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葆华：沈从文与鲁迅究竟见过面没有
2020-05-10 16:47阅读：
沈从文与鲁迅究竟见过面没有
（原载《沈从文研究》第一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任 葆
华
摘要：沈从文与鲁迅生前留下的文字里从未见有提及彼此见过面的事，在他人的文字里之前也未发现有相关的记述。因此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都认为他们两人从未见过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中提供的材料不仅完全可以证实他们两个人见过面，而且还包含了一些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等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沈从文；鲁迅；晤面；评价
作者简介：任葆华，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23年至1926年，沈从文与鲁迅同时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们又同居上海，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然而他们两人留下的文字里从未见有提及彼此见过面的事。因此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都认为他们从未见过面，几乎在所有的有关沈从文与鲁迅的文章中，每每说到二人关系时也皆无一例外地持此观点。华济时先生
1982年在《湘潭大学学报》第
3期发表的《鲁迅与沈从文》一文是目前我能查阅到的最早持此观点的文章。国内沈从文研究最权威的专家凌宇先生在《从边城走向世界》（
1985年初版及
2006年修订版）、《沈从文传》（
1988年版）等书中也持此观点。笔者
2015年在《鲁迅研究月刊》第
2期上发表的《沈从文的一封佚信及鲁迅》一文曾就此问题做过考证，但由于当时手中掌握的材料有限，只是证实他们曾处同一场合，并由此推断他们有可能见过面。
[1]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
2018年
2月最新出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书中虽然注意到拙文的说法，但仍认为沈从文与鲁迅从未见过面
[2]
。最近
在查阅有关资料，笔者又意外地发现了一条有力的证据，该材料不仅完全可以证实他们两个人见过面，而且还包含了一些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等有价值的信息。
为了完整而彻底地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之前提及拙文中有关证据材料重新做一回顾。
沈从文先生1930年4月曾给赵景深写过一信，该信和其他作家的信件曾以《现代小说家书简——现代作家书简之一》为题刊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上，题目下署“赵景深辑注”。查阅《沈从文全集》，发现并未收入此信，吴世勇编著的《沈从文年谱》中也未见提及，经与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先生信件联系沟通，确认它是沈从文的一封佚信无疑。故这里全文照录如下：
景深兄：
来访候约一小时，恐不能即归，乃走去。中公预二欲请一教授，一星期五小时，支配在两天内，每时二元，特托弟来恳我兄帮忙，教的是极易对付之国文，如我兄高兴，希望即回弟一信。在同学方面，极希望有我兄为引导，学校待遇虽薄，同学愿作柴霍甫[3]
译者之学生事实极幸福，故亟待盼信一示，以便转告。
十七日喜事，当来吃酒。[4]
弟 从文
顿首
信中主要谈了两件事：一是沈言曾来访代中国公学邀赵前去教授国文。据赵景深注中所说，当时他并未接受邀约前去教书，但在第二年李青崖任该校中文系主任后，却应约在该校教了《小说法程》。二是沈表示要来吃赵之喜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赵的婚礼是在1930年4月19日，而沈信中误说成4月17日。不过，4月19日那天，沈还是按时出席了赵景深与李希同女士在上海大中华饭店举行的婚宴。
这里有贺玉波的《鲁迅的孤僻》一文（1934年7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为证。该文记录了贺在赵景深与李希同女士婚礼上所见，不仅证明了沈按时出席了婚宴，而且贺还证实，在那天的婚宴上他同时看到过沈从文与鲁迅两位先生。文章不长，为省去翻检之劳，全文抄录如下：
在文学家群中，据说性情最孤僻的莫如鲁迅。从前我只从一些作家故事中看到，或是从人家的口中听到，似乎有点不大相信。可是，自从民十八年我亲眼见到他孤僻的性情，方才相信人言之不虚。
记得是那年春季吧，赵景深和李希同女士在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男女两家所请宾客将近百人，均为海上文坛知名人士。我因为是景深的旧友，也在被邀之列；便在那天黄昏时刻，随开明书店章老板和同事等，雇一汽车去赴宴。
进礼堂时，已是嘉宾满座的时候。我们给主人道贺之后，便自动参加那些熟悉的友朋之中间，谈着，笑着，以等候宴席。这时候，有一位在我的耳边低语着：
“瞧！鲁迅一人孤单地坐在那里！”
我便把眼光投去，只见他老人家，穿着一件长衣，孤单单地闷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前额的头发已脱落，一笔粗黑的东洋胡须，把他的那脸色衬得怪庄严而冷酷。
我瞧瞧礼堂的各处，却见这里一摊，那里一群的宾客，大家正谈得格外起劲。那漂亮的徐霞村，陪着瘦削的沈从文，把新进的女诗人虞女士包围在一起，混得怪有趣而快乐。我们滑稽的章老板，却和商务一部分同人如周予同、叶圣陶等，加上我们自己几个人，正在大谈其新郎的“江北空城计”的笑话。此外，还看见许多不相识的人也是各成一团，在谈着闲话。
于是，我再把眼光去投到鲁迅的身上，他仍然如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只是痴看着，默想着，不说一句话。他不去找同堂的人攀谈；可是，人家也不敢走到他的身边去找他，一直到张宴时，他才一声不响地入座。
“的确，鲁迅这老头儿是一个孤僻的人！”
我时时听见身旁的人，在发着这一类的议论。[5]
贺玉波是现代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兼搞创作与翻译。贺上文发表时，鲁迅与沈从文尚在世，完全有机会看到，故不大可能造假，而且文中有许多有关鲁迅和沈从文等人那天参加宴会的细节描述，应该真实可信，只不过笔调有点欠恭。
查阅鲁迅1930年4月19日日记，其中写道：“昙。上午广平来。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7人。夜回寓。”[6]
可见贺文其言不虚，鲁迅确实出席了那天的婚宴。而且据贺文中所述，他是“那天黄昏时刻”赴的宴，这与鲁迅日记“留晚饭”时间完全吻合。
沈从文与鲁迅同在赵景深的婚礼现场出现，这可能是他们两人唯一一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场合，据贺玉波前文所言，那天参加婚宴者不足百人，同时按鲁迅日记“同席7人”之说，每桌也就8人左右，总共也就10桌上下。这说明那天出席宴会的人并不算太多。鲁迅作为中国文坛的翘楚，名头极大，当时的书刊上也时有他的消息和照片，他的出席肯定会比较引人注目。沈从文若是看到鲁迅，应该能够认出来。再说宴会上他们彼此都熟悉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向他们指认彼此。因此，我认为不能排除沈在赵景深婚宴上看到过鲁迅的可能性。至此，我们只能说，沈从文有机会和可能在婚宴上看到过鲁迅，至于是否见到尚无法确切证实。
前不久，笔者为写一篇其他文章查阅资料，偶尔发现了一条有力的证据，该材料似可证实笔者当初的推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世界日报》第3版刊出《悼鲁迅先生》的社评，同时在第7版以《教育界及文艺作家昨一致痛悼鲁迅
向记者分别谈述所感
均认系文坛最大不幸》为题刊出了该报记者对蒋梦麟、梁实秋、沈尹默、沈从文、杨振声、黎锦熙等关于鲁迅逝世的专访。该记者最初可能并没有计划采访沈从文，但在他采访杨振声时，沈从文正好在杨家里，于是他便随即采访了沈从文，征询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看法，据该报道，沈具体谈话如下：
余与鲁迅先生，仅在上海时晤得一面，当时系赴一宴会，余与其同桌，然彼此之间，并无一语相通。先生为文，冷峭深刻，为当代文人所不能及者，盖其幼时尖刻，又留心世故，故经验颇为宏富，嗣后所作之文，皆由当时经验得来，刻划入骨，《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讽刺人生，冷袭社会亦为当时经验中，对人世黑暗之愤恨而成，即后日发表之作品，大半如是。盖其个性异常强硬，心机又灵，遇事不满，则始终不能忘记，即现时所发表之小品文字及杂感，亦由他人对于彼之文章之批评，而实行报复主义之反攻，最近先生自觉创作艰难，而从事翻译工作，不料竟永诀矣。至其参加此次之作家联合宣言，乃是海上左翼之内讧，因以此而重行复圆也。[7]
在上面这段访谈中，沈从文本人明确承认，自己与鲁迅“仅在上海时晤得一面，当时系赴一宴会”，且他与鲁迅同坐一桌，只不过彼此之间“并无一语相通”。沈清楚知道自己对记者的谈话是要上报纸的，而和他同时出席宴会的文坛名流和友人多尚在人世，因此他不大可能毫无顾忌地去说谎。再说，以沈从文的为人品性和当时在国内文坛的地位，他也没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说谎攀附鲁迅来抬高自己。沈一生留下的文字里从未有过攀附鲁迅的语句，反而倒是从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疏离，甚至晚年他还在致大姐沈岳锟的信中这样言及鲁迅：“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8]
基于此以及我之前的有关论述，我们现在应该基本可以确认，沈从文与鲁迅见过面，而且唯一的一次晤面，很可能就是在1930年4月19日赵景深与李小峰之妹李希同女士的婚宴上。因为这是目前已知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可以被证实的两人共同出席过的宴会。虽然鲁迅日记中关于此次宴会的记载，只是说“同席7人”，而并没有说有那些人，但我们不能由此排除此次宴会沈与鲁迅同桌的可能性。总之，沈从文与鲁迅见过面确属事实。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早年鲁迅因丁玲来信误会沈从文之事，造成他们彼此的心里隔阂，同时政治态度、文艺观的迥异或又导致他们之间互有成见，加之鲁迅的“孤傲”与沈从文的
“执拗”，使得他们两人谁也不愿首先打破僵局。上海宴会上的晤面，本有可能为两位文学大师提供一次难得的冰释前嫌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遗憾。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沈从文在上面的访谈中还有一些有关鲁迅及作品的评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鲁迅作品皆从经验中得来，“冷峭深刻，为当代文人所不能及”；二、鲁迅“个性异常强硬，心机又灵，遇事不满，则始终不能忘记”；三、鲁迅后期杂文是“由他人对于彼之文章之批评，而实行报复主义之反攻。”四、鲁迅等人1936年签署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海上左翼之内讧，因以此而重行复圆也。”应该说，沈从文对鲁迅作品“冷峭深刻”之特点的把握颇为准确，对鲁迅个性之分析及鲁迅等人签署《宣言》的行为之评价也不无道理，但他对鲁迅后期杂文之认识却显得有一些狭隘。不过，这样的认识也是当时北平学界和文学界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尽管沈从文与鲁迅先生早年有过嫌隙，但这并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的文学成就的赞赏。沈在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对鲁迅都有过很高的评价，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也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9]
鲁迅逝世后，沈从文和北平文教界人士致电哀悼鲁迅逝世，并积极参加悼念活动。据1936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报道，沈从文与曹靖华、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朱自清、谢冰心、梁实秋等人准备发起鲁迅先生扩大追悼会。同日上海《大公报》记者发表“北平通信”，也报道了北平方面的追悼会安排：“鲁迅前晨因肺病在沪逝世，平教育文化界友人莫不表示哀痛，昨纷纷致电上海吊唁。此外还决定于最近期间联合举行追悼大会，闻昨已商定追悼的办法如下：一、追悼会之发起，由个人团体双方进行。个人方面有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朱自清、谢冰心、沈从文等、团体方面有作家协会、北方文艺社、世界语编译等；二、追悼地点决定在城内。”[10]
或许沈从文并不怎么欣赏鲁迅的个性及为文风格，但鲁迅逝世后，他积极参加有关悼念活动的行为，业已证实了他对鲁迅还是比较敬重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是非恩怨转头空。
注释
[1]
任葆华：《沈从文的一封佚信及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2期。
[2]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3]
柴霍甫今译契诃夫，俄罗斯19世纪作家。赵景深在1928-1929年间曾译柴霍甫作品，并于1930年3月出版《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卷本。
[4]
赵景深辑注：《现代小说家书简——现代作家书简之一》，《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页。
[5]
玉波：《鲁迅的孤僻》，《时事新报》（上海），1934年7月20日
[6]
《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3页。
[7]
本报记者：《教育界及文艺作家昨一致痛悼鲁迅》，《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0日，第7版。
[8]
《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9]
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10]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