亨利'米勒和可可'香奈儿。然而面对西方女人,她仍然感到对方的雪白肌肤“像蜜汁一样芬芳”可以沉掉一千艘船,这种对西方女子像神话中的海伦般的赞美显然与杜拉斯笔下法国女人式的粗糙有着天壤之别。倪可意识到自己(包括其他中国人)无法抹去东方人的面孔和体型,颇有东方女人美则美矣,却不如西方女人大气的感慨。对于自己说英语时的中国人口音她也仍然十分介意,并且意识到这之中的不可抗拒之力。并且她也时常要担心自己被西方人误读,被当作一个现代中国背景下东方式的景观,或者是仅仅是一个“钓金龟婿”的中国女孩。可以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杂揉与矛盾。
小说中西方男性被赋予了一切美好的形象，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偶像，他们无论是在形象上，还是修养上都可以用完美一词概括。而小说中的中国男性的形象,大都表现为失声、缺席或“非男性”化的特征。他们身上往往隐喻了生活粗糙、无趣、艰辛的现实一面,某种程度上也象征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非男性”化的角色。
《我爱比尔》中,从男性一女性的关系结构上来讲,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仅用一句现在,阿三已经划进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那类女孩子,本国的男孩子放弃了大她们的主意。这就是阿三至今没有遇上一个中国求爱者的缘故',似乎就足够解释中国男性退席的全部理由。当对手是西方男性的时候,中国男人主动消失在这场争夺的战役之中,甚至是连打保卫战的兴趣都没有。而《上海宝贝》中的天天,是一个格外干净美丽,又十分脆弱的男孩子,按照猜测,他的父亲是死于母亲和西班牙男人的合谋,他也因此丧失了性能力。甚至最后脆弱的天天自己也死于倪可与德国人马克的艳遇。这种被“阉割”和“谋杀”竟然源于中国女人和西方男人的同谋,并且从父辈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
在《我爱比尔》和《上海宝贝》中，女主人公都选择了跨国之恋，然而却都以悲剧收尾，在替换—猎多—冲突这一过程中，跨过之恋必将会以悲剧结束。
参考文献：
[1]王艳芳·《被复制的文化消费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
[2]王安忆·《我爱比尔》·电子书
[3]卫慧·《上海宝贝》·电子书
[4]周芸芳·“中国—西方”的寓言— 《Ｋ》、《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之跨国恋分析·中国知网·2008年
[5]孙桂芝·对女性命运本体的追问—重读王安忆《我爱比尔》·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